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6日,我生于江苏无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辈一代在教育界与工程界工作的居多。他们都爱好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是符合当时所谓“工业救国”等的号召,是爱国的表现。他们对我的影响较大也较深,所以我从小就希望上大学读工科,学些所谓真实本领。那时候,对中学生来说,特别是江浙的中学生来说,交通大学工科的名声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想学工科的,莫不都想报考交大。当然它也就成为我中学时代心目中最向往的大学,是梦寐以求的。为了报考交大,我从高中一年级起就投入准备,1936年夏终于被录取于土木工程学院(后改称土木工程系),同班同学有40余人。读完一年级,“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我家住在上海邻近的无锡,受到战争的威胁,逃难到浙江,历尽艰难于1938年春经浙东辗转到上海,全家才定居下来。是年秋季重新入学,读二年级。可是交大的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学校迁到当时的法租界,借中华学艺社和震旦大学的一部分房屋作为临时校舍,所以我在学习环境较好的交大徐家汇校园里仅生活了一年。
交大土木工程学院当时设结构、铁道、公路和市政卫生四个组,四年级分组上课。我原想学铁道工程,但在三年级末听了市政卫生组负责人顾康乐教授介绍情况说:医生主要治病,使病人恢复健康,而市政卫生工程可以预防疾病,更有益于大众老百姓,可是如今学习卫生工程的学生实在太少了,希望大家多多选读。我们听了顾教授的介绍,觉得很有道理。这一届选读市政卫生工程的同学骤增至10名,是历年来较多的。现上海同济大学的胡家骏教授和我是其中之二。在校学习时,有的同学说,教书没出息,即使教得好,也不过是开开留声机,做个教书匠而已。我从小就有服务于教育界的意愿,闻之大不以为然。我深深感到教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没有人教书,怎么能培养出有知识的青年,没有知识又怎么能使国家富强。在交大学习的几年中使我更体会到,要教好工科的书必须理论联系工程实际。当时交大的教师大多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讲课生动,内容丰富,易懂易记,并富有启发性,学生毕业后适应工作的能力强。交大工科名声之大与此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大学毕业后虽然没有机会做一段较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但仍经常要求自己尽量多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在德州农工大学取得卫生工程科学硕土学位后,又去新泽西州Rutgers大学环境卫生系,在著名的水处理专家鲁道夫斯老教授的指导下当研究助理,之后在芝加哥水泵公司污水处理设备研制部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参加了美国一个大城市污水厂扩建的设计工作,使我初次有机会把书本知识应用到工程实际,同时以实际工作的经验充实理论。参加的时间虽短,还是有一定收获的。
1949年4月离美回国。路经香港时,南京已解放,船上大部分乘客纷纷登岸,有的去台湾,有的想在香港呆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行动。离美时我曾接到去台湾工作的邀请信,美国公司也答应我如果在上海登岸有问题,他们欢迎我回公司工作。那时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是不大了解的,但感到它为大众所向,对科技人员也总是需要的,兼有一定的家乡观念,就毅然北上。船上本来是热热闹闹的,而离开香港时,乘客已屈指可数。这种景象丝毫没有动摇我回国的决心。
回国后一个月上海解放了。由于刚解放,上海的工作不易安排,我就去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任教,后又去北京大学卫生工程系。l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我到清华大学,转瞬已50余年。在北方工作使我最感不适应的是我的普通话讲不好,学生听不懂。这怎么进行教学呢?我想回上海,但觉得这条路行不通。当时组织上号召服从分配,当老师的不做出表率怎么去影响学生?出路只有一条,寻找解决的办法。我每次上课总是认真准备,每年修改讲稿,充实内容,自己还进行试讲,尽量做到讲课深入浅出,少而精,条理清晰,重点、要点写在黑板上,使学生易于吸收和理解。每个学期结束时学生对我的讲课比较满意,这增加了我在北方教书的信心。
关于所指导的研究生,他们都能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毕业后,大多已成为所在单位的学术骨干,有的还获得国家教委“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有的被选为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凡此种种,我感到十分欣慰。回顾廿多年来培养博士生所取得的一些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1)对研究生必须严格要求,精心培养;(2)要注意知识结构的合理性、适应性,充实其基础理论知识和拓宽其知识面;(3)加强校内外学术交流,提高培养质量;(4)导师个人指导宜与教研室集体培养很好地结合。我深深体会到博士生培养计划订得全面、知识结构合理、正确引导、从严要求,我国博士生的学术水平一定会不断提高。
最后,我感到当年选学市政卫生工程的确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的环境工程就是在卫生工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政府已把环境保护列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了大量工作,努力防治环境污染。但也应看到我国环境形势的现状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由此可见,我国环境工程任务还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环境状况有较大的改善,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的身体健康。
(转自:《顾夏声院士90华诞纪念文集》 原载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部编《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个别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