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来源：新京报 2008年8月26日

作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的先行者，历史学家黎东方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卖票讲史”而声名鹊起，拥有了当时罕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他的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编者）也获得了海内外的认可。

1、举人之后,梁门弟子

易中天的走红，使近年通俗历史热达到沸点，各朝各代、鱼龙混杂的通俗历史作品重新上架，以共襄盛举。其中，与易中天最为相类的是民国历史教授黎东方。同为说书“三国”，同为“一夜走红”，同为严肃历史学家所轻。但二人又却又有不同，黎东方本人即是严肃历史学家，在英国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历史学家的历史说书，与美学家的历史说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1907年，黎东方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原名智廉。黎家祖籍河南正阳，其父黎淦，字衡平，是清末的举人出身，在江南一带做官。少年黎东方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攻史学，成为国学大师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黎东方本人的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把讲课当成“生意”来经营，也是需要本钱的。而黎东方凭借广泛的人脉，居然把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些事情需要花的钱都省去了。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是黎东方的好友，他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黎东方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十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黎东方“讲史”的语言表达魅力很强，能够做到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的“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编造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的段子，说的是他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黎东方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元五分，这就是后来“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不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说，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所以“尽管他在重庆讲得很火爆，但是没有能享受到现在像易中天这样的荣耀。”

3、胡适力劝，“细说”通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邀请黎东方赴美，到她主办的《亚细亚》杂志做事。黎东方欣然应允，但未及赴任。1947年9月，黎东方就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黎东方短暂回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又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黎东方和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同创立了南洋大学。1955年3月，黎东方到了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台湾文化研究所史学门主任。

六十年代，黎东方把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台湾的报纸上连载，再次掀起公众读史热潮。黎东方的“细说体”也在这时被看做历史写作的新体裁，其标志就是他出版的第一本“细说体”著作《细说清朝》。钱穆称赞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胡适读后则力劝黎东方把中国通史都“细说”一遍，于是便有了后来陆续出版的《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等书。

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指出，在黎东方之前，人们普遍阅读的历史读物是以蔡东藩为代表的“演义体”，或是传统的“二十四史”体裁。而黎东方的“细说体”和上述二者都不同，他不分章节，所有内容完全并列，但有内在的逻辑顺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也认为，黎东方的“细说体”虽属通俗历史读物，但对作者的史学水准要求很高。“黎东方把一个朝代的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根据叙事的需要分别命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们古人的纪事本末体的一个成功改造，作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

4、东方朔，汤因比

　　1963年，黎东方又前往美国任教，聘他授课的有威士康辛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等校，其间他曾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讲授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的比较研究课程，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注：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除了“细说”系列，黎东方的史学著作还有《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等数十部，以及大量英文译著。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东方“细说”系列的五本横排简体字版，这使定居美国加州的黎东方深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写齐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九旬高龄的黎东方开始继续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完成。1998年12月30日，黎东方一睡不起，无疾而终。

　　黎东方的5本“细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用简体字出版过。黎东方逝世之后，出版社约请黎先生的高足陈文豪整理了黎先生的《细说秦汉》，并请大陆学者王子今补写了所缺章节，又约请上海学者沈起炜、赵剑敏、虞云国撰写了《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构成了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记者 武云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