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采访人：李安定

　　李刚：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和汽车制造专业并参加革命；1952-1954年，赴苏联，参加重工业部一汽工作组；1953年回国，在一汽发动机分厂任工程师，技术科科长，总厂规划室主任，1965年任一汽副总工程师；文革后，任一汽副厂长，1982年任一汽厂长；随即任中国汽车公司总经理，1985年任董事长，1987年离任；1982年当选中共十二大中央候补委员；1987年至1997年任全国政协常委及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中汽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的改革尝试

　　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是1982年5月4日成立的。饶斌任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中汽公司成立的背景实际上是小平同志说的，就是要改革，改变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要改革体制，要进行整顿。国家机械委主任薄一波在成立大会上提出设立中汽公司的初衷，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搞成经济实体。

　　我从一汽到北京，两眼一抹黑。我想，在一汽反正我已经打好一个底子了，别人接着搞吧。我要把一汽改造所有的经验都贡献给全国汽车行业，我是带着这个劲头来的。尤其和饶斌搭档，他是我的老领导，经验丰，副董事长是刘守华，顾问是张剑飞,胡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班子里有总工程师陈祖涛、副总经理冯克、张兴业、胡信民等经验丰富的汽车业老熟人，这是挺好的一个班子。

　　中汽公司从1982年成立，到1986年改组为行业协会性质的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中“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有繁荣，也有挫折。别人是不是这样认为我不知道，我认为是值得回忆的，是中国汽车业的一段辉煌。我任职的短短的不过四年的时间，等于过去二十年。

　　一是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把汽车工业从一种衰落不景气的状况提升到一个初见繁荣的阶段。中国汽车产量1981年17.5万辆。1982年就上去了，到1985年是44万台。四年里里翻了一倍半，每年递增25%。另外，提高了效益。产值由69亿元增加到259亿元，四年翻了近两番，年递增39%，扭转了我们上来时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要看到，这个成绩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做出来的，当时能源紧缺，国家计委提出“封车节油，以油定产”，要调低汽车的产量。中汽的对策是什么呢？我们提出口号：“节油增产，利用好一亿吨原油”。当时中国经济一年生产原油已经是一亿吨了，全世界也排在第五、第六了。在美国，一亿吨油可以养两、三百万辆轿车，我们不过是二、三十万辆。因此我们提出要节油增产。通过宣传提升社会了对汽车工业重要性的认识。我亲自去山西调查用汽车实施晋煤外运的可能，就是要突破封车节油的问题。那时大秦铁路还没有建成，汽车运输解决了产地到用户“门对门”的运输，成为展示汽车推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橱窗。

　　二是产品质量提高。经过四年我们搞汽车质量年检，编蓝皮书，规定所有的产品进行什么项目的检测，坚持年年推行，质量稳定了。扭转了汽车质量不稳定的痼疾。

　　三是投资体制改革。当时不让我们搞建设了。那时候一汽改造不给投资，我来中汽公司以前就已经定了。二汽建设还没完成，大概还需要两、三亿。其他的还要发展重型车，轻型车，投资根本谈不上。于是中汽提出来，用向国家要政策这种方法，采用递增利润包干，折旧基金返还，大修基金，银行贷款等办法使中国汽车产量、质量、发展、建设的费用能够有保证。

　　四是通过引进技术改变缺重少轻的产品结构。在品种上，当时一汽和二汽完全一样，主要是四吨车。还有各省几十个汽车厂在那儿跟着，一汽二汽干什么他们干什么。所以造成品种非常单一，水平很低。在四年中，这个问题通过引进的方法得到了初步解决，是一种开创性的解决思路。北京吉普、重型汽车斯太尔，天津大发、上海大众、南京依维柯，广州标致，都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然后，用技贸结合的办法，全套无偿获取日本五十铃轻型车用N系列柴油发动机的全部图纸资料，开始引进到北京，开花结果在重庆，到安徽，到江西，都是这一套技术。还有二汽引进的美国康明斯B系列柴油机，就是现在二汽的柴油车的主力用的发动机。所以重型、轻型、包括小轿车，以及柴油机在四年内哗哗都上去了。当时国家没有钱，只有用中国的土地、部分设备，和外国的资金，就用这样的合资办法。

　　五是重视人才。我们当时搞了一个文件，要求各汽车厂建立总师制，必须设立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有职有责，相当于第一副厂长或者是第一副总经理。我们中汽公司就是这么执行的。陈祖涛是总工程师，实际他的位置是第一副总经理，第三把手。另外，派人到国外学习，到通用，到福特，到大众实习。同时聘请国际上如福特、克莱斯勒等大公司退休的副总裁当顾问，这些顾问干什么呢，参加会议，提建议，再到一汽、二汽、重型等厂去视察，视察之后写出报告交给当地的厂，让他们贯彻执行。

　　六是提高了汽车工业的战略地位。 在我们和社会的积极呼吁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首次把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

　　2 引进的目的是为我所用，自主开发

　　中国汽车业的五个技术中心当年中汽出了大力，所有的钱都给他们。天津技术中心，一汽、二汽、重汽、南汽的技术中心，这几个技术中心都是经过中汽的手扶植起来的。饶斌有一句话，一切要依靠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技术引进——三个技术。他提出中国汽车要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道路。‘发展要着眼于战略目标和市场用户，着手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落脚于经济效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就提出来，应该搞自主开发。一汽是苏联的产品进来两年以后就搞自主开发的，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借鉴人家的基础为我所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自主开发，搞自主的汽车制造行业。但是没人听。为了要引进技术，推动后续开发，我向国家计委主任要一亿元作为发展轿车的基金，搞自主设计。他说，没有国家批准的具体项目，我能批吗？你们违犯了计委立项的规则。这个问题我呼吁了二十年。一直到2005年，我写报告给这一届的领导班子，就是胡温他们，终于得到了支持。这个算是汽车行业的一个突破。

　　当时提出来产品要三年一小改，五年一中改，七年一大改。现在是新车没完没了的引进，越换型越要依赖外国。有人说，振兴汽车工业不能学习日本、不能学习韩国，因为已经过时了，现在看来还得学习，人家就是对的，不过时。这是当时我们的主张。

　　2000年作十一五计划的时候，我写报告给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现在不能走开放依赖型的道路，我们要搞开放自主型的道路，外国技术我要用，可是也要自主。要自主开发，以后工厂我说了算。

　　3 企业化实体公司的探索

　　中汽公司成立的初衷是办成托拉斯，搞企业化改革，形成一个经济实体。这是第二次成立托拉斯了。第一次托拉斯也是薄一波在60年代搞的，那时候范围很小，动静没这么大。这次中汽公司的改革，企业化步子或者是从行政管理变为经济管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时经济学家宦乡写了一篇文章《由官僚到经理》。1984年5月4日中汽公司成立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从汽车局的官僚，都变成了经理。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汽公司在这方面是做了有益的探索，贯彻了邓小平同志的意图。现在外面一说中汽公司就是“人财物产供销”一把抓，好像是给中汽公司抹黑，实际上经营企业化必须要这么做。

　　我们给公司化做一个统一的布局，为解决当时汽车工业“散乱差”的局面，跨地区，以骨干企业为龙头，成立六个联营公司，联营公司经理都是中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理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联营公司之间要竞争又要合作。当时一汽二汽斗得实在太厉害了，在官僚体制下，一汽二汽彼此封锁，我们觉得不正常。于是规划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比如说一汽搞中型车，同时要帮助南汽搞轻型车，自己也向轻型车发展；二汽要帮助重型公司，自己也向重型车发展；相互间既有促进又有合作。一汽二汽之间成立了一个友谊互助振兴会，这个会是年年开会，交流经验。但是由于有人反对，实际贯彻得并不好。

　　我们这个思想从哪儿来的？来自中汽公司的顾问——美国福特的前副总裁麦克唐纳，一个克莱斯勒的前副总裁万宁。另外还有我一个堂哥，叫做李耀滋，他是中美华人协会的会长，美国工程院的院士。他们说现在组织起来完全正确，你们应该避免美国汽车业几十年成长当中的痛苦，就是互相残杀。你们既要有一定的竞争，同时大家互相要协作。对此，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另外中汽公司在统一经营中组织二级公司：投资公司、销售公司、进出口公司、零部件公司、材料供应公司等，天津技术中心也是这时成立的。投资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是上海大众10%的股份。进出口公司成立就是要经贸和技贸结合，我们是拿进口车的钱用来投资，发展我的技术。当时交通部门要买很多重型车，这边我们要跟奥地利斯太尔公司买技术建厂，是两个部门。我们说大家合在一起谈吧。这边买车是我，建厂买技术也是我，这样可以补偿，就这样中汽进出口公司就被批准成立起来了。此外我们还调动人马成立了全行业的《中国汽车报》。

　　中汽公司成立以后，一汽二汽也成立了联营公司，就是两级了。他们都有自主的经营权，我们并没有说卡住一汽二汽，我们很多权下大力气是从中央要来的。比如原来汽车行业没有在国家单独立户，我们要来计划单列。同时中汽向政府呼吁，给企业放权松绑。全行业都得到好处。

　　4 中汽公司四年的历史思考

　　中汽公司埋头推进改革，但是有些人作了小动作，突然袭击，中汽公司成立两年后的1984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突然把还并不知情的饶斌和我叫去，赵紫阳把我们要来这些政策和改革成果，直接给了一汽二汽，让他们也计划单列，自立门户。这样作实际上掏空了中汽公司，是中汽公司的一大挫折。我跟饶斌同志想不通，为此一两宵没睡着觉，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担忧。

　　赵紫阳不反对汽车，他认为反对的是高度垄断。中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实体，中央另外给的一个职责就是代管地方的汽车工业，这一般是国家的行政职能。十二大提出政企分开，中汽公司的行政职能，就变成什么行业垄断问题了。其实，把行政的部分拿出去就完了。赵紫阳当时在北戴河会议说，从此以后所有全国性的公司都不办。瞎说的，你现在看，有多少全国性公司，北方公司，船舶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汽的经济实体改革方案赵 紫阳也是圈阅的。到了1984年，他脑子一热，然后一汽的徐元存再一鼓动，就定了。一汽老大的思想是很久了，最好是直接归总理管，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想中国政治体制这么复杂。

　　我到中汽任职，徐元存是一汽的党委书记。他一直把我送到北京，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想不到这次来个告御状。何必呢，我们跟中央要了钱，要了这些政策以后，还不是都交给了他们？赵紫阳说是我们给卡下了，要直接给一汽二汽放权。等于把中汽公司挖空了。饶斌跟我说，怎么办呢？整车厂我们就剩下南汽了。又挺了一年半，中汽公司从实体改成了行业联合会。后来又叫中汽总公司，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蜕变，完全不是最初成立中汽的初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个“总公司”2002年被糊里糊涂的解散了。

　　当时，中央政策多变，个别领导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决定一个方向，一个大政方针，浪费人才，浪费整个国家改革的时间，推迟了改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是“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一个必然。

　　当时上轿车谁支持，胡耀邦支持、胡启立支持、万里支持。首先，是胡启立1984年到德国去考察，回来跟胡耀邦说，我看东德玻璃钢做的小车，挺好，卖得也很便宜，老百姓都能买得起，耗油量也很小，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干轿车呢？发展轿车是从这儿引起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决议为什么写进了支持汽车成为支柱产业，谁的主意，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后来接胡耀邦当总书记就翻了，就这么回事。赵受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中汽是高度垄断。你撒开，别管了。

　　今天看来，国有大中型企业真正走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真是任重道远。

（转自：新浪汽车 200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