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泽慧与钱三强

何泽慧，1914年3月5日生于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1940年起在柏林西门子工厂实验室，1943年起在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1946年起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

“考上物理系了，他不要我们”

1932年，何泽慧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的物理系，名师云集，盛极一时。理学院第一任院长、物理学家叶企孙，早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等都在此任教。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10位是女生。但由于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读物理难以学有所成，纷纷劝她们转系。

记者：我听说那时候清华大学也是很重男轻女的。

何泽慧：不是所有的系都那样，就是我上的物理系，碰着一个老封建，谁呢？叶企孙。他说不要女生。为什么不要女生？那时候几百人考物理系，一共几十个人考上，他说女生都不要。结果我们就造反了。

记者：您也参与造反了？

何泽慧：当然了。不能听他的。我们的造反取得了胜利。

然而作为女性，何泽慧毕业找工作时再次受到了挫折。就在何泽慧苦于无法施展抱负时，她得到一个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于是她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赴德国学习弹道学。

何泽慧：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了，南京军工署招去了好多好学生。不过他们是不管女生的，不给你找事儿。这样，他们不要我，我自己出去。那时候到德国最便宜。

记者：所以您就干脆选择到德国去？

何泽慧：哎，我到德国去，人家都说怪得很，因为我去的那个研究所本来不收外国人，因为它跟军工有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德国在军事上有一定合作关系。出国前何泽慧从在南京军工署工作的同学王大珩那里得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她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技术物理系主任跟她见面，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的，尤其更不可能吸收女性来学弹道专业。那个系主任就不接受她。何泽慧就跟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那个系主任就破例接收她在那儿学习。这是技术物理系第一次收外国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收女性学生。

1940年，26岁的何泽慧以一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

钱三强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儿子，天性聪敏，勤奋好学。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成了同学。根据学校餐厅用餐男女生搭配编席的规定，钱三强和何泽慧及另外6名男生编在一桌。何泽慧发现钱三强每逢入席退席，总是彬彬有礼，颇具风度。

他们班里原来有三位女同学，有两位在亲友的劝说下，中途转学，只有何泽慧不仅坚持到毕业，而且毕业论文夺得全班最高分——90分。这个班的男学生，能坚持到学业期满的只有9人，钱三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分数仅次于何泽慧，排名第二。与他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于光远。那时，于光远就称钱三强与何泽慧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

何泽慧与钱三强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去了德国，钱三强则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

记者：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您和钱先生就认识了？

何泽慧：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嘛。我们一班人也不多，一共十来个人，王大珩也是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王大珩他们到德国来玩，我招待他们。那时候钱三强没有来，因为看样子快打仗了，他怕过来了回不去法国，所以他就在法国看情况。后来二战开始了，他给我拍电报叫他们赶快回去。在德国，一打仗国家就禁止通行了。

虽然这次何泽慧没有见到钱三强，但至少知道了他的消息。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以通信。于是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由于战争，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单词。信的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何泽慧与钱三强这段美好的姻缘就是从这封短信开始的。随着二战渐近尾声，两位年轻人的通信也越来越频繁。

何泽慧：那时跟打仗的国家通信都有限制，规定都是25个字。

经过两年的通信，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然而此时，盟军已经开始对德国柏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寄出求婚信之后，钱三强整日焦虑不安，他担心自己被拒绝，更担心何泽慧在德国的安全。不久，他终于在不安中等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与钱三强结婚后，已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在194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二的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此后他与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那时候什么仪器也没有”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钱三强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获物理学奖。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科研工作。

当时他们的研究所连最简单的实验仪器都没有。钱三强和何泽慧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在北京串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何泽慧绘制图纸，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利用这两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核威胁。195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钱三强应邀来到中南海介绍了原子弹、氢弹的基本原理。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国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中国的核武器。

可是几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参加原子弹援建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面对残局，我国决定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

由于是女性，又是钱三强的夫人，在国外做了6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

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让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就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当时组织了包括何泽慧在内的一些人成立了另一个实验室，专门做这个实验，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几个月做出来了，果然发现原来的数据不对。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969年，钱三强与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合阳干校参加劳动。

在干校，由于身体不好，何泽慧负责敲钟。不管处境如何，她都保持着一贯的坚韧和乐观，负责敲钟和做科研一样，认真、准确，一秒不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三强离开他一手创建的原子能研究所，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何泽慧则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心脏病逝世。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现在，何泽慧家里的布局依然和十几年前一样，自钱三强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何泽慧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也许这就是她纪念钱三强的最好方式。

（转自：《百年潮》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