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口述：戈革 采写：刘晋锋

戈革：科学史家、翻译家，1922年1月生于河北农村，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后转入北大），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后长期任教于石油大学，现已退休。他是《尼耳斯·玻尔集》的独立汉译者，另著有《宏观电磁场论》、《尼耳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史情室文帚》等著作。

在戈革看来，玻尔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孤独的人在戈革的书房里相遇。

2001年7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决定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以奖励他在研究丹麦20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特别是在翻译多卷本《尼耳斯·玻尔集》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一勋章也曾授予过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我国翻译家叶君健先生，一般很少授予外国学者。

■记者手记

他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一个被孤立的科学工作者。”我说你这样公开表达你的不满不怕它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吗？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就是被孤立的啊！

在去他家之前，我就耳闻曾有电视台准备请他出镜，他回答：“你占用了我的时间，利用了我的智慧，所以应该向我付费。”采访结束之后我们闲聊的时候，他主动提起了这件事，他说你来采访我，是你求着我，咱们要把这个地位弄清楚。

虽然他不是针对我，我还是禁不住正色道：“戈革先生，有个观点咱们可以沟通一下吗？被采访者和采访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求与不求的问题。

另外，如果他是在得到您的同意之后才来采访您，这就相当于在两个人之间达成了协议。否则，就应该事先拒绝。”

本以为他会不高兴地反驳我，他却只是嘿嘿地不停笑，不断说自己是个怪人，我想他不过是孩子一样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却也孩子似的没有心机。

写论文通过体育考试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小镇子，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大哥把我和妹妹带到甘肃酒泉去上学。我给大哥写信问他哪门学科重要。他说：“都重要，你要普遍地学。”

高考时我一心想以后当一个物理学家，学量子物理学。学机械工程出身的大哥坚决不同意。他觉得学物理没前途，容易失业。而且他的那些同事都说：“你这个弟弟怎么这么特别？听说他成绩很好，为什么不学工程呢？”当时正好是1945年抗战快胜利了，我说：“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中国没有前途的话，大家都没有前途。”后来，我三个志愿都报的是物理系。

高中毕业之后，我考上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昆明上了一年大学之后回到北京。西南联大分为三所学校：清华、北大和南开———去哪所学校任学生自己选。我们系的学生基本上都选择了清华，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上了北大，他是因为想转到数学系，我是因为害怕体育课。因为清华那时候要求严格，学生必须上课，不能缺席。而北大是松弛的，可以上课也可以不去上，只要考试过得去就行，尤其是体育。

我从小就是个呆板的人，跳绳一次也没跳过去，拍皮球也不会。

我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没有体育课的分数。按照现在大学的要求，我肯定毕不了业，因为我这人眼睛不好，身体不好，脾气也怪。我去找大学管体育的老师，告诉他我缺体育课的分数。他说那你补考吧。我说我补考还是照样及不了格。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我写篇论文吧，他同意了。

我论文的题目叫《大学不宜学体育课》，我说大学需要学很多东西，体育课应该是自由课，学生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结果这个老师给了我八十分的高分，让我得以毕业，我至今感激这位老师。

钱钟书写信只夸你好

钱钟书先生与我隔了一辈，我读研究生时他是清华的教授，我们都很崇拜他，但我不敢去拜访他，因为我学的物理和他的研究不搭界。

但他的第一个研究生乔宓是我很好的朋友。乔宓知道我从50年代就开始学刻印，就让我给钱先生刻了几枚印章。钱先生非常高兴，说要请我吃饭。但那时候乔宓刚好下乡支农去了，我想那就等乔宓回来再说吧。但后来忙忙碌碌，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钱先生。

我在翻译玻尔的时候，遇到玻尔喜欢提起的一个中国故事：“三个人去尝醋，佛家说其味苦，儒家说其味酸，道家说其味爽。”我写信去向钱先生请教，他也不知道这个典故出在哪儿。1992年，我在丹麦曾经发表过一个演讲，提起这个典故，我说连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出处。

那个时候因为信件常常惹祸，别人给我的信我都是看过就撕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突然想保留一些钱先生的手迹，就托她女儿转送给他两本我翻译的书，又刻了两个印，请他在一本空白册子上写点东西。

只是过了没几天，他就在册子上写满了诗邮寄给我。我曾经把自己写的诗寄给他看，他回信夸得不得了，说我的诗写得超过了专业作家。我当时很高兴：“这么大的学问家都称赞我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别人也是这样的。这也许是他们老一辈人的一种世故，有毛病不给你指出来，只夸你好，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礼貌。

他80寿辰的时候，我送了他四件礼物：一张照片，拍摄的是玻尔房间里的一个塑像，这个塑像的作者是丹麦最有名的雕塑家，他雕的是一个拿着酒杯的希腊神话中的仙女——我的意思是我向他敬酒祝寿；一首庆寿的词，其实它是我在张伯驹80大寿时的旧作；一个据说是国内只有三四份的碑帖拓片，我的那张可能是假的；还有一个古璧。我觉得这四份礼物都不是一般用钱能买到的。钱先生写信来批评了我：“你怎么也跟那些世故的人学着送礼？这个璧太宝贵了，我就先当一个老保管给你保管着吧。”

性格“怪”遭受排挤

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知道我当物理学家的梦想要破灭了，因为我不服管，一向都是受排斥的人。这可以从我上中学的时候说起。我在中学是勉强毕业的，功课没有问题，但学校认为我不守纪律，要开除我。有一次我们上数学课，快下课的时候，老师说：“我有个问题跟你们说，国民党正在大量发展党员，你们只要举手就可以入党。”好多人都举了手，就我没举。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愿意当学者，不愿意入党。”这句话在当时是犯忌的，幸好老师没有追究。但是到了“文革”，工宣队非得说我是国民党，天天要我交待，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他们却不肯相信。

后来我当了老师，因为我喜欢的是理论物理学，和实验不搭界。学校要我必须会做实验，我不做就说我是不学无术。我们物理教研室的副主任不是学物理的，原先不知道是在什么学校学电工的。每逢教研室一开会，他就说：“理论应该联系实际！现在咱们这些学物理的人里面，有的连电阻都不认识”

当年的电阻和现在的电阻不一样，那时的电阻上面没有标字，电阻大小是按颜色来区分的。我不做实验，不认识各种颜色的电阻是代表多少欧姆（电阻的单位）。那个人就经常提醒我这个缺点，我觉得他就是借这个来打击人。我心里想：“要论认电阻的话，小杂货铺卖电阻的小伙子最懂，这算什么学问？”

“文革”一到，我马上成了我们全校的重点，因为他们总认为我有点怪，事实上我是挺怪，我会作诗，喜欢文学，喜欢猫，喜欢刻石头，和一些物理圈子之外的人有来往……

学校规定说老师对学生要严格要求，所以我就遵照规定，给学生的试卷打分打得苛刻。学生对此很反对，他们平时不说，闹起来的时候就说我是故意整工农兵后代，对他们有阶级仇恨。还有一段时期，本校的老师是从学生中提拔上来的，他们有几门课都不懂，就要我来教。

那个拿电阻找我茬的老师曾亲口对我说，对这些老师要严格要求，到了“文革”的时候，却说我不但整学生还整教师。

“文革”开始后，大家都不理会我，好像我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一样。有一段时间，学校又用得着我们了，让我们重新回到课堂上。一天，一个人叫住我：“戈先生，你回家过年吗？”我说我没有家，那时我们一家四口分散在四个地方，最近的两个人之间都相距几百公里，的确是无家可归。结果我的话被举报了，说我对“文革”有成见。

“全世界都不重视玻尔，尤其是中国”

1985年是丹麦大物理学家玻尔诞辰100周年，作为玻尔全集的汉译者，我向物理学会提出应该举行纪念活动，但后来他们开会时却借故没有让我参加，全世界举行庆祝会的时候，我也没被列入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名单。1988年，我向石油部申请到资助才第一次去丹麦，去了发现，丹麦人没有因为你不懂电阻就看不起你。

我余下的工作任务是翻译剩下的两卷玻尔文集。从上世纪80年代玻尔全集开始出版，我就一本一本地跟着翻译，至今我已经翻译了10卷，第11卷他们编了10年还没编完，前不久来信说又增添了一卷。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在苏联的权威刊物上看到有文章批判哥本哈根学派，批判玻尔这个人，说他是唯心主义者。我那时对玻尔不太了解，当时觉得应该把他的作品翻译过来，让大家知道他是何等反动。我就写信给商务印书馆，问他们要不要出版玻尔的译作当作批判材料，他们同意了，我就翻译了三本玻尔的书。

可是，越翻译越觉得不对劲，我觉得玻尔不仅是个很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太难懂了，很少有人能懂，所以全世界都不重视他，尤其是中国，玻尔文集从第三卷开始都是依靠国外的资助才得以出版。

去年的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李政道的演讲，他说起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提到了爱因斯坦、海森堡，居然没提玻尔！我作为一个科学史家，知道这个原因。

因为玻尔不仅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更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研究是笼统的，和别人的眼界不一样。更何况，李政道他们和玻尔隔了好几代。

今年是世界物理年，全世界都要举行庆祝。某些无知的人只知道庆祝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100周年，不知道今年还是玻尔诞辰120周年和海森堡提出量子物理学80周年。

（转自：新京报 2005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