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游宝琼

　　艰苦生活

　　父亲游园恩先生(泽承)是1942年暑假应他的好友罗常培先生邀请到昆明任西南联大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

　　由于当时日本飞机经常来犯，联大教师多住在乡下。我们家住在离城二十华里的龙头村。乡间住宅条件差，有时甚至漏雨，所以我们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进城去住。住在乡间时，进城上课都须步行(后期有一半路可乘马车)，因此父亲的课都集中在一两天内上完，授课期间在城里学校的教师宿舍住一两天。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父亲当时还兼了两个差，一是在留美预备班讲课，一是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教学任务极为沉重。不仅如此，向来不过问家务的父亲还要负责买米和买柴炭。大概城里的“公米”要便宜点，记得有一阵他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来，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父亲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母亲问他：“米在哪里”？他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父亲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大西门外口号》的诗，可作为当时情况的写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栖栖牛马走，仆仆沮洳道。持此衰病躯，犯死换温饱。摇摇战风霜，城上有劲草。”

　　教学与研究

　　父亲在西南联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复员)，一直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并先后开设了唐宋文、近代诗、韩愈文、黄山谷诗、文言习作等课程。当时的讲义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成的。此外，还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又，从1944年至1948年，每年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举行毕业生考试，均有请父亲担任考试委员的。除教学任务外，父亲还在校内外作过多次学术演讲。如1942年来校不久就在昆明广播电台作题为《论讽刺》的演讲，（刊载于《国文月刊》第21期）同年12月，在昆明中法大学作《论写作旧诗》的演讲，（载于《国文月刊》第23期）1943年在西南联大文史讲座作题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的演讲（附录于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1944年在云南大学文学史会作《文学与谐隐》的演讲（发表于1944年4月12日昆明《扫荡报》）等。

　　虽然时间已经是十分紧张，但父亲还写了《槁庵随笔》十五则（连载于《国文月刊》1944年第36、38、40期)、专书《屈原》（1946年，胜利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论文。《屈原》一书是1945年应潘公展之请写的。据说原来曾向梁守岱先生约稿，因梁先生太忙，才转荐父亲承担。潘、梁二位与父亲均不相识，他们荐请父亲的原因，正如编印组在《作者小传》中所言，游先生“精研楚辞”，有多本著作问世，“极为士林所推崇”。《屈原》是一本约十万字的屈原传记，其中“对于屈子姓名、里贯、家世及学术思想篇章文艺诸问题之考证论定，不独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补游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这本书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但父亲不愿利用自己的旧著“偷工减料，潦草塞责”。同时，他在书中再次说明：抗日战争前夕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学时讲授楚辞，“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

　　《屈原》一书中还指出屈原的死决非出于怯懦或消极的避祸，而是旨在“唤起国人”，“以拯救垂亡的宗国”，“确有重于泰山”。并指出“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忠义之士，……（他们的出色表现）就是屈原这种宝贵的政治道德所养成的”。从此又可看出，父亲的学术研究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强烈使命感是相结合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父亲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着手编纂的《楚辞长编》，当时已编就《离骚》、《天问》二卷，有油印本发给学生参考。其他各卷，也已征材略具。由于时局动荡，来到大后方后又因图书缺乏等原因，编纂工作被迫搁置下来。1943年初，他在友人推荐下，曾一度考虑将已成卷的《离骚》、《天问》先去付印；为此曾与中文系罗庸教授相商，并请他写一序言。后因这两卷的原稿也已丢失，所存油印稿有脱错，手头无书，不能一一校正，且考虑到有的资料须补充，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无暇补入等原因而终于未拿出去发表。但罗先生仍将他写的序——《楚辞纂义叙》发表了出来。(见1944年《国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序言称：“泽承此编，承近世学风之变，兼前人累世之长”；并举出其在诸多方面超过前人的地方。序言还指出，此书含有“八善”、“二长”；“虽旧说之渊海，实新义的甾会”。并说“此书一出，行见群爝息光，一星独耀”。序言不仅高度评价了父亲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说明《离骚》、《天问》二卷后来出版时虽经他遍寻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并对有的按语作了订正，但它的成书在当时也已经成熟了。

　　赴大理修县志

　　1944年暑假，云南大理县政府聘请海内文理方面专家“以现代方法重修县志”。西南联大文科受聘的教授有罗常培、郑天挺和父亲。——父亲负责文徵、宗教、人物、名胜古迹等方面的修纂，并利用有关资料撰写了《白古通考》、《南诏德化碑校勘记》、《夷族令节考》等五、六篇论文。可惜这些论文已寻找不到。但最近却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有关大理名胜古迹文献考证的文字和与上述文章有关的材料，应是他为修志写的手稿和所搜集的材料。现在父亲的《大理名胜古迹文献考》部分已在《白族文化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民族出版社2002年4月)。吴棠先生在《游国恩大理名胜古迹文献考点校后记》中称：这是一份有关大理和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对大理建设民族文化大州、弘扬优秀的白族文化，以及恢复开发新的景点，都具有现实意义”。父亲的这批手稿，连同此前他在大理喜洲华中大学时撰写和已公开发表的《火把节考》等文，以及有待寻找的多篇佚文，都是抗战时期他对发掘和弘扬我国西南民族古老文化的贡献。

　　与同人赋诗论诗

　　1939年父亲随当时所在的武昌华中大学迁到大理喜洲后，正是日寇大举侵华，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父亲忧心国事，开始经常写作旧诗以寄怀。到西南联大后，仍诗兴不减，连同在喜洲写的诗总共有一百多首。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找到的已经很少。由于写诗多，不仅校外的人请他作《论写作旧诗》的演讲，连联大新诗社1941年也请他作《论诗的欣赏》的演讲。他也经常与同人赋诗论诗。据浦江清先生1943年2月7日的日记载：“天阴，寒甚。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游泽承谈散原诗尤有劲。传观诸人近作，佩公(朱自清)晚霞诗，重华黄果树瀑布诗，泽承律诗数章均佳。”浦、朱二先生都有与父亲唱和的诗。父亲和朱先生在谈诗论学问方面很投合，朱先生逝世时父亲写了一首很动感情的挽诗《哭佩弦先生》：

　　“十年漂泊得生还，尘浣征衫鬓欲斑。反胃陈王妨饮食，解颐匡鼎动愚顽。文章新变空余子，忧患平生塞两间。太息唐楼咸故事，与君斟酌陆浑山。(自注：昔与君同寓昆明北门街，衡宇相望。一日，余访君于唐公楼，因论讨及韩公《陆浑山火》，不觉移晷，大畅诗旨而去。)”

　　此诗原载于《中建》杂志1948年北平版1卷4期。原件朱夫人一直珍藏，现存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又化学系著名教授黄子卿先生工书法，并喜写作旧诗。在联大时他看到父亲的诗很佩服，经常带自己的诗作到家中来，与父亲讨论写诗。父亲去世时，他赠的挽联写道：

　　“落花依草哭丘迟，卅年旧交，两行热泪。春树暮云怀李白，千篇新著，一代词宗。”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