就像生肖循环，在这十二年里，我从惠州到广州，再到美国、香港，然后是北京，最后又回到惠州。经历并不出奇，却也有些感触。
从清华到惠州
我于１９８７年从江西考上清华计算机系。在清华的五年，我从一个没见过城市、不会说普通话、只知道考试的山村少年成长为一个终日忧国忧民、憧憬要做出一番大事业的社会青年。
１９９２年，我要从清华毕业了。我当时一门心思要来广东，准确一点说是到深圳，感觉只有到了深圳才有机会干出一番大事。非常让我失望的是，计算机系只有一个人被一家深圳企业录用了。转而求其次，寻找其它广东单位，我发现一个写着“惠州市经委”的招聘单位。在招聘人员“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的鼓吹下，也因为没有其它选择，我终于下定决心，到惠州去。
惠州创业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３日，经历了一整天的长途跋涉之后，我终于在傍晚时分来到了心慕已久的惠州。我们当时的工作还是充满了快乐的，但是，幸福很快就被忧虑所取代。首先，我发现每月６００多元的工资根本就不够用。其次，公司来了一个新的管理团队，他们与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似乎并不融洽。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经常疑问，这样下去，如何能完成一番事业呢？
于是我决定要出来自己创业。我当时既没有钱，也没有经验，更没有关系。幸好我身上有一个软件，那是我上大学时为一家公司开发的一个医疗诊断软件。于是我找了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就合伙成立了一个公司，做医疗仪器生意。天随人愿，公司成立不久就卖出去几套仪器，因此公司就生存了下来。
随后的两三年，公司业务一直缓慢增长。这样下去，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什么宏图大业。于是，在１９９６年，我做了一个决定，将公司搬到广州，希望能将业务发展到全国，真正将公司做大做好。
广州思考
１９９７年初我连家连公司一起迁往广州。由于自己已经营医疗器械多年，有了一定的经验，并且有一些客户基础，加上广州的辐射作用明显比惠州强，公司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似乎一切都在按自己的预想进行着。
然而一件简单的事情让我再次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有一天，在一个清华校友聚会中，一个校友说起想去美国上ＭＢＡ，我因此第一次知道了商学院和ＭＢＡ。恰好随后不久我又在一家书店看到一个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写的一本书：《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看完之后，豁然开朗，觉得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东西。
我决心到美国上ＭＢＡ。我从１９９７年底开始边工作，边复习英语，到１９９８年底顺利考完ＴＯＥＦＬ和ＧＭＡＴ。而后经过复杂的申请程序，１９９９年３月先后获得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Ｗｈａｒｔｏｎ）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录取。更为幸运的是，我还获得了沃顿商学院给中国学生的唯一一个全额奖学金。１９９９年７月，我和太太来到美国费城，正式开始美国游学生涯。
美国游学
沃顿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上了二十几门课程，听了几百个公司所做的介绍，听过数十位知名人物的演讲，参观过多个知名公司。美国的商学院实际把自己当成一个培训公司，而毕业学生就是他们的产品。商学院的所有教学及活动安排都是致力于使他的学生毕业后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可能成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领导。
对我而言，美国商学院的经历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好处。首先，我系统地学习了各种先进的管理、商业、金融等知识，大大补充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缺陷。其次，商学院经历使我拥有了一个分布全球的校友网络。最后，在美国的两年，我亲身体会、感受了美国异常发达的金融、法律及经济体系。我想，所有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生活都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找暑期工作时，我很荣幸被享有盛誉的高盛（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投资银行亚洲公司录用。经过暑期三个月的实习，高盛又邀请我毕业后正式加入公司。我很快答应了邀请。
投行经历
高盛是世界上最具声誉的投资银行之一。我在高盛，是在投资银行部门。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客户的股票或债券发行计划成功，或者帮助客户的收购、出售或重组计划获得满意的结果。为了这两方面的目的，除了要做很多必须的尽职调查、财务模型、估值及各种文档准备外，同时也要做很多其它工作，如进行行业分析、设计公司重组及员工激励计划、协调审计、咨询、律师的工作等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主要参与了中国移动收购各省市资产、中国银行（香港）股票上市、诺基亚中国业务重组、中国航空信息股票上市等工作。
除了更加熟悉了全球资本市场及投行业务之外，在高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员工的专业精神。高盛对员工的文字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一项工作都要由多人核查。而关系重大的财务模型及估值则一定要至少经过一个委员会才能确定。此外，高盛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不同的业务要经过不同的委员会批准才能开展。因此，我们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公司内部的文件，以符合公司业务规范，以及得到各种委员会的批准。
在我看来，投行经历也容易给个人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如：绝大多数投行及投行人员金钱至上，崇尚成功，鄙视失败；在投行工作久的人，心态往往浮躁，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按照原定的计划，我２００２年末离开高盛，回到北京，重新创业。
北京教训
２００２年末，我在北京与我的一个清华同学以及另一位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个公司。主要业务是人脸自动识别技术，我的同学在美国研究过这个技术很多年。他告诉我，他的技术在美国的权威测评中表现突出，并且几个月之内他就可以把技术产品化。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有一些客户关系，一旦产品出来，我就可以立即找到客户，然后就可以以此融资，顺利地把公司做起来。
后来的发展非常让人失望，直到一年之后产品才终于出来了。更为失望的是，产品的性能甚至还不如国内其它公司开发的产品。连我的同学自己也没有信心了，我们只好各寻出路。
重回惠州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好又重新考虑出路。有许多朋友劝我重回投行，也有各种各样的公司跟我联系，希望我出任他们的财务总监、融资顾问之类。我都不是很动心。我始终还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在这时候，我想到了我十二年前的同事，想起他们正在做的九联科技。由于大家相知已久，了解甚深，很快我就决定重返惠州，加入九联。在２００４年８月，我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惠州生活、工作。
曾经有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中国呢？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放着国际大企业不做而非要来九联这种小企业呢？还有许多人不解，问我为什么总愿意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呢？其实，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就是想做自己爱做的事。我爱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企业中，让自己与企业共同成长。我喜欢为自己制定一个宏伟的目标，而后努力去实现它。目标未必能实现，我却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获得无限的快乐。
《清华人》2005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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