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紫荆》杂志社原社长
来源:中山日报 2008年9月16日
黄祖民退休后从香港回到北京,开始从事歌剧剧本翻译工作。自1995年到2003年八年间,和夫人顾以仁(原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副代表)一起译出了28部剧本,40多万字,可谓“快捷翻书匠”,书斋之乐,自在其中。
“灵通上网虫”
在百度网上搜索“黄祖民”,就能找到他在新浪网上的一个博客专栏,时间从2006年4月到2007年7月。作者或是在梦中与贝多芬交流古典音乐,或是对香港回归前后的探讨,或是指出媒体上的常见错误……
采访前,我曾想,此“黄祖民”或非彼“黄祖民”;即便是,文章也一定是他的晚辈们贴上去的吧。黄祖民虽自嘲为“小顽童”,毕竟也有80岁了。博客这种新潮玩艺与耄耋之年的老人们似乎相距尚远。
记者:黄老,我在新浪网上看见“黄祖民”的博客,不知道那是不是您开的?
黄祖民:哈哈,是啊,你还去看了啊。后来我有一段时间不写了,再上去的时候,我的地盘就没有了。
记者:可是我还能看到。
黄祖民:你能看到,但是我上不去了,再登记注册嫌麻烦。(笑)
记者:您平时经常通过网络了解信息吗?
黄祖民:是的。
记者:那您平时除了上网,看电视,还有啥娱乐?
黄祖民:玩电子游戏。最新的3D的我都尽量收集。
记者:我记得有个叫什么“星际争霸”的游戏。
黄祖民:那已经落后了,听说现在出了新版本,还没看到。
记者:我们都很少玩啊。
黄祖民:你们年轻人要干事业,没时间。我有大量时间玩。而且玩游戏,脑子不会痴呆,对老年人好。我80岁了,你看,我还是挺灵活的。哈哈。
(坐在沙发上的黄老时常要起身拿些材料给我们看。只见他“嗖”地一下站起身,疾步走向书房,毫无吃力之感。红润的脸庞,银色的头发,谈话间,他时常开怀大笑。)
记者:您会不会和您的孙辈一起玩?
黄祖民:不和他们一块玩。我玩的多半是打仗的,他们见了害怕。嘿嘿。
记者:黄老,您身体这么好,有没有啥养身之道?
黄祖民:嘿嘿,没有啊。我不参加锻炼,不发愁,吃饭只吃七分饱。
记者:那就是“不发愁,不锻炼,不吃饱”啰。
黄祖民:哈哈,对,你这个总结很好。
采访后,我才知道,黄老已有十多年的上网史了。有黄老1998年的“虎年贺岁自拍像”为证:“七十悠然过,沧桑几度逢。甘当窝里犬,不羡海中龙。快捷翻书匠,灵通上网虫。天天皆假日,白发一蒙童。”
是历尽沧桑后的平淡,是书香门弟的熏染,还是赤子之心的天性,让这位“白发”长者亦如可爱“蒙童”?
书香世家“海中龙”
黄祖民祖籍中山石岐长洲,出生于香港,先后于香港、重庆、北京就读,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供职于团中央和新华社,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主编、香港《紫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甘当窝里犬”的他成就不凡,他的身后则是一个更为显赫的书香世家,三代皆为“海中龙”,不是“商海”的海,是“文海”的海。
祖父黄绍昌,1885年中举人,张之洞辟广雅书院,参与其事,主持史学院分校,旋主讲丰山书院。平生于诗词文外,雅好收藏书画古钱。与人合编《香山诗略》传世。
父亲黄冷观,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八岁就读师范,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鼓吹革命。香山第一份报纸《香山旬报》的创办者之一,兼任中山长洲小学校长,又设工艺传习所。他在报上攻击袁世凯称帝,招致狱灾,后移居香港,依然热衷办报,热衷办学,长期笔耕。
哥哥黄苗子,19岁从事美术漫画活动,长期从事文艺工作,著名的漫画家、书法家、中国艺术史家。
黄祖民:我们家三代人受到中山文化的传统影响很深。
记者:您认为中山文化的传统在你们家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祖民: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祖父的诗入选《全清诗》,最终将心血系于办学上。父亲从办教育到办报,都很有成绩。他还写了大量的小说,但是现在都找不到了,只留下一篇不是代表作的小说。我哥哥(黄苗子)当然不用说,在文化界成就最大。大哥黄祖芬在香港办学。我还有一个哥哥叫黄祖雄(黄中坚),师从岭南著名书法家邓尔雅,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任副刊编辑。
记者:你父亲为何不亲自教,而让您的哥哥师从邓尔雅?
黄祖民:他的字没有邓尔雅好。我们兄弟几人从我爸爸朋友那学来的东西不少。
记者:你父亲和吴铁城的关系也很好。
黄祖民:吴铁城也是中山人,他们一起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所以很熟。抗日战争爆发前,黄苗子跑去上海参加抗战。我爸爸怕他出事,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打了个电报“把他扣住”。后来黄苗子就当了吴铁城的秘书。但是,他自己还是搞他的革命漫画。凭借着市长秘书的身份,黄苗子资助了很多艺术家,交了许多左派文化人。他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
记者:黄永玉在他的书中说,那时他们在上海经常一起聚会,每次都是您哥哥埋单。
黄祖民:哈哈。
家园长相忆祖泽自难忘
在中山长洲,新修葺的狮山公园主入口有一副对联:“卿云临禹域,烟雨润长洲”。这是黄祖民应征的对联。他说,对联的意思是:国家祥瑞,故乡也得到润泽。这对联包含了黄祖民另一首咏故乡的诗中所说“大我存小我,乡光有国光”之意。
这对联中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往大处说,就是爱国,往小处说,就是爱乡。这也恰是黄祖民和他的父兄们受中山文化的另一种影响。
记者:您父亲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您和您的兄长都跑到了共产党的阵营去了。
黄祖民:为什么会投向共产党呢?我父亲虽然跟着孙中山,但是他接受了孙中山联俄融共的思想。从小对共产党有好感,他曾给我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看正面介绍苏联情况的书。
记者:你们家一共几位共产党员?
黄祖民:我们家有三个共产党员:黄中坚、黄祖坊(曾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已故)和我。
听说廖冰兄曾说我大哥黄祖芬“比共产党还共产党”。为什么呢?因为他办爱国学校中华中学,被英国人关在集中营里。我后来去香港工作时,他对我说,要是哪一天见到香港回归,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惜只差两年,他就故去了。
1942年,黄中坚是一名在香港长大的知识分子,当时,离开未婚妻,跑去解放区抗日,后来在日军对太行山的一次扫荡中牺牲了,成了烈士。这个爱国的典型也是父亲从小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我姐姐培养出了一个梁爱诗。她既上过中华中学,也上过英文学校。回归后她当了香港首届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司长,对香港的稳定繁荣贡献很大。我姐姐还有一个儿子,叫梁狄刚,从香港跑回大陆上学,然后去新疆开发石油,是石油界全国劳模,对中国石油业贡献很大。这也和家庭的爱国传统有关。
记者:黄老,您走的道路,是怎样受到您父亲的影响的?
黄祖民:我小时候,父亲每天早上3、4点起来,用毛笔写小说,不打草稿。他同时写3、4种小说,就拿个大本子记着,这本小说有什么角色,写到什么地方,什么情节,不然就很容易写混了(想起父亲的这一举措,他又忍不住笑了)。他本来身体很好,因为办报,办学校,写小说,投入了一生精力,太劳累。(1938年,黄冷观逝世,享年56岁)。
记者:您父亲是怎么教育你们兄弟几人的,让你们都有这么大的成就?
黄祖民:身教重于言教。父亲以他自己对文化事业的不懈追求,废寝忘食的投入,又办学校又办报纸又写文章的行动,教育了我们。
我们兄弟几个多多少少都能作几首诗,黄苗子的诗当然是无法比的。这是我爸爸从小营造的文化氛围所造就的。我们一家三代的书香门第跟中山的文化渊源关系很深。我最小,虽不在中山生的,但是仍然从我父亲那继续了这个传统。
成就当中,最大的是黄苗子,我就谈不上。黄苗子从小最调皮捣蛋,现在他成就最大,我从小老老实实,考试常考第一,现在却一事无成。小时候,他有一次偷吃了我的肉松,我不干,他把肉松整平,然后跟我说,我没吃你的,结果我信了他。
这就是我发现的“黄氏定律”,小孩子越调皮,成就越大。
瞎说的,呵呵。
“将革命进行到底”
从祖父黄绍昌到父亲黄冷观,再到哥哥黄苗子,黄家三代成就了香山家族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们的名字,在中山近现代史上显得浓墨重彩。从小“老老实实”的黄祖民虽没有父兄们那样的名气,却也有着同样精彩的人生。
记者:您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没什么难忘的记忆?
黄祖民:有一次演话剧,我的戏不多。戏里说,我骑马经过海边的一座悬崖时,被马摔进大海。人们抬着我的“尸体”上场时,母亲已是欲哭无泪了。当4位同学把我抬上临时舞台时,一个人不慎踩中台边模板的空洞,只听得“哗啦”一声,我被摔在台上了,所有演出者全都忍住笑,而观众大哗。于是本来伤悲而严肃的结局就此整个被破坏。本人空前绝后的一次演戏,就这样以“惊魂”结束。
记者:哈哈,黄老您记得那么清楚?
黄祖民:那场戏,嘿嘿,太好玩。
记者:您这戏演完不久,北平就解放了。
黄祖民: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了。后来,学校成立了迎接北平解放军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宣传部负责人。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已当选为清华代表之一,要前往石家庄参加华北学生代表大会。
在正定的华北大学师生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大家互相“拉歌”,拉到我们几个来自国统区的学生时,大家都不会表演。我只好自告奋勇上台,编出一首短曲《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复唱“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唱一句,强使听众跟着唱一句,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哈哈。
记者:从那以后,您就成了参加学代会的“专业户”?
黄祖民:嗯,1949年3月,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50年,参加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
记者:在捷克,感受如何?
黄祖民:在布拉格车站,欢迎的群众因为迎接第一个来自新中国的代表团而无比高兴,把每一个团员抬起来游行。
当时,杨诚(原团中央学生部长)任代表团的团长。我参与了他的大会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到了布拉格后,我负责补充修改,开夜车完成,因此受凉发烧病倒,送进布拉格医院,一连躺了好几天。等我出院走进会场时,大会已经在举行闭幕式了。
大会结束后,杨诚约见国际学联主席格罗曼,一时没找到翻译,临时把我叫去了。我虽是科班出身,因为参加地下学生运动,没有好好学习。加上学的课程都是英国古典文学,没有口译训练,因此大出洋相,翻译得结结巴巴。在回国的火车上,我向杨诚检讨,他说:“你的英文基础是不错的”,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备受鼓舞。
记者:在新华社工作时,您还几次陪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黄祖民:1964年,作为新华社的特派记者,随同周总理访问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三国。总理曾指示我们,新闻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使用红卫兵的语言。他曾多次把送审稿件中使用的极端的形容词和骂人的话勾掉或改掉。
记者:您后来担任新华社东方组的组长,文革时,受到怎样的冲击?
黄祖民:我受到冲击很小。官不大,罢了官,下放一年就完了,后来慢慢又爬上来了。(大家笑)。不像黄苗子,前后关了8年,在牢里只能用雨水写字。
“老夫犹是小顽童,叱咤风云咫尺中,玩尽电游三百种,不妨长作书斋虫。”这是黄祖民写的小诗《八十自嘲》。
从“上网虫”到“翻书匠”,从“小顽童”到“书斋虫”,一个勤奋、幽默、达观的老人无法不让人印象深刻。我想,对他而言,“上网虫”终究是晚年的佐料,“书斋虫”方是安身立命的角色。
离开黄祖民家时,他一直说:“我算不上大家,只能算个小家,”接着又补充“小家都算不上,呵呵。”在这位自称“小家”的黄祖民身上,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山黄氏家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爱国爱乡的情怀。
谈到下一代,他似乎有些遗憾,却也平淡地说:“中山文化的影响到此为止了。我的儿女或者做生意,或者搞科学研究,都没有搞狭义的文化。”
黄祖民的家中挂着哥哥黄苗子的几幅字,还挂着一幅小外孙女稚嫩的画,署名“娃娃四岁”。他说,“她倒是对文化有兴趣,所以我经常给她瞎编点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