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徐福钟

（吴国桢：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四年后毕业，又被保送赴美留学，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我与吴国桢是表亲关系。他的父亲吴经明又是我读高小时的国文老师。在30年代中期，吴国桢任汉口市市长，我读市一中高中时，与他有过一段交往。在这里，我谈谈亲身经历的有关吴国桢在武汉的二三事。

　　一封回信

　　1935年秋，我读高一时，参加全市中学生作文竞赛，得了第二名。吴国桢在汉口青年会亲自发给奖状、奖券，当面贺我获得奖赏，并敦嘱努力学习。也就在这年初冬，我同班同学刘永淦（绰号“猴子”）一天下午在旧法租界骑自行车“盘慢车”玩，被租界巡捕——一个红鼻子印度人持警棍毒打后，关进了巡捕房。我是班上班长（即班主席），同学们也知道我是吴市长的亲戚，要我找吴向法国巡捕房交涉，释放“猴子”。我觉得责无旁贷，便去吴的公馆见到了他。在我说明来意之后，哪知他很不高兴，当面用训斥的口吻说：“你们当学生的，不好好在学校读书，跑到街上玩！闹出了事，又来找我，这事我不能管！”当时我很气愤，只得说：“你真的不管吗？”他也很干脆地回答：“真的不管！”我没趣地拂袖而别。回后，同学们问我：“怎样？”我说：“混账！他说他不能管。”

　　当天晚上，我在气愤中拿起笔，给他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内容的要点是：1、你是一市之长，市内一草一木，你都有保护的责任，怎能坐视在你治下的一个青年学生被法国巡捕毒打后，关进了捕房而不管呢？难怪有人说，半殖民地的中国人，不如外国的“狗”。2、你任汉口市长多年，究竟有何建树？除了两所学校（指市一男中与市一女中），一个公园（指中山公园）外，实在寥寥可数。听说，连市政府都是租用的民房，真可以说是“贪官不修衙门”了。3、你一向标榜用人唯贤，不用私人，视乡亲如路人，这有违中国人“亲亲仁民，人民爱物”的传统等等。

　　我那时，血气方刚，也有一点自命不凡，给吴国桢写这封信，只是激于义愤，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本意在出一口闷气，并未想到他会回信的。哪知去信后的第三天，我在门房里收到市政府公差送来了他亲笔写的一封很长的回信。拆开一看，他只字不提那个被法国巡捕关押同学的事（因为就在我去信的第二天上午，那个同学便释放了。可能是他当我的面说他“不能管”，实际上还是“管”了一下的结果）。对我在信中质问的其他问题，他一是解释说，市政应兴应革之事很多，但汉口市在全国各大都市中，上面划拨的建设经费是最少的。添建公园和学校，款从何来？对于如何开源节流，我的信中并未议及。再是解释他用人之道，固然唯才是举，但只要乡亲有求于他，他仍愿尽力帮忙，却不愿多张罗，使别人有“某某人之所以能如此者，以有我吴某在也的看法”。最后，他嘉许我写给他的信，文字优美，感情充沛，惟略带书生气，并用规劝的口吻说：“青年人在学校应专心读书，少务外，务外则分心，分心则业驰。”等等。看了他的回信，我觉得问题（指放同学）已经解决，他的解释也有一定道理，我心中的不平之气一下就消了，再未去信。

　　一次“训话”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大专院校派代表南下，到武汉、长沙等地与大中学校联系，发动师生示威游行，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我那时是市一中学生代表之一，与另一位代表（赖某）在武昌三道街与北大、清华南下代表会晤，商定发动武汉各中学学生上街游行的事。但在酝酿联系过程中（除本校外，我们还联系、发动武昌和汉口一女中，汉口女子职业学校），市一中领导已有所闻，便进行劝阻。我们说，这是全体同学的爱国正义行动，不应干涉。记得校长李叔熙还说：“吴市长已经给各校打了招呼，最好安心读书，不要上街游行。”他又补充说：“你们要知道，吴市长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同你们一样，也是爱国的嘛！”但我们几个代表仍坚持要游行，说同学们热情高涨，无法劝阻。

　　大约在12月中旬，一天晚上十一时许，同学们早已就寝，忽然被一阵起床铃声惊醒。接着，训导主任、军事教官等逐室叫同学起床，到饭厅集合开会，说吴市长来了要“训话”。我们几个代表临时碰了一下头，决定：如果吴要召见代表，制止游行，我们便趁黑溜走。当时，我心里还动了一下：他该不会单独“关照”我，谈一些什么“要安心读书，少务外”之类的话吧。幸好当同学们集合完毕之后，吴在校长陪同下步入饭厅，要开始“训话”了，并没有找学生代表和我。我们几个代表也混在同学之中，听他讲些什么，记得他这次“训话”的内容是——

　　“我今夜来你们学校，是听说你们明天要游行。我来并不是阻止你们，我是想给同学们谈一下读书不忘救国，但救国必须读书的道理。国难当头，大家都要救国。我救国之心，并不亚于你们。‘五四’运动的时候，我在清华读书，也参加过爱国游行。我们从清华园出发，步行到西直门，再到天安门。沿途游行喊口号，那时的口号叫打倒列强、除军阀。但是，从‘五四’到今天，十七八年了，北洋军阀是打倒了，而列强并没有打倒，还在欺侮我们。可见专靠游行喊口号，是打不倒列强的。要想打倒列强，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对你们学生来说，必须先安心读书，学好本事；对国家来说，必须积极准备，充实国力。如果实力没有准备好，就贸然反抗，战争一打起来，打输了，还可能签订新的‘二十一条’。你们学校（按：在三元里、六合路口、旧日租界附近）还可能扩进到日租界里面去，这样的后果，你们想到了没有？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高，真的要游行，我决不阻止，而且我还要下命令，叫警察不带武器，也不干涉你们。但我要给你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要冲日租界，你们学校就在日租界的斜对门；二是不要喊过激的口号（按：当时提倡“中日亲善提携，取缔抗日言论，连抗日的‘日’字也只能写成X”），如果冲日租界，你们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杀伤，我负不了责；喊过激口号，也并无好处。这两点，务必要同学们注意。”“训话”一完，吴就离校了，时间已近午夜。

　　吴氏的“训话”，并未阻止游行，所提两点要求，也并不苛刻。第二天，市一中从校长、训导主任到军事教官，就不再阻止学生游行了。我们一中的同学与汉口中学的学生汇合，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同学们自觉听从“不冲日租界的劝告”，游行队伍沿中山大道往上进行，当游到汉江路到水塔闹市区时，我们看到吴国桢也在马路旁随着游行队伍一道前进，队伍经六渡桥转民权路，向江边进行时，他才离开。当游行队伍到武汉关外日清公司（日本人开设的内河航运公司）的时候，游行气氛达到高潮。那是因为几个日本人，男男女女，站在公司的高楼，向着游行队伍吆喝嬉笑。同学们见状，非常气愤！便一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面痛哭流涕地从身上掏出几个“铜板”向楼上掷去。在此之前，在游行队伍中，是并未喊什么“过激”口号的，但当群情激昂之际，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义愤，除了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外，“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政务委员会会长宋哲元”的口号也喊出来了。这一天的游行，使我第一次深深感到出于爱国热情的群众威力。那时的“武汉行营”，为了阻止武昌学生过江到汉口游行，便下令停止轮渡，封锁江面。在汉口的同学，为了声援武昌学生过江游行而露宿街头的正义行动，第二天，我们又组织游行到“武汉行营”请愿，要求解除封锁。经我们代表与行营主任何成浚谈判，我们说吴市长准许汉口学生游行，有秩序良好的先例，应该相信武昌的学生也有自治能力，不应阻止他们到汉口来游行。最后，达成协议，恢复轮渡。但武昌与汉口的学生不能汇集一起，只能分两批于不同的日期，轮换过江游行。以上便是与吴国桢有关的“一．二九”运动在武汉的始末。

　　一个“口碑”

　　吴国桢从1932年任汉口市市长，直到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离职，为时达7年之久。我在那封“出气”的信中，指责他对市政“无甚建树”。他回信解释，曾有这样感慨的话：“人之好善，孰不我若。但无米之炊，巧妇难为，你知之否？”事后，我问过“老汉口”，据说，吴在市长任期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如1931年大水之后，修筑了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翻修了部分马路。1933年，开办女子职业中学，增添了市一男中与市一女中的高中部。在连年的防汛抢险中，有一年，他与武汉警备司令部协同，动员军警与民工，在张公堤防汛抢险。他两个星期露宿堤上，发誓与堤共存亡，终于保住了大堤，武汉免遭淹没。为此，他受到蒋介石亲笔信的嘉奖。1948年秋，笔者在汉口坐人力车，从前进路到中山公园去，适逢大雨，马路泥泞，凸凹不平，车轮陷入坑中，那个人力车老人，一面吃力地拉，一面恨恨地骂，在骂话中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妈的！要是吴市长在汉口，这条路早就翻修了！”劳动人民并不知道当年吴市长这时已经成了战犯；他更不知道坐他车的人，与吴市长的关系。这是“一件小事”，但我记忆犹新。这表明了吴国桢的“遗爱在民”或“口碑载道”，当然是过誉的溢美之词。但它却说明：一个人只要是真正做了一点便民利民的事，哪怕他是忠心耿耿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的大官吏，人民还是记得他的。

　　吴国桢当汉口市长时，只有29岁，真是少年得志。此后，他一直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国民党显要人物。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已取得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当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陕北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国民党战犯名单。这时的吴国桢，同他的爱人黄卓群有这样一段话：“K.C.W（按：指的吴国桢英文名字“国桢·吴”的简称），听到没有，战犯的名单中有你呢？”“你怕什么？3年以后，我们再回北平。”但他的幻想，在他去台湾后不过4年，终于破灭。1953年3月，他辞职去美国，1954年3月，他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国民党政治不民主，并公开宣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受到蒋介石的斥责。吴国桢这位在国民党内曾经是“一代天骄”的风云人物，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时移世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爱国统一战线的威力，使吴国桢由战犯转变为爱国民主人士；使他长期以来，对祖国的前途，“于绝望之际，忽显曙光”。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邀请下，他正准备在建国35周年的纪念时回国观光，不幸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竟赍志以终。

　　（本文作者徐福钟系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文学志》主编。于1991年6月逝世。此稿原载《湖北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转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