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来源：科学时报 2008年9月17日

院士寄语

“我常想，人体真是个绝妙的机器。机器的每个部件，一工作就是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不少部件从不敢休息，像心脏，它不能说请个假去打半分钟的盹儿，人们真应该感谢这些部件的敬业精神，但显然也要明白，如果有一天有一两个部件不得已告退，那也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大意外。另一方面，蜡烛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点完之前，有时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蜡油，只要烛芯还能站直，这个形态已变的蜡烛还可以点上一分半分钟的。那么，何必不点呢？”

“科研团队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科研团队，首先要有团队的精神，也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队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都能为这个目标做好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形成合力。”

“对于一个科研人员，大的是为国家作贡献的爱国主义动力源，小的是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可能照样工作，但进入比较高的层次比较难。”

“做科研不一定需要多高的智商，但一定需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踏踏实实的干劲，一步一个脚印的朴实，戒绝浮躁作风，科学容不得一点掺假。”

求学历程

就像许多生于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一样，生于宁波长于武汉的应宗福也是在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中长大。小的时候他上的是私塾，老师不教纯中文以外的课程，自己的英语和算术全靠父亲和干爹来教授，也正因为如此，才为他的英语成绩奠定了好的基础。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时年20岁的大学生应崇福跟随当时的（武汉）华中大学搬迁到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大理。1941年，应崇福到西南联大研究生院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招收了3名硕士研究生。他描述那是“苦中充满魅力”的岁月。

能考上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让年轻的应崇福既兴奋又倍感压力。尽管当时国内环境动荡不安，但联大的师生仍然坚持研究学术、教书育人，战争反而坚定了他们的信念：自己所学、所研究的成果将来定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用武之地！

作为学生，应崇福的生活也过得相当艰难，上课之余不得不靠做家教来赚取生活费。但就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西南联大仍坚持其学术的严谨性，决不因各种理由而放松对学生的要求。

谈到联大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应崇福说：“在联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科学的学术思维方法，学会了怎么思考问题，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研究学问切忌浮躁，做人更不能斤斤计较。各位名师的传授使我的知识面扩大了，极大地加强了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

两年联大时光，为应宗福打下非常坚实的人生和学问底子。1943年他又从昆明回到了大理，在母校教课。1945年抗战胜利，华中迁回武昌，他又在武昌继续教书直到1948年。

意外闯入超声波领域

1948年，应宗福依靠华中大学提供的路费补贴和美国布朗大学提供的助学金，到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当时，布朗大学物理系是国际上超声学研究方面实力最强的机构之一，但1951年应宗福的博士论文却是电子物理方面的，发表的也只是很短的两页。因为提出和过去几年不同的机理和观点，仍然得到老师的赞同，以全A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本来应宗福准备博士一毕业就回国，但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美国当局禁止全部中国在美留学学生离境，他买好了8月的船票，却接到美国移民局禁止出境的通知，只得在美国滞留下来，在布朗大学研究生院职工的帮助下，在应用数学系的金属研究所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应宗福说：“这个临时工作让我同超声学结下了半辈子的情缘”。

可以说应宗福是在无意中闯进了超声领域。当时正是所在研究所的初创时期，他在接触了最前沿的超声学研究的同时也很快拿出成果。其间，他作出的最有影响和最为突出的重要成就是“固体中超声散射理论”，在当时，对固体中的单体散射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这是因为固体中既有纵波又有横波，加之由于当时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不多。随后，应宗福发表在JAP上的论文逐渐被公认为固体中散射领域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成为上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超声定量检测的理论基础，一直被国外大量引用。仅SCI检索到的从1980年开始到1996年期间的引用次数就有147次之多，几本重要的有关固体中波动(即弹性动力学)专著均加以引用。论文发表5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被引用。

1955年11月应宗福回国之前，已经走在超声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但一有机会，他仍然选择返回。

应崇福说：“为什么在50年代中期，我们这一批留美的学生在被迫与国内断绝消息几年后，仍然会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因为这里才有我们的根！”

艰辛探求道路

应宗福1956年3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并参加编制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电子所筹委会成立后，应聘到电子所负责筹建超声学组。1958年成立超声研究室，任主任，在祖国大地上首次诞生了超声研究的专门机构和队伍。在这期间，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北京市科协组织的活动，几乎每礼拜都要参加，利用这种机会和场合大力宣传、普及、推动超声的各种应用技术；另一方面，他多次到上海等地进行宣传推广工作。1958年去苏联考察前夕，还在北京西苑旅社召开了全国超声微型会议。从苏联回国后，科学院组织大跃进献礼活动，他积极组织超声室全面开展超声诸多应用的研究，献礼30余项，是当时电子所献礼最多的研究室。1959年6月在武汉武昌洪山宾馆召开了院内超声会议，1960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超声会议，引起了上海市领导的重视，上海率先掀起了超声运动，之后北京积极响应，全国不少地方跟上。

作为超声专家，他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没有违心地去讲一些迎合领导的话，因而在后来的一年里受到了冷遇。他积极组织召开了1964年的北京超声应用学术会议，使得超声学的发展回到正确科学的轨道上来。

此后一段时期，应宗福除了加强超声室的业务水平外，仍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积极宣传超声，推动超声在各方面的应用。这其中包括向医生们宣传超声可用于人体的诊断。1998年4月，中国超声诊断界在上海举行超声诊断在我国创建40周年庆祝会并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立碑，特邀应宗福出席会议，并出任颁奖嘉宾。

为了推动超声在工业检测中的应用，应宗福在重点带领超声室承担国家任务的同时，在国内尽可能推广全局性的工作，如检测仪器和探头的研制等。经过开创期间的努力，超声应用在国内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他把握时机，主持召开各种学术交流会，进一步促其发展。这些都为“文革”后全国无损检测学会的成立、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的创办奠定了基础。1978年11月在机械工业部陶亨咸总工程师的推动和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无损检测学会，应宗福任第一届理事长。随后任国际无损检测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多次出席国际会议。他广泛团结工业部门各个行业，对无损检测各种技术方法都给予了关注，受到各行各业专家的一致拥戴和尊敬。他还特别注重工业部门提出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为了推动工程技术与基础的联系，他通过北京无损检测学会在香山组织了两期高级基础讨论班，亲自讲授声波的传播理论。为了发展我国的无损检测事业，他连续多年任《无损检测》杂志的主编，积极组织参加国际会议，加强与友好国家的联系，建立双边关系等。由于对我国发展无损检测事业的突出贡献，应宗福被授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50周年特别奖。在超声学方面，1978年11月中国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在天津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他通过应用声学学会大力推动我国医学超声、功率超声和超声电子学的发展。1985年10月，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与物理学会声学学会在南京合并成立中国声学学会，他任合并后的第一届理事长。

应宗福在全国推动超声学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声学所超声室的建设和发展。“文革”前他根据国际上学科的发展，在室内少有地设立了特高频超声组，同时在检测超声大组内分设了仪器研制、探头研究和与任务结合的检测方法研究等小组。“文革”后期即1972年，国外声表面波的应用迅速发展，他就从超声室检测组抽出精兵强将与微波超声组合起来成立了声表面波组。为了推动声表面波技术的发展，他不辞辛苦亲自编写讲义为大家讲课。随后考虑到声表面波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些相当深的晶体声学理论，又抽调功率超声的汪承灏（现为院士）去主持声表面波组的科研工作。这些都只是调整的初步。到“文革”之后的1978年，应宗福发现检测超声在各工业部门已迅速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工作他们都可以做，而且可能做得更好，遂下定决心作了一次大的学科调整，毅然放下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声全息研究，将检测部分重新组成了检测换能器(发射和接收)、超声传播散射、检测超声信号处理与工业应用及医学超声几个方面，把重点转移到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来。这一决策经过10年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几十年来，应宗福对我国超声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不仅仅只是重视声学所超声室及国内各行业的发展，而且把两者时时刻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内部推动外部，结合外部发展内部，使得声学所的超声研究一直与国内发展和需要联系在一起，这是声学所的一大特色。

在对超声学的布局下，应宗福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研方法和培养人才的方式。现在，我国的超声学研究有一定的后备人才队伍，现任中科院声学所超声物理与探测实验室主任、超声学科组组长王秀明就是应宗福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

对中关村发展历程的感慨

对于中关村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应崇福感慨地说，中关村近几十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荒芜的田地，发展到现代高楼耸立，科技发达，技术先进的胜地，现在已成为中国高技术人才的主要集中地之一。

对于今后的发展，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要尽量多搞一些自主品牌的产品，借鉴别人的先进技术是有必要的，但我们更应该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多搞一些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孙小文）

应崇福，超声学家。1918年6月15日生于宁波。1940年毕业于华中大学物理系，1944年获清华大学（当时在昆明）物理系硕士学位，1952年获美国布朗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1940～1941年及1943～1948年在华中大学物理系任教，1951～1955年在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做研究工作。195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迄今，先后在应用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物理所任研究员，曾任研究室主任和副所长，并曾兼任几所大学的教授。曾任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声学所研究员，《应用声学》主编，美国《波动》及英国《超声学》的国际编委。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