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乔忠寿（1961机械）

按：2005年底，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矿山英模列传》，其中有一节“清华学子在矿山”，书中写道：“作为中华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的精英人才，能够在偏处一隅的铜川矿山安身落户，一干就是几十年，干得那样踏踏实实，身心投入，兢兢业业而又足迹闪亮，表现了新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献身报国志在四方，义无反顾的精神风范。”这段文字描写的主人公正是本文的作者——我校机械系校友乔忠寿。

我是1961年毕业后直接分配到铜川矿务局工作的。从美丽的清华园一下子来到偏僻而艰苦的铜川山沟，从学习六年机械制造专业一下子进入生疏落后的煤矿高危行业，这无疑是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

当我拿到毕业分配书和学校已买好的火车票后，第三天凌晨便到达铜川。铜川位于陕西省关中地区北部的山区，是黄土高原纵横沟壑群中的一座小城。方圆百余里分布着十多个矿区。市里的马路黄土飞扬，天空中弥漫着水泥厂、耐火材料厂排出的滚滚浓烟。生活污水和井下排出的煤水直入城市的主要河流——漆水河，使其名实相符。我从繁华的北京咋到这里，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有天渊之别的感觉，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里待下去。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了解到更多情况。铜川市区虽差，但矿区生活更为艰辛。王石凹煤矿是苏联援建的新型矿井，可是在该矿所处山沟的斜坡上，到处可见简陋的土窑洞和油毛毡棚，不少工人带着家眷生活在这种“住房”里。不远处就是从井下运出的矸石堆，矸石中含硫量高，在空气中自燃后不断挥发出黄色烟雾，气味呛人，令人喉咙刺痒，干咳不断。矿区职工们所受污染之危害可想而知。

黄土高原属于严重缺水地带。矿务局所有可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淋浴设施，而且一到夏天供水紧张，洗澡池塘只能一个星期换一次水，矿工上井后只好跳入臭气熏天的池中洗去身上的煤尘。

比起艰辛的生活来，高危的工作环境更令人担忧。由于开采技术落后，设备老化，矿井中隐患重重，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矿工的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一、决心为煤炭事业做点事情

面对这些情况，我反问自己，矿工们牺牲自己为国家和人民作着贡献，我自己该怎么办？一种责任感在内心油然而生，我无意退缩当逃避现实的懦夫。我下定决心要为煤炭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为了能安心扎根矿山，1964年底，我便把在西安工作的妻子动员到了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工作，消除了后顾之忧。

投入到现实工作中后，我发觉自己知道得太少了，一种求知的渴望促使我系统学习采煤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煤矿安全知识，更争取多下井到现场观察体验，向工人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请教学习，深感收获很大。

在车间工作一年之后，我被调到了技术科并立即参与了王石凹煤矿副井的改造工程。王石凹煤矿设计能力年产120万吨，是铜川矿务局的主力矿井。由于苏联专家的匆匆撤离，这个矿井1961年冬投产后，暴露出大量问题，尤其副井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低劣，安全隐患严重，必须改造。副井主要用于运输矿石、上下人员和设备材料。要改造副井必须把副井的任务转移到主井来完成，才能保证矿井的正常生产。我承担的任务是设计适合主井条件的新型双层罐笼取代箕斗提升。这是一项矿井生产中的关键设备，不允许出现问题，否则矿井上下便会通道中断，后果严重。

显然，这个工作并不轻松。但是当你看到工人火一般的热情和从矿长到总工程师把你当专家一样看待，寄望于你的眼神时，你是无法强调困难推卸责任的。我在有关领导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制订出工作计划。为了测量主井井筒尺寸，我把自己用安全绳拴在箕斗中，取得了近200米深度的主井井筒一手资料；然后参考罐笼的结构和安全装置，加大安全系数，很快完成了设计任务。进而准确无误地在机修厂制造了出来，顺利地装到了主井井筒里投入使用。我第一次在全局的关键工程上作了一点贡献。

我在毕业后的较短时间里，能在十分生疏的煤矿生产环境里，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无误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这主要得益于在母校实际锻炼中所培育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不断创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就要不断创新。

1972年，我被任命为“厚煤层一次采全高”的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组组长。在当时，这样的课题无论国内外都属于比较前端的。我们收集分析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对照当时从英国、西德引进支护设备的优缺点，结合我局实际情况设计出了一套能实现机械化管理的设备。经过样机制造、试验台施压测试后，制造了五十台，投入井下生产，取得了成功。1978年12月煤炭工业部组织了技术鉴定会议，确认这一研究“为我国3米至4米煤层一次采全高提供了新的途径，填补了厚煤层一次采全高的空白”。这项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煤层开采的机械化设备，促进了煤层开采的机械化发展，使原来位居中国煤矿“三大灾害”第一位的“顶板冒落”事故逐渐减少，危害比率也因而降低。

此后，我又取得了三项当时称为“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五项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参加过数不清的国内学术会议，并获得全国煤矿劳动模范称号，这些成果与奖励集中一起，便是国务院授予的“专家特殊津贴”，它对我一生的工作成就给予了综合性评价，我十分满足。

三、淡泊名利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刚毕业的那个年代，正处于学习雷锋的高潮时期，自己崇尚雷锋精神，把“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埋头螺丝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比较符合我内向、不善张扬、满足于默默无闻的性格，也符合“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我是这样做的，淡泊名利便成为我的人生行为准则。

1985年底，我从铜川调到西安，担任陕西省煤炭科学研究所所长。这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我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赞美之声不绝于耳。但我却认为，行政领导不是我的追求，我更乐于在技术领域开拓发展。为此，我于1988年春向煤炭厅党组织提出辞职。获得批准后，我组织部分科研人员，停薪留职，组建起陕西直线电机机械设备公司，继续从事煤炭技术研究，也是最早进入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创始企业之一。当人们得知我抛弃铁饭碗，自愿阻断仕途坦程的时候，纷纷大惑不解。的确，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我这样的行为是很少见的，也是出人意料的。

我始终认为，名利并非工作的目的，只有事业成功才是应该追逐的方向。

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幼年父母早丧，能顺利地读完六年中学，又幸运地考入清华大学。来到矿山以后，我学到了工人阶级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好品德，也学到了许多我本来一无所知的煤矿新知识，更得到了技术创新、发挥个人才能的好机会。虽然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凝聚着工人、同事和领导的共同努力，党组织和群众却把荣誉的光环加在了我的身上，至今仍在闪闪发光。这一切我已经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