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世真为他钟爱的核医学努力了整整半个世纪。“用同位素、核射线观察活性物质在体内的活动,来诊断和治疗疾病”,这项重大技术已在中国医学界生根开花,以其卓越的灵敏度、准确性惠泽了千千万万个生命。当初引领它一步步走进国门的,正是这位“中国核医学掌舵人”——王世真。

王世真学长近影

1916年3月,王世真出生于日本千叶,两岁时随留学归国的母亲回到家乡福州市。王世真辗转福州、南京,读完了小学、中学,并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次年,他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

衣阿华实验室的百叶窗

从未隔断他对祖国的思念

王世真对清华可谓“一往情深”。一见面,老人就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本近期的《清华大学九级校友通讯》。“看看,我们老同学聚会。这是林家翘,我们班的状元;这是梁守槃,导弹专家……前两天院士新春茶话会我见到叶笃正,特别亲切——他曾是我们清华乒乓球队的队友呢!”

昔日的清华园见证了王世真最美好的青春。在那里,他和同学们你追我赶地充实自我,沐浴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朝气之中。他受教于朱自清、萨本栋、梅贻琦……“值得景仰的清华名师是数不清的。”

初到清华,他每周要做5个下午的实验,测定30余种未知物的样品,误差不许超过0.2%。“有时要重复测十余次,饿着肚子开夜车是常事。的确很苦,但使我养成了认真、严谨的科研习惯。”

不久,时事巨变打破了王世真安心读书的美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他和同学们一起呼吁救国,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们被迫离校流亡,大家心情沉痛,唱起了改编的悲歌:“我的家,在北平清华园里,那里有小桥流水,丛林人家,还有我的师长,和亲爱的同学啊……”

没有国,哪有家?王世真从小就有的爱国信念越发强烈了。

1946年,已是贵阳医学院副教授的他荣获班廷奖学金,怀着强国梦出国深造。从加拿大到美国,他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由甲状腺药物研发到新兴的核医学研究,并很快崭露头角。在海外的日子又苦又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他边求学边工作,经常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三四点,然后疲惫不堪地独自“晃”回家。

衣阿华实验室的百叶窗,从未隔断他对祖国的思念。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新中国诞生了,王世真欢欣鼓舞,抛下一切决定回国。

当时的王世真已是放射性核素研究领域小有名气的骨干了。该领域具有保密性质,为了留住他,美方绞尽脑汁百般阻挠:一边以加薪、升职为诱惑,一边又威胁要以“非法就业”的罪名逮捕其妻子黄景泉。然而,任何困难都无法动摇王世真的赤子之心。他奔走呼号了整整一年多,终于冲破重重阻碍,于1951年回到了北京。

核医学是他永远牵念的梦

谈及核医学,王世真清楚地记得,我国核医学起步于1956年,“那是一个春天”。当年,我国拟订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一次将“同位素在医学中的应用”列入重点项目,王世真成了此项研究纲要的起草者。

要做就做开创性的事情。“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这是王世真挂在嘴边的名言。在这种心态的激发下,他在核医学领域创造了很多第一:

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在这个班上,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诞生了,第一批试剂研制出来了,第一批自显影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核医学骨干从这里走向全国;

他在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第一个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而首位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1960年,原计划派专家来华办核素标记物学习班的前苏联突然“撤军”,我国核医学刚起步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怎么办?“我们想,一定要争这口气,自己上。越是困难,越要拼命干。”王世真带着一批助手日夜奋战,苦熬一个月,竟然成功地做出了当时最有用的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

为了核医学，从不争名逐利的王世真还办过两件很“英雄”的事情。“第一次,文革刚结束,我想给放射医学研究所搬家。”当时的研究所设在四川偏远的山沟里,科研和教学都很不便。王世真专程赶往天津,用一整天的时间“舌战群儒”。“我跟他们讲,此核非彼核,它的辐射对人体是安全的;跟他们讲这种核对医疗诊治多么重要,最后,我赢啦。”研究所搬进了天津南开区,人们不再对它避之不及。

第二件事凝聚了王世真将近十年的心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过花甲的他有感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PET)的优越性,立志要建成中国自己的PET中心。为此,他和同行周前教授走遍英、美、加等国虚心取经,并向国内有关部门反复呼吁。在他的大力宣传和精神感召下,肿瘤、心脑疾病、核技术等有关领域的19位中科院院士联名签字,以示支持。1998年,协和医院PET中心宣告成立,王世真欣喜地说:“建立PET中心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梦。而今,这个梦终于圆了!”

实际上,核医学是王世真永远牵念的梦,永远不会终止。这不,老人讲着讲着又激动起来了:“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21世纪:分子核医学有望改变未来医药学》，提出一个建议——拿核医学研究药。中国的药要想站住脚,必须加强自主研究,核医学能起到很大作用。过几天,我们要把这间办公室改造了,装设备做新的实验……”老人运筹帷幄地比划着,眼中燃起热切的火花。

“我欠他们的债永远还不清”

王世真的学术讨论室布置得非常抢眼:一整面墙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贺年卡,烘托出一屋的热烈与情谊。“这都是今年过年前学生送的……”老先生热情地指点着,解说着,深为学生们的浓情厚意所陶醉。

王世真犒劳学生的“法宝”是老照片和小故事。他心疼学生们了,就适时地唤他们“休息一下”,拿起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讲讲自己经历过的真实故事。 　　“我把他们当孙子孙女看待。”王世真以特有的细腻关爱着学生们。对女生,他总会劝她们不要怕辐射,“不会影响皮肤”;对身体不好的学生,他再三叮嘱其加强锻炼,“‘体’是基础,‘德’是根本,然后才是‘学问’和‘事业’”。他还劝学生们保持乐观、冷静的心态,“心理卫生很重要,精神因素有时甚至比营养更为关键”……

2004年5月,王世真因病入院,一度病情危急到了靠鼻饲进食的程度。“我一进病房,看到先生全身插满了管子,眼泪‘哗’地就流出来了。”看到吴战宏的眼泪,王老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背,连声念叨“别怕,别怕”,像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学生们自发地轮流排班,白天黑夜地陪护着他们敬爱的先生。王世真深感不安,病情稍好时,就“命令”学生们休息;“赶”不走,就哄他们吃水果,看乒乓球比赛,变着法儿地体贴他们。“本来应该是老师为学生服务,现在反过来学生为我服务,我欠他们的债真是永远还不清。”说起这事,先生竟哽咽起来,“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他们能更深入地研究。”

吴战宏的笔记本上,记着先生的一条条“语录”:“凡事要力争最好的可能性,但必须作最坏的准备”;“人间没有办不到的事,只看你是否坚持;机遇到处有,只看你能否抓住。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师生情切。王世真说:“对当了几十年教师的老一辈来说,没有什么比培养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更重要的了。因为青年是富国强民的保障,而富国强民又是我终生的愿望。”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王斯敏、段文利，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