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水文地质学家及工程地质学家卢耀如院士传略

一、走上大学之路

1950年明媚初秋的一天，卢耀如别离故乡，挤在一艘小汽轮上，沿闽江溯流而上，为了赶赴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去上大学。这是18岁青春年少的他第一次远行。闽江两岸绿树红花、青山翠竹，构成一幅幅秀丽风光、赏心悦目的景色，但是他无心去欣赏；悬崖绝壁、急流险滩，滚滚的波涛惊心动魄地震撼着他的心弦。他要去上大学了，心中感到宽慰；上什么大学，读什么系，在他心中还是个恼人的谜。

福州曾两次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卢耀如曾辍学一年，后来允许插班半年，所以进入春季班。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升入福州私立英华中学。按当时他的家庭情况，父亲为小职员，弟妹又多，是难以上这所教会学校的。但是他每学期都以优秀成绩列在全高中前6名之内，得到奖学金。1948年时，当时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系沈元教授因母病回榕，不久北平解放，沈先生无法北上，就在英华中学(母校)教书。卢耀如数理化成绩好，沈先生曾单独对他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并且说：“你敢不敢去摘这明珠？”当时在英华中学也有校友来校说：“美国在田纳西河搞水利，有TVA(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缩写，即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中国在扬子江三峡修坝（孙中山先生曾构想），就是YVA。”这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他想应当在今后为科学救国而努力。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于1950年1月他从高中毕业了，当时有的同学去东北求学，他因旅费困难未能同行。那时许多青年学生被吸收参加工作。他向沈元先生请教可否工作一段时间再升学。沈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好啊，工作一段再升学，理解力更好。”于是他经推荐而选择在南台学联（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州市工作委员会南台办事处）工作，日夜要跑几所大、中学校。

不觉六个多月过去了，华北高等学校联合在福州招生。他到英华中学母校见到低一班同学都在备课投考，在礼堂楼梯边见到陈景润，陈对卢耀如说：“我在家备课。”英华高中只有三百多学生，不少都是熟人。当时面对那浓浓的读书气氛，他的心动了，他想自己功课好，应当向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方面发展。他想到皇冠上的明珠与YVA，他想在数理方面发展更好些，于是向组织提出了升学的申请。离高考只有12天了，终于得到批准，李清藻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新中国需要技术干部，你功课好，组织支持你考大学。”那时还没有支持工作人员上学，还给时间复习的。要上大学备考，就得脱离工作岗位。于是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只有11天了，他就住在英华高中部宿舍，把丢了六个多月的功课抓起，废寝忘食地日夜复习。临考时病了，失眠、扁桃腺出血，自幼相处的堂弟那时肺病吐血，他以为也是肺病，脸也肿了，思想上太紧张，考试时精神恍惚，出现不应有的失误，结果成绩不理想，在报纸发榜时，他列在“下列考生成绩尚可，但所填系科无法安插”这一栏，需另填志愿。上清华大学数学系、物理系的志愿破灭了。当时招考后，沈元先生已返回清华大学任航空系主任。经与招生委员会联系，认为据卢耀如的考试成绩，可前来北京填志愿入学。但是旅费在何处？正在发愁的时候，南台学联曾丽黎和黄民同志来他家，送来同志们当月津贴（供给制每人每月只1—2万多元）及卖掉同志们生产的蔬菜钱，约30万元（当时1万元，币制改革后为1元）人民币。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卢耀如噙着泪水，收下大家支援的钱，当时心中是感激、惭愧交织在一起。他心中默默发下誓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为新中国建设和科技事业作出成绩，以报答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关怀。

在闽江的轮船上他思绪万千，第二天到南平后，又乘军用大卡车去江西上饶，前后爆裂了三个轮胎，在武夷山附近山区只剩下三个轮胎，汽车开不动了。他第一次惊奇地看到夕阳照耀下媚人的山川景色，使他惊叹不已，但同车旅客们又都非常害怕，因为刚解放不久，还有土匪等未完全肃清，大家只好立即到附近民房中，把门紧闭着。第二天才又上路，历经三天艰难的汽车旅途后，又搭乘一天火车由上饶至上海。在上海停几个小时，接着又转乘近两天火车，才到达北京。旅途上整整走了七天。当时并不觉得困乏，因为终于到达向往的北京来上大学了。虽然心中很兴奋，但也很彷徨，因为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仍是个未知数。

二、在清华大学的岁月

在十月初金秋的季节里，阳光灿烂的一天，他来到清华园，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切都吸引着卢耀如。他先去看望沈元先生，然后去清华大学教务处领取华北统考备取生志愿表，当时也查了一下高考的分数，才知道在数、理、化方面，大概由于精神恍惚与紧张，造成不应有的错误而没有达到考后自估的高分，但是一些北京、天津、唐山的大学理工系，他还是可以被录取的，包括有的大学的航空系。那时清华大学已开学几天，校园内正有艺术家在礼堂前绿草地上表演歌舞，活泼欢乐的园地，加上肃然求知的图书馆，还有那神采奕奕的教授风范，以及那神情自得的莘莘学子，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感染着他，更坚定了他原先的信念： “非清华不读。”于是，就不顾别人的建议，填了地质系本科，拟入校后再转系。入学时，他就选修了为数学系学生开的微积分（当时还是英语讲授），及为物理系学生开的物理课。不久，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教授对他说：地质人才缺乏，国家急需，你不要想转系。当时想转系的同学还有几位。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他们有12位同学了解到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向，于是就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安慰他自己读理工方面的志愿。清华大学土木系陈梁生教授经常来地质系，他是福建人，卢耀如也向他请教，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地质工作在土木、水利等工程建设上的重要性。他还选了机械系开的“机械制图”、张维教授开设的“材料力学”及“建筑材料”等课程。

在清华大学修读了冯景兰教授的“普通地质学”、池际尚教授的“岩石学”、涂光炽教授的“矿物学”、杨遵仪教授的“古生物学”、张席禔教授的“地史学”。这些著名教授的授课，为他终身从事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这些著名的老、中、青教授们的治学精神，在他心中不断起着楷模的指引作用，心里暗下决心，自己今后应当达到他们的学术高度。

在清华大学学习全靠国家给的助学金，除了伙食费之外，每月尚有7000元钱（币制改革后，相当于7角钱）可零用，其中包括讲义费、理发、买牙膏和肥皂、看电影及寄信等费用，当时一封外地信也要800元（即后来的8分钱）。虽然经济上很拮据，但他精神上感到非常舒畅，身心都感受到清华大学这著名学府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求知、严谨、友爱与活跃的学风的熏陶。当时，在他思想上也有包袱，因为放弃工作又来升学，这种“个人主义”自己还是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在清华大学，学校及同学们还是很信任他，所以他还被派出担任北京市市长代表，到颐和园一带负责宣传工作。1951年夏天，他去北京一个大的建筑工地进行劳动，协助建筑公司进行工地整顿，得到的报酬，大部分捐献给抗美援朝，自己只留下几元钱，用以购买野外调查时穿的登山鞋。

清华大学的社团活动开展得很好，他在英华中学时就参加了铜管乐队，由美国老师教吹奏黑管，所以他在清华大学经音乐老师当面考核后，就加入清华大学铜管乐队，在大节日时，乐队发挥了很好的鼓舞作用。他也经常去听些音乐讲座，当时，他记得贝多芬的一句名言：“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后来他还和物理系及其他系的同学，共同组建了中国民乐管弦乐队，他担任指挥，于1952年春节时，他们演出三个节目，其中包括《马车夫舞曲》，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几次谢幕，仍掌声不停，只好告诉同学们，他们只练了这三个曲子，这才得到“宽恕”。

在清华大学两年的岁月，所给他的熏陶，却是非常深刻、终身难忘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起当时较闭塞的福州来，这里使自己有了开拓视野的好机会。在清华大学，经常听一些名人来校做报告、讲演，增长了很多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知识，这对更好地认识自然，更好地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贡献，确实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淮河野外实习的重要一课

列车在京汉线上奔驰，卢耀如受学校指派和田开铭、钱学溥、余也果三位同学一起奔赴淮河。由于1951年淮河发生大水灾，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经当时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后组建为地质部）的安排，让他们三个男同学及一女同学余也果，一起去淮河实习。车快到信阳，他们正在餐车上用早点，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来到他跟前，看了一下“清华大学”的校徽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姜达权，你是清华大学卢耀如老弟吧”，卢赶紧握着他的手说：“是的，姜工程师先生。”他们以前没见过面，按事先安排在去武汉的 那次列车上碰面，四个同学中只有他带眼镜，所以姜达权先生就认出了他。

他们四位同学在野外听姜先生的讲授，并被安排进行野外调查，有时他们男同学是一个人一条线路进行单枪匹马的调查，吃老乡的派饭（即先找农村生产小组长，然后安排到老乡家吃饭），按规定一餐给三角钱。

野外调查是非常艰苦的，一个人拿着罗盘、铁锤、放大镜这三大宝，还有一张地形图，就外出调查，真是起早贪黑。作为一个穷学生，也没有手表，那时学会按照太阳位置及调查线路耗时情况来判断钟点，基本上是可以较好地掌握时间，而没有造成一人黑夜滞留或迷途在野外、不知到达宿地的情况。在野外调查中，他深感在清华园每天锻炼1小时对自己增强体质的帮助。在清华大学，他每天跑3000米，跑后用马约翰先生的三分钟洗澡法，即一分钟淋浴热水，一分钟用肥皂摩擦全身，一分钟用热水变至冷水的冲洗，使他的体质有了很好的增强。

姜先生也讲了自己以往调查的经历，包括一次在广东姜工程师被毒蛇咬了，亲自用刀片割下肉、挤出血。在野外调查中，多次看到姜工程师捉拿毒蛇的本领，姜工程师被毒蛇咬后，没有“三年怕草绳”的胆怯，而是勇敢地面对毒蛇的威胁。姜工程师对比了新旧社会进行地质工作的差异，生动地教诲学生们应更好地为新中国地质工作而献身。短暂的两个月野外实习，却给卢耀如很大的锻炼和提高。首次系统地知道了工程地质的工作内涵，如何开展野外调查，如何编写工程地质调查报告。每个同学都写了一份报告，他写的是《关于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调查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一直保存在全国地质资料馆内。

在野外调查时，只能住民房，他们4个男女同学，有时只能挤在一小房间内，同学间沟通思想、交换心得，相互鼓励帮助，这是在校内所达不到的。通过这次实习，他确实坚定了工程地质专业思想，为后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实践的牢固基础。姜达权先生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回校后，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表达对姜先生的崇敬，也向许多青年团员等宣传过。在淮河的野外实习，给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去淮河之前，在清华园就传达了教育部的意见，要进行院校调整，并酝酿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拟将北京大学地质系和清华大学地质系作为基础，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地质学院。后来又听说，清华大学要改建工程地质系，以生物馆作为系址。

从淮河实习回来，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已成定局，要他们作好实习的结尾工作后，即搬出清华园，到原北京大学地质系所在地的沙滩地质馆内报到。当时他心中的滋味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感到离开清华园很惋惜，不能再做往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另一方面对于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又是充满着憧憬，希望对工程地质教育事业有更大的开拓。当他们从清华园搬到北京城内原北京大学的西斋平房宿舍时，心中又有一种新的彷徨。从福州乘船北上时，徨的是他能上什么大学、读什么系，这次彷徨的是清华园之梦断得太快了，在新的北京地质学院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新熏陶呢？卢耀如怀着依依不舍的清华情结，离开了清华园。

四、进入地学殿堂——北京地质学院

他们搬进已较破旧但又具有悠久历史的原北京大学西斋学生宿舍，孔德坊、卞昭庆、余仁福和他4个人在一室，那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及唐山铁道学院等转来的二、三年级学生都在西斋住。上课在原北京大学的地质馆、红楼及新楼。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使国内地质界的学术泰斗、名流都聚集在一起，很快就显示出地质科学的新殿堂、新学府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清华大学地质系全部师生员工都作为新学院的骨干，袁见齐教授担任新建立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主任。从清华大学转来的自己选读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向的12位同学，有了一块充满着生机的绿洲了，两所大学地质系刚合并时产生的离开名校的失落感，很快地就消失掉了，并且深感到作为北京地质学院的老大哥的重要使命。从那时起，他们永远是清华大学地质系的小弟弟，因为他们班及下一班离开清华大学后，没有了地质系，长时间不会招这方面的学生，所以永远是地质系的小弟弟。而在北京地质学院，他们三年级是最高班，上一班已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提前毕业了，所以他们永远是老大哥。

在北京地质学院，他们担负起为新招收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新生介绍学习该专业的认识与心得，以巩固他们的专业思想，作为小学弟小学妹们的老大哥，卢耀如多次与他们座谈，并陪同他们去京郊实习。这些活动使他的专业认识得到更好地自我加强的机会。

在北京地质学院，汇聚了国内地质界的精英、名师，使他们在短短的一年内，在地质学的学习上，打下了更加牢固而坚实的基础。其中，包括张炳熹教授的“矿床学”，马杏垣教授的“构造地质学”，袁复礼教授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傅承义教授的“地球物理”，张咸恭老师的“土力学”，方鸿慈老师的“水文地质学”……等等。在这一年中，他们知道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全国理工科都要提前毕业，所以就比较紧张地努力学习，因为这是最后充实自己的机会。经过淮河的实习，他们更明白应当怎样在课堂上提高学识，如何才能更好地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面的工作。通过这一年学习，他确实开始懂得怎样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使自己具备起码的学识与能力。概括地讲，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的一年中，使他进一步认识到：

1.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与国家建设的极密切关系

学习该专业的人才，在地质界是很少的，这一学科是地学的一门新兴学科。解放前留下的二百多位地质人员中，只有姜达权、陈梦熊、姜国杰、张兴仁等几位在解放前曾搞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卢耀如他们应是新中国培养的该学科的第一代学生，也更加明确自己将肩负的重大使命，更好地认识到该学科涉及到水利水电、铁道、公路、机场、城市、工厂、矿山、供水等许多方面的建设，今后需要为工程建设出力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

2.需要不断发展开拓地质科学以满足建设要求

学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国内当时尚没有系统全面的教材，而实际建设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也还没有更多的经验可借鉴。所以，在学习中，张咸恭老师都强调在学习上和今后工作中，应当有开拓的思维，要依靠自己去探索新的认识。所以在口试中，张先生等就出了独立思维的问题。原先刚进清华大学做一年级新生时，卢耀如曾问高年级同学周树强一个问题，他说不知道，当时他心中想，怎么不知道呢？那位同学接着说：“你以为上大学什么都会知道?大学主要是给你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在走上岗位后，还有许多学识需要自己去再学习。”他的话对卢耀如后来起很大作用。通过清华大学两年的学习，特别临毕业时的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年学习，他才真正懂得该专业的广阔内容，而他们所学习的还是很不够的，主要应当学会开拓自己的思想。在北京地质学院最后一年的学习，他终于有了一把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

3.需要和其他学科密切结合才能满足工作上的需求

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中，已认识到只有努力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才能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更好地为各种建设服务。所以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也特别重视对于理论力学、土力学及地球物理等学科知识的学习。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工作，需要知识结构更广泛些，因此，别的专业较早结束了地质专业课学习，在毕业前就集中突击学俄文，而他们没有突击学俄文，仍继续紧锣密鼓地在赶学一些有关学科知识，以便能具有更广泛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为今后将面临的具体而又复杂的工程建设服务。

五、难忘的毕业前夕

在即将结束学业，要离开北京地质学院的时刻，卢耀如心中充满着喜悦，也充满着期望。当时，同学们心情都是一样，就是要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通过野外实习，他们更认识到地质工作的艰辛，但也更体会到其中的欢乐。

快毕业了，正好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反映地质工作的电影《深山探宝》，摄制人员需要一些镜头，反映地质院校毕业生打起背包、走出校门的情景。卢耀如担任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学校就派他带领十多个同学拍这些镜头，当时，拍摄了在沙滩地质馆屋顶上打起背包的镜头，接着又拍下他们背着背包走出沙滩大门的镜头。后来，在电影中都采用了。电影放映时，配上佟志贤作词的《勘探队员之歌》，这支歌曾鼓励着几代的建设尖兵，奔向野外，为寻找宝藏，为工程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今天当他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那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的时候，心中不仅想起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的日子，也更回忆起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由青年进入到中年，又已到了老年，但是一唱起这首歌，卢耀如似乎又回到打起背包走出校门的那些青春岁月。

在毕业分配中，大家都是有着火焰般的热情，要为祖国建设而努力奋斗，但毕业时也有很多“难”处，当时“难”在要分配一些同学去研究机构、教育部门，需要作深入的解释工作。他作为团支部委员和预备共产党员，也为此做了不少说服工作，最终大家还是都愉快地服从分配。孔德坊、卞昭庆、余仁福和他4个同宿舍的同学一同在西斋拍了一张照片；40年后，1992年在北京“全国第四届工程地质大会”上，他们又相逢了，按照40年前拍摄的姿态，他们又拍摄了一张以作对比。可告慰的是岁月虽然无情地消逝，但他们为工程地质而献身的热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决心，仍然不变。两张照片，映刻下了他们4位同学离开母校清华大学，又离开母校北京地质学院后，经受风霜雨露的浸洗，以及在为祖国工程建设而南征北战的岁月印记。

在北京地质学院举行毕业典礼的场面对于卢耀如来说还历历在目。他们3个毕业班不同专业的毕业生，包括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转来的一百多位同学，聚集在端王府夹道的校本部礼堂举行毕业典礼，刘型院长讲了话。当时他强调由于国家需要，所以提前毕业，勉励大家要将学习所得的知识应用到寻找矿产宝藏和各种建设中，以求努力作出贡献。当时何长工副部长还表示，你们工作一段时间后，还可回校再提高充实自己。

卢耀如在会上代表毕业班同学发表了讲话，用他们的激情和决心，表达了毕业生会铭记母校北京地质学院老师们的教诲及院长、领导们的期望，一定要在不同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任务，在地质战线上作出贡献。在讲话中，他深深感到自己在成长，也逐渐成熟了，讲的是自己和同学们肺腑之言，当时不禁想起福州刚解放时，由于他功课好，英华中学老师陈景汉让他在欢迎解放军的大会上发言，他拟了稿，请老师修改后，再把它默记在心，当在台上发言时，由于紧张心慌，忘了该说什么，只勉强地说了原稿中不到一半内容，这次是经过三年大学的锻炼的大学毕业生，要真正走上社会了，他表示的心声是经过深思的，所以也没读讲稿。今天回想起来，可以说当时所发的誓言，都是不断地鞭策自己在地质工作岗位上，应当不怕风吹雨淋，不怕艰难险阻，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在母校北京地质学院发下的誓言，都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六、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几份答卷

1953年9月初秋的一个夜晚，地质部在兵马司后院举行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的欢迎会，刘杰副部长谈了话，对全国各地分配到地质部的多种专业的毕业生寄以很高的期望。会上，卢耀如荣幸地代表新到的毕业生表示了为地质工作和国家建设尽力作出贡献的决心。热烈的欢迎会使他们又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鼓舞。

在兵马司呆了一段时间，卢耀如被分配到地质部东北工程地质队，在队长胡海涛先生带领下，开始为奔赴野外工作而作准备。胡先生那时不到30岁，高涨的热情还胜过他们新到的大学生。由于工作较紧急，于11月中旬仍奔赴东北吉林浑江。那里都是冰天雪地，温度可达－35℃。胡先生率领他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战歌，扛着扫把，上山作调查，扫把的作用在于扫除积雪，寻找露头。他第一次见到这漫天大雪，雪的厚度可达膝盖以上，通化一带冰雪更厚。虽然天气寒冷，但他们心却是热呼呼的，大家一点也不觉得寒冷。上山时为了行动方便，他不穿皮衣，只穿薄棉衣。在东北调查一个多月，当时还有来自云南及东北水利部门的土工方面人员及年轻的学员随队学习。其中来自云南的老彭，在浑江的冰面上摔了一跤，得了严重脑震荡，回昆明后，仍不能很好恢复。在东北工程地质队只有数月时间，从内业准备至野外调查，胡海涛先生给了他很多的教诲。从胡先生那儿确实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他是卢耀如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位老师。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也经常在一起为工程而出力，对胡先生他从内心上感到是一位良师益友。胡先生是有话就说，从不使心计的人，是一个真诚对待下属和朋友的好同志。

1954年3月领导上准备让卢耀如跟苏联专家马舒可夫学习，当时先让他去新安江工程地质队工作。朱庭祜老先生负责全队技术，但他还有别的事，很多时间在杭州，实际上由行政队长黄文理负责，那时新安江工程地质队有地质部人员，也有水利部人员。卢耀如到队上后，就带领一组人马沿新安江上游至下游进行踏勘填图，目的是回答水电厅徐恰时厅长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新安江库区存不存在寒武系碳酸盐岩的喀斯特渗漏问题；第二，从水文工程地质条件上对一级开发和梯级开发进行比较，那种方案更好。当时参加调查工作的还有从福建来学习的陈祖煌等人。新安江从上游至铜官坝址，一路风光真是迷人，青山、绿水、翠竹、红花、急流、飞瀑……。但在那时，不敢下水游泳，因为血吸虫病还相当利害，正重点进行消灭钉螺的防治工作。在调查中，有一段时间白天上岸调查，晚上到下游指定地点，一组男女都挤在小木船的船舱中和衣而睡，人都不能翻身。有时一天一个地点，他们经常住在老乡的祠堂里，睡在装有死人的棺材旁。那时浙江民间有一习惯，死人停柩在祠堂，等子孙办了喜事才下葬。那时虽然野外工作艰苦，但大家都年轻，朝气蓬勃，充满着追求科学真理、为国家奉献一切的精神。这是卢耀如第一次负责研究喀斯特。

在新安江工作了几个月，卢耀如较圆满地回答了上述两问题，这是他参加工作后交的第一份答卷：新安江库区不存在喀斯特渗漏大问题；一级高坝开发比多级开发好。后来，领导上让他正式跟前苏联专家学习，跟前苏联专家一齐出差。他们先去了淮河一带，后来又去了上海、新安江、长江大桥、湛江海港等地，住的是宾馆、别墅，出入是汽车代步，又经常参加宴会。对这种生活他经历了3个月后，他向前苏联专家及领导提出，是否不要这样学习，最好让他在野外工作，可请苏联专家予以指导。后来领导和前苏联专家也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又到野外队工作了。1954年11月他接替地质部淮河工程地质队夏其发队长的工作，负责白龟山水库的勘测任务。1955年初和在安徽的工程地质队合并，成立地质部931地质大队，淮河上游为2分队，他仍为分队长，负责郏县水库的勘测。

1956年发表了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充分反映出中央领导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关注，也使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掀起了高潮。那时淮河工作已结束，领导上原先也让他去长江三峡。突然有一天，张更生副局长兼新成立的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所长，对他说：“三峡你不要去了，你去官厅水库。”在1952年底他们作为学生也曾去官厅水库实习一趟，虽然官厅水库以其20亿立方米库容已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库，但三峡工程规模要比官厅水库大得多。当时他因没去三峡，心中是很不高兴。过了一天，张更生所长又叫他去说明到官厅水库工作的任务。由于官厅作为我国第一大水库，1954年建成，1955年开始蓄水后，就发生坝基渗漏与塌陷，而且塌陷已达粘土心墙，再发展下去，就会危及坝体。20亿立方米的库水，又对京、津一带造成威胁。张所长特别强调，这是周总理关心的大事，周总理亲自打电话让地质部负责查明这问题。部党组研究后，决定让卢耀如负责查明渗漏、塌陷的原因，为工程处理提供可靠依据。面对这紧急任务，他就只有全力以赴。当时由地质、水利及电力三部地勘人员组成研究队，在短短15天内，15部钻机、两个水文地质试验组就聚集在工地上。技术方面全由他负责，野外调查、布置钻机、抓现场实验、处理钻探事故……，真是日夜奋战。好在当时水利部委派陈庚仪同志为工程处理总指挥，设计上有冯寅总工配合协作，他们合作得很和谐，后来还建立了长期友谊。那时为了查明粘土心墙渗水情况，需要打孔，正像要在人心脏上开刀一样，有很大危险性，在向水利部党组汇报时，钱正英副部长说：“你有没有把握在心墙上打钻?有什么安全措施?”当时卢耀如立下了军令状，这是在充分考虑采取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而作出的。

在勘探研究过程中，许多中外专家都曾前往，他也不断接待，多种的看法他都反复考虑，极力在研究中予以检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也曾专门陪同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前往考察，李部长听他汇报后，给了非常有益的指导。

通过不断勘探、不断研究，在众多中外专家的纷纭意见基础上，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震旦系迷雾山矽质灰岩中岩溶管道水的3个渗流中心，及其对坝体和砂卵石基础造成潜蚀管通而诱发塌陷的机理。那时的喜悦真是难以言明，他不禁拍着桌子跳了起来，一时感到千斤重担卸了下来。是啊，大坝是否稳定，关系到京、津一带安全，这重担压了他近3个月，正好汛期即将来临，为保证大坝安全，有了应急及处理的地质上的科学依据。而后，他们进一步勘探，为的是如何为进一步处理提供依据。刚接这任务时，前辈谷德振先生作为他们所副所长，曾在官厅工地现场考察，并审核他的设计，他当时心中还是没底，曾对谷先生说：“先生你能否多呆段时间，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他曾希望谷先生帮他担起这重担。当时谷先生要去三峡，谷先生鼓励他说：“你在新安江、淮河干得不错，你大胆去干，有什么事我再来。”有了谷先生撑腰，给他壮了胆，在实际工作中也真正受到了锻炼。当结束了官厅工作，最后向水利部党组汇报时，是谷先生带领他一起去的，他在百多张图件中，只带两张图，简短汇报官厅水库渗漏与塌陷的机理及处理方案建议后，由谷德振先生最后拍板，对这成果予以肯定与赞扬，也立即为水利部领导及专家们所接受。当时作为年轻的地质人员，由北京地质学院走出校门才3年的卢耀如，终于在谷德振等老一辈地质学家的支持下，得到了又一次大锻炼，胜利地完成这项临危受命的重要任务。这是他负责研究喀斯特交上的第二份考卷。

七、为长江三峡奉献青春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诗句，生动地描绘出了雄伟壮丽的长江急流的自然景色，“……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的词句又展示了未来的一幅图案，卢耀如在结束官厅水库的工作后，满足了他奔赴长江三峡的心愿。他没有机会去作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努力，却意外地在为往日所称的“YVA”工程而贡献自己的力量。1957年，他和三峡地质队的同志们一齐跑剖面，进行水文地质动态观测，不断地分析石碑—南津关碳酸盐岩坝区的各种资料与已有勘探成果。1958年初，他就正式负责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测研究工作，将该坝区与火成岩的美人沱坝区相比较。那时长江三峡的装机容量可达3300万千瓦，被前苏联专家称为世界上水电站的绝对冠军。年轻的卢耀如和广大地质及设计人员一样，看到国家仍较落后的情况，都对三峡工程充满着激情，希望该工程的上马可改变我国不发达的面貌。于1958年11月时，曾举行科研大会，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举行的招待会上，华罗庚教授曾表态：“三峡工程的计算问题他们包了。”当时日以继夜地勘测研究，以为三峡工程1961年就可上马，又正值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期，他们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在官厅，有时半夜还需上山了解钻探情况，有时天太热，工作到夜间11点，还到南津关队部附近长江支流黄柏河上去游泳，以便回来凉爽些再加班。但是有一次他却被鱼钩钩住大腿，好在他水性不错，冷静地摆脱鱼钩，免遭没顶之灾。从南津关坐轮船到三斗坪讨论两坝址比较问题，有一次他在轮船边沿因太困也就睡觉了，隐伏着被颠落到长江急流中的危险。谷德振先生在身旁看护着他睡觉，不忍心叫醒他，后来谷说：“你太累了，睡一会也好，有危险我就叫你，会照顾你，所以就让你睡一会。”当时他深感到老一辈地质学家是当时年轻的他的技术上的靠山，又是他们生活和工作上的保护者。

在长江三峡胡海涛先生担任队上技术负责的总工程师，并具体领导美人沱坝区花岗岩风化壳及有关工程地质问题的研究，也对卢耀如南津关坝区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谷德振先生那时已脱离地质部，主要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作为老一辈专家，经常来三峡负责全面技术指导。当然，在有关坝址比较等方面，卢耀如和谷德振先生、胡海涛先生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争论，但这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正常交流。在和前苏联专家之间，也有争论。例如前苏联喀斯特专家索科洛夫于1956年来三峡前，曾去过官厅，卢等就曾向他汇报，得到他的赞许。1960年他应邀又到三峡及贵州等地，由戴广秀工程师和卢耀如作陪。对三峡喀斯特水文地质特征方面，卢和索科洛夫教授也有不同认识，最后教授同意卢的看法。后来去贵州乌江渡，对于坝址选择也有不同看法，教授原先主张选上游白云岩坝址，卢耀如从页岩防渗及白云岩古岩溶作用及风化的角度，主张选目前采用的坝址，后来索科洛夫教授也同意了他的观点。他们虽然有争论，但相互尊重，也是友好的科学上的争议。在一次欢送宴会上，索科洛夫教授曾过谦地向宴会主人说：“以后工程上问题可以找喀斯特卢，他这方面懂得比我多，不必请我。”这是表示对卢的赞许与鼓舞，后来这“喀斯特卢”就逐渐叫开了，也算对卢的鞭策。但是不久，其他部的内部文件上，就不指名地批评他对前苏联专家的争论，被认为是不尊重前苏联专家。好在不是一个系统，所以没有直接点名。当然，在地质系统也就未能成为处分的缘由。特别是在张更生所长欢送索科洛夫教授回国的宴会上及北京机场告别时，索科洛夫教授没有因为有过学术上的争论而表示有何不愉快，而且又当面赞许了卢，所以就没有惹什么麻烦。

当时，卢耀如这一代年轻的地质人员，在老一辈先生指导下，挑起了建设中的重担，得到了实际锻炼，很快地成长起来了。他认为自己是这批年轻一代地质人员中有较好机会得以充实提高与磨炼的一位幸运人。正是由于野外任务重，使他也避免了有些年轻人于1957年所曾遇到的麻烦与不公平的待遇。那时，有不少在中国的前苏联专家，对活跃在各科技战线上年轻一代的中国科技人员的素质与工作水平予以高度的赞许，认为是年轻有为的一代。

那时，他们憧憬着三峡的光辉未来，但是从1957—1961年，他们只担负坝区勘探研究与比较，没有过问库区地质问题。卢耀如认为，那时自己还是很不成熟，经验还是匮乏，只看到工程建设有利的一面，对于库区地质环境不良效应问题，考虑得很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三峡一直没有上马，直到1992年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由中央决定兴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装机容量为1 820万千瓦）。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积累的经验也多了，对环境意识也大大地增强，他就逐渐感到三峡工程在库区地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所以，在80年代初卢耀如就提出要进行三峡库区环境地质方面的调查研究；在1993年，他送给上级领导部门的建议中，又强调了三峡工程关键问题在于库区移民及保护地质—生态环境问题。于1997年三峡长江主航道截流时，又上书强调三峡工程建筑过程中，上游石山地区地质—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与质量的提高，应当是长江三峡工程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长江三峡南津关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测研究成果，为坝区比较提供了依据，在科学研究上也完成了周总理的要求：应当拿出好的研究成果，以说服美国萨凡奇等国内外专家。在长江三峡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是卢耀如从事岩溶研究方面交出的第三份答卷。

八、50年来投身地质工作的几点体会

从1950年开始学地质到2000年，卢耀如已整整从事地质工作50年了。三次调查研究岩溶的工作，都是涉及当时重要的建设项目。卢耀如对交出的三份答案还是不很满意的。当时这三项工作，的确都非常紧张，但也确实是三个重要的锻炼机遇。通过这三项岩溶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奠定了他主要研究岩溶的方向。

完成三峡工程选坝址的比较工作之后，他从事岩溶地区的一系列水利水电方面有关调查研究，并系统地进行岩溶发育区域性规律及有关发育机理方面的理论探索。为长江、珠江、黄河、淮河、海河、太子河等大小流域百多座大、中、小型水利水电枢纽的勘测研究，他也做了很多指导性工作。从事一系列勘测研究指导性工作，责任是重大的。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他还是先学习当地同行们工作的经验，吸收他们的成就，而后再对不足之处，予以指明。在长期工程实践中，他的工作既涉及铁道、城镇、机场、码头等多方面的建设，也涉及到岩溶地区的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内容。在理论及有关区域规律性研究方面，从岩溶发育机理、岩溶水动力条件、岩溶作用过程、岩溶类型划分、岩溶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灾害、地质—生态环境演化等等方面，他都进行了探索研究，并编制了《中国南方喀斯特图系》、《中国南方（岩溶为主）地区地质—生态环境图系》，以及《中国岩溶》、《中国岩溶——景观·类型·规律》图集。出版了中外文论著八十多篇及五部论著成果。

1973年，他曾被水利部指定为援外工程的高级专家，与姜国杰、胡海涛先生一起赴阿尔巴尼亚，为解决费尔泽水电站库岸边坡稳定和毛泽东水电站的岩溶渗漏问题，指导当地中阿专家进行调查研究。此外，还应邀前往南斯拉夫、英国、美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及参加国际会议和讲学，也应邀到香港和台湾地区，在进行讲学及研讨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时，也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研究成果的影响，他深感自豪。卢耀如认为，这一切的确与在英华中学、清华大学及北京地质学院所受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近五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卢耀如积累了下列认识，并时刻鞭策自己，不断深化：

1.把握科学研究方向，紧密与工程建设相结合

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调查研究，必须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才能检验自己对自然界认识的正确性，并且相应地使自己的认识能够有益于工程建设，发挥其真正的价值。上面列举的早期3次工程实践，以及后期在水利、铁道等等许多工程实践，都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对岩溶发育规律的研究及有关理论的探索，确实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2.努力艰苦奋斗，坚持在一线实践中提高

要在地质科学上能做出成绩，必须吃得苦，努力奋斗，不贪图安逸享受，在一线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跟随专家学习时，若贪图安逸，只享受当时的豪华生活，而不去艰苦的一线实践工作中磨炼自己，很可能过了2—3年后，就变成了另一种情况，既不是科学研究的闯将，也成不了有活力的室内管理人才。当时，他觉得睡在硬门板上，比睡在国际饭店的席梦思弹簧床要舒服，他不愿参加盛宴，而去野外队吃便饭，反而觉得可口。经常有人对他说，你如果不在实践中锻炼，就可能不会走上今日科学研究的道路。

3.坚持科学真理，时刻对国家利益负责

地质工作是为工程建设服务的，更应当坚持科学的真理。因为不能正确根据地质条件而进行的各种建设，常常会产生不良效应，带来严重的经济及生命财产和环境上的损失。在几十年工作中，他都没有为了某种关系或考虑领导及有关方面的意图而放弃坚持科学的真理。但是，这样做也的确会得罪人，也会招致冷遇，或受到敌意的眼光甚至受到攻击或变相的压迫，其损失也是非常多的。这些他都不在乎。外单位科技人员告诉他，有一次他的意见像丢下一颗“原子弹”，引起地质、设计及施工的技术人员的热烈争论，后来他们终于在内部争论一个月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正确意见被采纳，特别是工程实践证明自己意见正确，使国家避免损失，使工程得到安全保障时，他自己所得到的是最大安慰。他认为，坚持真理，也吃了不少大亏。但是，个人损失总是小事，国家利益还是最重要的，这种思想时刻在鞭策自己。

4.努力提高自己，扩大知识面和综合研究能力

“学无止境”，这是他小时候就记住的一句真理。他在工作中还是时常记住这句话，以求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并提高自己综合研究的能力。但是，由于一些条件及历史原因，他认为自己的学识还是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知识面还是不够宽。在解决具体工程建设中的问题时，经常不仅应考虑工程的具体问题，更需要从地质环境演化及人工效应上去探索。这就要求有更宽厚的基础理论，以利于考虑更多建设方面的综合效应问题。

5.亲自动手，从小处看大局预测未来

有句古话：“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搞科学研究，作地质调查，也需要亲自调查，一点一点地描述，没有从小处着眼，也就不可能揭示自然秘密，许多小方面的特性，概括起来就可成为揭示自然界的大规律。对于年轻地质工作者，不从事野外的调查，不用放大镜、铁锤和罗盘去观测自然地质现象，也就不可能认识自然的规律性。就是应用最新科技手段，包括应用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GPS）及电子仪器等等探测技术，也都是需要有地面调查所积累的认识，作为判析的基础。不进行小现象调查，不测绘小剖面，不采集地质样品进行分析实验，要想认识当地地质环境特征是不可能的，也就不可能为建设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年轻时代，更需要在科学研究中，培养自己动手做“小事”的能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都是自己要动手去做。他认为只有自己懂得怎样做，或知道应当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体的力量。

6.在艰难环境中不气馁，要向远大目标努力迈进

在五十年的地质工作中，经历了许多风雨世面，卢耀如所处的环境有时也是特别艰难的。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遭遇的艰难险阻是在学校中所难想象的，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即使在那种环境之中，他始终不气馁，他坚信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不会错的，在艰难环境中他坚信前途会是光明的。在人为的艰难处境中，他始终记住往日学联同志们寄托的期望，鞭策自己自强不息，克服一切困苦，激励奋扬；他也时刻记住往日沈元、林观得和王世章等英华中学老师们的教诲与鼓励；他也为陈景润的成就而欢欣鼓舞，陈景润执著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激励卢耀如去克服难关，也更坚定他在科技事业上顽强奋斗的信念。一个科技人员，决不能在艰难困苦时，动摇信念，丧失斗志，那样也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甚至会被狂风暴雨所淹没。他庆幸自己在大风大浪的严酷环境中，还是充满信心地挺身过来，今后工作上还会有风险，也还会有困难，他自己还得要有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九、卢耀如的遗憾……

卢耀如离开福州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出来后又是繁重的野外调查及研究工作，加上其他因素，他多次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回福建老家，看望亲友、同学及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福建长期处在沿海最前线，尚未能很好地建设，在外地的八闽子弟，也较少有机会返榕。特别是，在福建碳酸盐岩分布不多，他一直未能得到为家乡出力作些贡献的机会。这是他的第一个遗憾。在外奔波了31年，于1981年11月才回到福州参加会议。改革开放后，福建的建设才得以有良机，迅速地取得进展。

他母亲虽然也曾短暂地在京呆过一些日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及工作上忙碌，他未能很好地在北京陪伴。1983年9月他母亲病危时，他匆匆返榕探视数日，为工程建设又奔赴野外。母亲不久逝世，当时电讯还不发达，电报由福州—北京—昆明—桂林—贵阳—乌江渡，传了四天，他从乌江渡水库区返回大坝时的夜晚才看到。可是，他还必须忍着伤悲连夜准备第二天作地质总结发言。那时从乌江返回福建又得4—5天，贵阳没有直达福州的飞机，只好电告福州弟妹们先办理后事。他返回北京又处理些紧急事后，于母亲逝世百日时, 才回家祭奠母亲。现在他想起仍是揪心,感到有负慈母培育之恩。这是他终身难忘的遗憾。

虽然，在50年的岁月中，他自己也学习了不少，在学校中学习，在工作中学习。但是，由于历史上条件的限制，在建国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对外交流几乎为零，只是20世纪50.60年代初，前苏联专家来华，有了一些交流的机会。正是卢耀如这一代人风华正茂、充满朝气的岁月，未能更多与世界上有关科技学术上的专家学者们交流，使他们在科学探索上还是受到限制。直到1978年他作为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家代表团的团员，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国际会议，才真正开始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当时南斯拉夫研究喀斯特学者，看到他们带去的成果，表示非常惊奇，说：“想不到中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米兰诺维奇在他要出版的书中，立即多处引用卢耀如的论文。如果早日有机会对欧美国家进行交流，也可更早更有力地扩大他们对世界上学术界的影响，也可更好地促进他们的科学研究的拓展。没有在年轻时就得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确也是一个遗憾。

“十年动乱”也使我们最重要的宝贵时光，不能在科学研究上作出更大的贡献，相反，很多的研究基础遭受了严重破坏。使卢耀如更痛心的是，在我们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仍在较长的时间内受到那动乱时期所造成的不正常因素的影响。想到这些，不能不感叹，这却是在心中难以抹去的又一个遗憾。

卢耀如谦虚地认为：多数的情况下，由于繁重的任务，经常在外奔波，而未能有更好的机会，进一步钻研学习，以提高自己，目前总感到学识还不深广，使深层次地探索有关理论问题受到限制。而且，研究经费及设备条件上，不能得到更大强度的支持与保障，使在已过去的好时光中，想在重大的有关问题上作进一步研究的愿望不能实现。这也是他的一个深深的遗憾。

在研究岩溶（喀斯特）及有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方面，他常常深入地剖析自己，认为还有很多值得回顾、总结的不足与错误之处。“觉今是而昨非，知来者之可追”。当然，不能因众多遗憾而束缚自己，青山依旧，流水不息。卢耀如院士仍坚持在有生之年，充满朝气地在地质战线上奋斗不息。但是，他的感人肺腑之言，更希望能对年轻新一代地质学家的成长有所启迪与借鉴。

从事近50年的地质工作，的确是很艰苦的，特别是搞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肩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涉及到国家财产及人们生命的安全，而且所产生的效应是非常迅速的。在几十年岁月中，卢耀如院士都是以兢兢业业的精神，从事这项工作。当然，在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时，心中的喜悦也是难以言状的。今后，再有选择的话，卢耀如还是选择地质。因为今天他更感到地质对未来21世纪的重要性。

今天，虽然他已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似乎还像坐在轮船上求学一样，他感到对所居住的地球还是了解太少，许多问题还不懂。人类赖以生存的地质生态环境，受地球内部至地表的全球演化的影响，并受宇宙因素的制约，而人们对这些方面还是了解不够。更重要的是，人为破坏地质环境，给全球已带来严重威胁。许多地质上的难题：地球圈层运动学与动力学；水的形成与大循环；地质作用对厄尔尼诺现象及气候的影响；地质灾害受地球本身与宇宙演化诱发的机理及自然灾害链；黑（暗）物质与地球已知组分的关系；人类大规模建设与大工程对地质生态环境产生的深远综合效应……等等，这些都对今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存具有密切关系，但我们都还知之甚少。今后必须从大宏观及超微观上，联合及包容物理、化学、生物及数学上的尖端成就，以揭示地球的奥秘，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的严峻问题。

李白面对“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美景，仍发出“长州孤月向谁明”的感叹。今日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卢耀如先生发出“九州圆月我志明，矢志地质永不悔”的肺腑之言，那就是为了21世纪更光辉灿烂的未来，为了人类更美好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让我们都来关心并保护赖以生存的地质生态环境，多学科联手进一步探索地球与宇宙的奥秘，让地球成为人类共有的璀璨明珠。

(转自 中国地质大学网站 杨光荣、朱新国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