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来源：《人物》杂志2008年第5期

翁文灏（1889～1971），浙江宁波人，留学欧洲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1929年创设清华大学地学系，后兼任清华代理校长（吴晗就是被他破格录取的）。

20世纪20年代的翁文灏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幼从私塾，1902年中秀才。1906年入震旦学院。1908年参加浙江省赴欧美留学考试被录取，入布鲁塞尔鲁汶大学攻习地质，是我国首位地质学博士。1910年浙江省财政困难，有人说石塘翁家家境富裕，停止了他的官费。他的父亲尽管自己挥霍无度，却不肯拿出钱来培养儿子。幸亏妻子贤惠，变卖自己的陪嫁首饰供夫求学，使他得以完成学业。1913年回国后，应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聘请，翁文灏到地质研究所任教。

早在清宣统初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曾设地质学科，聘请德人梭尔格博士任教，不久，由于没有学生而停办。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章鸿钊鉴于国内缺乏地质人才，曾倡议开办地质讲习所。不久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中央政府移到北京，矿政司划归工商部，下设地质科，由丁文江任科长。丁文江发现科内没有一名学地质的，而且也没有公文可办，便呈准于工商部内附设地质研究所，以培训地质调查人才，并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他一身兼任两个所的所长。研究所于1913年9月开学，丁却于11月辞去所长职务，请章鸿钊来主持，自己则去外地考察地质，年底又奉派赴云南调查滇东的矿产。

研究所开办才半年多，欧战爆发，主要教师梭尔格应征入伍后又在青岛被俘。章鸿钊正感难以应付时，翁文灏到来接替了梭尔格的位置，缓解了教学压力。翁备课教学认真，常带领学生去野外实地考察，被所长章鸿钊誉为“本所最有功之教员”。

1916年初，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他本人也于6月6日郁郁以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地质研究所正式结业，决定不再办下去。与此同时，谷钟秀出任农商总长。10月，复将地质调查局缩编为地质调查所，任命丁文江为所长，章鸿钊为地质股长，翁文灏为矿产股长。当时，大家认为已有的地质和矿物等专业名词的译名非常混乱，有音译的，有意译的，也有沿用日人的。今后随着著述出版的增多，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制定统一的地质和矿物专用名词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翁文灏追忆：“在那时候我们很用力讨论专门名词的用法。有一种趋向是要将地质学及其相关学的专门名词彻底地重新推翻，凡日本人的名词皆不要用。我很反对此说，我觉得日本人现沿用中国的矿物旧名，我们自也可袭用日本的岩石新语。古代生物与现代生物有密切关系，更不能好自立异，而且英、法、德诸文字都有许多名词互相雷同。科学界必须求节省时间，最宜免各分门户。日本名词为中国所无者中国自宜应用，中国名词为日本所未有者日本亦必接受。所以中国用日文寒武，日文亦必用华文之奥陶。谊尚往来最便实用。在君先生果采此说，到后来更嘱董常编成中英对照矿物、岩石、地质名词辑要。所以中国地质机关虽有好几个，但许多出版物所用名词大致是统一的。”这一事例也反映出三人的科学民主作风。

1939年翁文灏与家人合影，前排：翁文灏夫人林韵秋；后排中间为翁文灏；

右一为翁文灏二子翁心翰；左一为翁文灏二女翁燕娟

章、丁二人是公认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翁则略晚。章鸿钊是恂恂君子，谦恭长者，是中国地质学科的开山祖师，但从不以此骄人。与丁、翁二人比较，他年长体弱，醉心于学术钻研，对繁缛的行政工作不感兴趣。丁文江雄才大略，是天生领袖人才，创业之雄。他无论办什么事都能抓住要领，使问题迎刃而解。他为人性格外向，交游广阔，普遍受到人们的爱戴。翁文灏则性格内向，处世拘谨，对细小事情抓住不放，也能潜心学术不为外务所动，因此在所内有管家婆之讥。三人性格各异却能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其原因在于都具有高尚的品格，淡泊名利，对地质事业有崇高的献身精神。这种团结进取的氛围，加上与主要骨干均有师生之谊应该是地质调查所在政治混乱、经济困乏的条件下仍能取得巨大成绩的基本原因。

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后虽说分成几个股，但实际分工并没那么细，特别所长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早在1911年丁文江学成回国时，他便取道安南进入云南，长途跋涉经过贵州、湖南各省回到家乡。1914年更以一年时间往云南考察矿业与地质。在这两次旅行中，他发现地图存在严重缺陷，不仅没有标明偏远地区的自然地理基本特征，而且连主要驿道都没有准确地标示出来，因此觉得迫切需要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地质调查局的地形股即因此而设。

翁文灏在这方面可以说付出了巨大精力，一方面多方搜集中外已有的中国地图以及中国地图的历史沿革，另一方面积极研究地图的制作方法。截至1930年初，馆藏各种中国地形地理图已达万余幅。民国初年他常去Morrison图书馆，阅看收藏丰富的西文书志及报告，后据此写出“清初测绘地图考”；又对搜集到的各种经纬度数据详加比较，去伪存真，最后选定一千数百处作为地图制作的基点。这些努力没有白费，1930年丁文江终于联系到申报馆总编辑史量才，史愿意出资出版新编地图以庆祝该报创办60周年，此即世称的申报馆地图。地图的编辑制图由曾世英等负责，翁则负责规划、指导，所起的作用像是总设计师。1933年编图工作完成，取名为“中华民国新地图”。翁文灏从地质学的角度研究地理，写出多篇重要的论文。张其昀在“近二十年中国地理之进步”一文中赞扬他：“地质调查所，屹然为中国自然地理之发祥地，故二十年来，北平隐然成为中国地理学之中心。……其（指翁）所撰著，多发挥地质与地理之关系，殊为深切著明。且留意人文，其关于历史地理之著作，亦时有精到之论。……如翁君者，实可谓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界最有关系之一人。”

翁文灏（前排左一）1930年视察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台（张尔平提供）

1917年国内短暂的稳定政局由于在是否参加欧战上有严重分歧而变得动荡不安；总统和总理既积不相能，内阁与国会间又势若水火。6月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节为名率领他的辫子军入京，强迫总统解散国会，至7月初又迫总统退位，拥宣统复辟，但很快便被段祺瑞率兵扑灭，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中央政府完全由皖系控制，议员纷纷南下。14日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并向日本借款准备训练军队参战。南下议员则聚集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南北形成对立，两军在湖南、四川一带对峙。另一方面，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方针，聘用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学人士，掀起新文化革命的浪潮，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国外则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至年末又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地质调查所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起步的。

是年1月安徽霍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时间持续4个多月，相邻鲁、苏、浙、赣、鄂、豫诸省均有震感，所幸震中在人烟稀少的山区，伤亡不大。地质调查所当即制定表格，附以判断地震烈度等级的标准，分寄各省财政技术员，各铁路站长、海关税务司及各县知事，要求按照要求填注报上；又派遣调查员刘季辰等顺道前往实地勘查，最终写出一份“民国六年一月至三月地震调查报告”；翁文灏后又在《博物》杂志上发表文章“地震浅说”，详细介绍有关地震的知识，并且引证了此次地震之证例。可以说这才是我国首次对地震现象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正是由于此次经验，当1920年底甘肃发生8.5级地震，死亡25万余人而震惊中外时，北洋政府才会派遣以翁文灏为首、由4个部组成的6人小组前往实地考察。在这次考察中，翁文灏深深感到，中国地震发生次数虽不多，但受震面积甚大，震灾之烈度甚高，究其原因多与地质构造之断裂有关。又想到中国历史对地震的记载特别详细，正史以外复有省府县志，便利用这些资料，推定震中地域的分布而写出“甘肃地震考”、“中国震中地域及其地质原因”等论文。他的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1930年律师林行规捐款并捐出在西山鹫峰的别墅，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和研究室，配有能测知世界大地震的先进仪器，还发行专门出版物与国际地震台站交换，使我国地震学的研究进入了世界行列。

翁文灏（左二）1931年和步日耶、裴文中于周口店（裴申提供）

翁文灏对中国的能源问题特别重视，是我国石油地质学和煤炭地质学等学科的倡导人。早在1915年利用暑假之便应绥远土默特总管之邀考察绥远各地地质矿产时所撰写的报告中，煤田普查即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地质调查所成立后对各大煤田亦多专心调查，知其真相，并在世界能源会议上提出修正报告。1925年他发表“路矿关系论”，阐明煤炭开发与铁路运输的关系。解放以后，尽管他已身不在其位，但仍多次提出开发煤田出口换汇的建议。对于石油问题，自从民国初年美孚公司在陕北探油失败后便收集其资料加以研究。1921年初借甘肃地震考察之便，派谢家荣去玉门考察石油情况。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又先后派得力人员往陕北、四川和玉门各地做详细的勘查和探钻工作。1930年他募得金绍基的捐款在地质调查所内建立了“沁园燃料研究室”，配有完善的化学分析试验设备，并派人赴美德学习，为抗日战争时期燃料问题的解决先行了一步。他曾发表“中国石炭之分类”，提出按煤炭的含炭级次及净度（含灰）等级分类，并以符号表示。1934年根据对当时陕北和四川油气资源的认识，曾在一次演说中提出：“然陆成地层果绝无储油之望耶？若以油泉之多观之，陕北实远过于四川。”说明他已感觉到，陆相地层也有成油储油的可能性。这一论断为以后的玉门油田和大庆油田所证明。抗战期间他主持开发玉门油田并收回新疆独山子油田。胜利后组建中国石油公司，意图打破外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1964年75岁高龄时参观大庆油田，为我国石油开发史上的这一伟大成就兴奋不已。

1966年2月翁文灏（中）与长子翁心源（左）及幼子翁心鈞（右）合影

1918年11月欧战结束，中国政府派专使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另派梁启超、蒋百里、丁文江、徐新六、张君劢、杨鼎甫、刘子楷7人赴欧做国民外交并游历考察。在丁出行期间由翁代理所长，他便利用此机会将原拟议的《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整理好并付之印刷，等丁回国后审阅发行。地质出版物的产生意义非常重大，由于刊载的报告论著绝大部分用英文写作或附有英文提要，对外交流没有障碍，所以当1922年翁文灏参加在比利时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时，便携带这些地质出版物分发各国代表，使各国知道中国已有此类刊物，纷纷提出交换。在此次大会上他被推为副会长及评议员，是我国科学家在国际论坛上首次获得殊荣。

翁文灏对地质刊物出版工作非常看重，在丁文江的“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一文中曾有如下的一段描述：“地质调查所本身的汇报、专报、古生物志等等已经极烦重的了。他又是地质学会事实上的总干事兼总编辑。这两个机关的出版品总数在一万页以上，至少有一半是经他手细看过校过的，有四分之一是经他改正过的。我有时候看见他把人家的论文从头到尾替他重做过，然而仍然署原来作者的名；他自己不要求丝毫的声明和酬谢。……若不是大部分的光阴消磨在为他人做嫁衣上面，他的科学的成就一定要十倍于此的。”翁之所以花费偌大精力为他人作嫁衣裳实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在那政局混乱，内战频仍，经费极度短缺的年代，如何挽留住人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最有效的方法是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地公开出版，得到世界的认可。所以当杨钟健留学德国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发现自己的同班同学赵亚曾已经出了6本专著，成为世界知名的古生物学家时，感叹不已。
　　由于与世界知名机构建立了相互交换出版物的机制，不仅国内的研究成果能迅速传播到世界，也使地质图书馆能以极小的代价收藏全世界最新的科技信息，成为亚洲收藏最丰的专业图书馆。在“地质调查所出版十年纪念辞”中翁文灏说：“历年以来所孜孜不忘者，尤在吸收世界科学之新知，培养本国研究之人才，使每一专门学者由随人练习而独立研究而各擅专长，循序进修成为世界之专家；使每一专门学科始或利用外国专家时或派生出外学习，终至自行研究，积极进行，乃克臻学术之独立。不知之事不敢强以为知，专备之材务使渐求其备，渐至人有专科，科有专人，始终如一，无怠无荒，而后专门事业始克稍有基础。”

丁文江此次欧美之行的一个重大收获是聘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来华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和地质调查所技师。没有权威古生物学家对化石样本的鉴定，地质年代无从确定。葛氏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地质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葛氏于1920年到北京工作，历经中国内战和日本的侵略，直至1946年逝世，将他的下半生献给了中国的地质事业。他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古生物专才，到北京仅两年余就鉴定了全部地质调查所历年来所采集到的化石，推出《中国之地层学》这一巨著。地质调查所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成为世界同类刊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对世界地球学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通过这次旅行，丁文江的交游更加广阔，与学界、政界和军界都有了交往，对他以后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

1919年还是中国田野史前考古起步的年代。中国的上古时代一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下。地质调查所的三位领导都是国学功底深厚、饱读诗书的人；他们又都是科学家，而地质学又是与人文学科联系最密切的一门自然科学。他们对上古神话中哪些具有客观的科学性，哪一些则完全是杜撰的早就有所讨论。在该年的一次所务会议上，他们要求调查员在外出调查地质时，也应顺便留意人类遗址并搜集石器。

恰在此时，农商部聘用的瑞典籍顾问安特生博士也将主要兴趣由探查铁矿转向化石的采集，特别是在发现被作为中药的“龙骨”实际上是动物化石之后，便取得瑞典国内的资助，开始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发掘，并将采集到的标本送到他的母校乌普萨拉大学鉴定。丁文江游欧期间曾访问瑞典，并与资助安特生研究活动的人士晤面，同意了安特生的采集计划，并提议中瑞双方平分化石标本，研究结果必须在地质调查所的刊物上发表。

1920年安氏先后在河南、沈阳、甘肃等地有重大发现。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则配合他的工作，所有研究报告均刊登在地质调查所的相关刊物上。翁文灏始终密切关心这些工作，早在1920年即在《博物》杂志上发表“中国之石器时代”，1925年正式担任所长前即与支持安特生工作的瑞典委员会签订正式协议，后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的新发现”，向一般读者介绍史前史研究的新进展。

早在1918年，安氏就对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鸡骨山发生兴趣，并认定有发现早期人类的可能。随着出土的两颗牙齿化石被鉴定为类人猿的牙齿后便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步达生与地质调查所达成协议，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推丁文江为名誉主任，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到经费，于1927年开始正式发掘。1929年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猿人头骨，轰动了国际学术界。杨钟健在“中国猿人与人类进化问题”一文中写得好：“讲到周口店中国猿人之发现，虽延长有好多年之久，历次有许多外国人参加，但始终在中国方面地质调查所组织之下，做有计划有组织的科学工作。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我国人主动进行，不过有外力帮些忙罢了。”

1919年至1920年是中国政局发生巨大转变的年代。欧战结束，世界转向和平，要求国内南北双方停止干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消息传来，巴黎和会上将原德国在胶州半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以北大为首的京师学生举行规模盛大的示威运动（即五四运动），全国风起响应，总统徐世昌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诸人，自己也向两院提出辞职，内阁亦总辞职，引起政府危机。段祺瑞仍欲凭武力统一中国，坚持向南方用兵，导致北洋政权分裂。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胜利，皖系下台。

由于各省截留应上交中央的税款，中央财政支绌，欠薪严重。1921年北京九大院校的教职员发起索薪斗争。1922年总统甚至下令：“比来国用浩繁、度支竭蹶，以致各机关官吏薪俸多有亏欠，未及清偿……”。丁文江因大家庭负担沉重于1921年提出辞呈，迁往天津就任刘厚生办的北票煤矿总经理，9月部令翁文灏代丁为矿政司第四科科长，以翁为地质调查所会办，代理所长职务。当其时，供职京师的学人南下另寻工作的颇不乏其人。同一时期，翁的父亲在宁波因结交非人，挥霍无度，已债台高筑，度日艰难。翁便劝说父亲将宁波月湖畔的洋房住宅售出，还清欠债，迁往北京同住以节省开销，也远离那些帮靠白食之徒。还将曾祖父开始经营的上海大丰布号的股金退出，在北平六部口购买一所寿姓住宅，经过整修后将南面大门朝向新平路的部分留作自用，北面通向安福胡同部分租给某会馆，多余钱款尚可补贴家用。至此老家的根基消耗殆尽。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处在军阀混战、地方割据、民不聊生的状态。这段时间当属地质调查最困难时期，为维持所务翁文灏只领半薪，他另外去北大和北师大兼课并大量投稿以赡家用，投的最多的是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

中国科学社由几位在美国常青藤大学读书的留学生——杨杏佛、任鸿隽（由大总统孙中山派遣出国学习）、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过探先（公费留美考试录取的）等于1915年发起组织。1917年他们陆续回国后将机构移回国内，总社先在上海后迁往南京，翌年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分社，长期以来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民间综合科学机构。1926年在日本举行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由于中国尚无统一的国家科学机构，便商得同意由中国科学社代表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翁文灏为团长。在此次会议上，翁提出的论文为中生代以来中国之造山运动，特别申明中生代下期燕山运动关系之重大，中国构造中自东北至西南山间为此运动之特色。这个论点在会议上得到认同，加拿大及美国西部，以及新西兰均有此项运动，因此似为一环太平洋现象。

在中国科学社内翁文灏极为活跃，除往《科学》杂志上积极投稿外，还历任北京社友分会会长及科学社理事、社长等职务。每年一度的大会更是积极参加，从而结识一大批地质学以外的科学界（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朋友。另外一个耗费翁文灏巨大精力的机构是中国地质学会，这是由两位留美地质学家谢家荣和袁复礼首先向他提出，得到他的赞同，最后由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联名倡议，于1922年初正式成立的，首任会长章鸿钊，副会长翁文灏和李四光。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和联络情谊的机构。它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和《地质论评》两种刊物，所有日常会务以及会刊发行的工作均由地质调查所承担。

诸多地质刊物的出版不仅在工作上，在经费上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政府所拨经费连付日常工资都不够，这一部分经费只能求爷爷告奶奶地向各大企业募捐。这种情况到1926年得以改善。是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京开常会，议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之分配方法，地质调查所获得常年补助（以三年为限）35000元。

南方国民政府实行国共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又得到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终于实行北伐。北军东西两线均告失利，最终奉军撤出关内，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北洋政府实际上被推翻，而南方国民政府尚未被各国承认。在这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地质调查所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政府方面的经费落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又暂停。翁文灏在国民军占领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后只身南下，利用与农矿部长易培基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关系寻求支持。他于暑天到达南京，为节省开支夜间露宿在鼓楼上，这次出差情况从他给任鸿隽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梗概：

叔永吾兄大鉴：前因连夜虫扰，精神不支，故返沪暂为休息。日昨复至南京与农部接洽调查所事。该部虽力争仍由部办（公事手续均已办完）而对于经费尚无办法，仅定每月千余元之预算送交财部。事实上等于画饼。正在催商临时维持方法，亦恐无多。希望在此情况之下颇思自身如能得一教书之事以维生计，庶可兼管所事，不领所薪。一方面略缩规模，节省开支，或亦可暂维一时，以待机会。研究工作亦可不至完全停止。日前在君所谈之事或亦一种救济方法。兄如有便可否代为一提。弟拟在此再住数日以便催促，月底当可言旋。赐函可寄□□。此颂近安。

翁文灏 八月十五

信中谈到“在君所谈之事”，可能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原以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身份列名董事的范源濂病故，遗缺美方董事顾明提名由翁接替，其他中方董事如周始春、丁文江等亦表示赞同。翁在信中所表达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9月，新主清华大学的罗家伦聘请他为地理学系教授兼主任，在地质调查所则完全不支薪水。

1922年至1928年是国内政局最动荡时期，却是地质调查所走出国门扬名世界的时期。对翁文灏来说也是著述最丰、在学术上达到巅峰的时期。黄汲清分析认为他当时正处在精力最旺盛的壮年；地质调查所已建成（应该是正在建成）完善的图书馆、陈列馆和一些有相当水平的试验室；一大批青年地质工作者在他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由于战局紊乱，经费不足，地质调查工作开展得很不够）展开地质填图和矿产普查工作，收集了大量新资料并取得了大量新成果，供他进行综合研究之用。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他自己能专心工作，不为纷纭政局所影响；他的夫人刻苦持家，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为他营造了一个和谐安静的家庭环境；由于中央政府不稳定，农商总长一再易人，经费又短缺，行政上的干预减到最低限度；加上当时北京聚集了一批国外精英，如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德日进，以及后来的斯文·赫定，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有一个很浓厚的学术氛围。

1929年翁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清华的教学上，研究重点也由地质转向地理（当然他是从地质学的观点来对待地理学）。随着南北的统一，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得到江南的财力支持，地质调查所也逐渐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大规模的全国性地质调查和地质图绘制工作了。北平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也与地质调查所合并，其经费亦归地质调查所支配。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除本身经费加多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罗氏基金的补助亦纷至沓来，每年支出已超过20万元。但地质调查所仍将行政支出减至最低限度，非专门的职员只有会计和庶务各一人，薪金不过200余元。没有秘书，所有文牍信函都由所长亲自执笔，往往一早上写几十封信，手都写肿了。所节省出来的钱全部用在业务工作上。

翁文灏这样地忘我工作与1929年11月赵亚曾的遇害有关。赵亚曾，1899年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1923年北大地质系毕业后即入地质调查所工作。1929年3月赵亚曾和黄汲清奉派外出调查矿产地质，二人由西安至宝鸡，越秦岭入四川，沿途风餐露宿取得了丰富的地质资料，也解决了好几个重大的地质问题。利用在成都小休并整理资料的时间，赵又单身上峨眉山考察，完成了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的绘制。尔后两人在宜宾分手，赵亚曾准备去云南沿丁文江曾走过的路线考察，而黄汲清则取道贵阳入滇。11月15日赵夜宿客栈遇匪抢劫，为保护化石而被枪击身亡。赵的遇害对翁文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翁的心目中赵亚曾不仅是年轻一代中最优秀的楷模，更是他和丁文江属意的接班人。在《年谱初稿》中他写道：“余忝任所长，遭此巨创，自问责任，衷心愧怍，因思余兼任大学教课，往返费时，亦为旷误所务之一端。宁使自增刻苦，必须立停校课。自此余全停校课，专任所务……”

赵亚曾虽仅工作6年，但已发表有创见的论文十多篇，在悼念他的文章中翁写到：“赵君在所六年，调查则出必争先，研究则昼夜不倦，其进步之快，一日千里，不特师长惊异，同辈叹服，即欧美日本专门学者亦莫不刮目相待，十分钦仰，见之科学评论及通讯推崇者，历历有据。”1928年赵亚曾被擢升为技师兼古生物研究室主任。1929年又被评为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古生物学会的评议员。如果没有这次事故，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成就必将更加辉煌。

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中国日渐统一的局面，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件，侵占我东北三省，更积极西向，威胁平津地区。在《年谱初稿》中翁写道：“余居北平垂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事。自度生平，向以学术工作为职志，自计既任地质所务，首当倡导研究精神，奠定调查基础。同时培养继任所长人才，一俟继任得人，便当辞卸所职，改任大学教授，辅助后进，以终此身，所志原本如此。但东北沦陷，极受震惊，且日本进侵方兴未艾。在北平更常见日军行动，日机飞行，深恐大好河山，竟归破裂，向来安心研究几受艰苦而不辞者，至此则为国局前途，忧从中来，难安寤寐。”这样，对他发生了两桩改变未来生活命运的大事，一是联合北平的一些人士丁文江、胡适、蒋廷黻、吴景超等，共同发行《独立评论》周刊，对当时大局，各抒己见。另一件是应邀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作三日畅谈。蒋慨然以卫国自任，翁则建议应加强建设，并建议国难临头，政府应广揽人才，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图救国之道。蒋便提议密设国防设计委员会，由他自任委员长，由翁任秘书长。翁托以地质调查所所长继任乏人，不能离开。几经商酌，蒋同意翁仍任职地质调查所，但须兼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并由钱昌照任副秘书长，在京处理具体事务。自此以后翁文灏已无余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对地质调查所的行政领导和指导外，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国家国防建设的考虑上。

1938年抗日军兴后他将所长职位让给黄汲清。但由于他在地质界影响巨大，继任人很难为继，不少事情还常要找他决定。也许是由于上世纪20年代所处环境过于艰苦困难，翁对地质调查所的下属人员有时过于严厉，被他当众申斥过的不乏其人。裴文中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他对事不对人，并不因为申斥过后就对之抱有成见，一旦发现做出成绩就立刻加以表彰提升。裴文中做出成绩后不久就为他申请到巨额奖金，并派出国深造。但是他的不尊重对方的作风毕竟是他的缺点。他的外甥李庆远，清华地学系毕业后曾在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下面工作过。丁就向他批评了翁不给人留情面，当着他人骂人的作风。据李讲丁文江批评人时总是个别谈话，这也反映两人的不同作风。对他的这种作风，他的夫人和子女也是不满的。抗战期间，李春昱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由于离翁寓很近，星期天常去汇报工作，有时因为经费不够而求助就会挨骂，他的子女在邻屋听见也常为李抱不平，而翁后来却委任李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在晚年写的回忆文字里对此没有一点抱怨，反而称赞他爱调查所胜于爱家。这一点确实不错，他对地质人员的关心与爱护的确胜过对自己的子女。

1951年3月翁文灏在欧洲漂泊一年多后返国。他原想再回到本行做些具体的地质工作或到大学教书，但由于当时政治上的种种所谓原因，不仅他本人，就连过去地质调查所的同人都受到了牵连。直至他去世前的20年中，除杨钟健外，原地质调查所同仁几乎无人上门。经多次通过邵力子和黄炎培向统战部门和周总理反映，最终总算由地质出版社出面向他约稿翻译了三本书和《地质译丛》上约十篇文章，约百万字。翻译是在缺少专业参考书和与同行切磋讨论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见虽然荒疏了十几年，他的基本功底仍在。三本书中一本是美国施罗克著的《层状岩石的层序》，另一本是罗马尼亚马柯威所著的《石油矿床学》。第三本预约的是法人高盖尔所著《构造地质学》，译至一半由于“大跃进”而终止。《地质译丛》也停刊，中国地质界遂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对待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特别是在刘东生院士的大力支持下，翁文灏的四篇解放初期的著作得以出版，应该是对他最好的纪念。（翁心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