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邬介人

宋叔和院士是著名地质学家，是我国海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领域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是终身献身于地质科学事业从事地质工作长达七十多年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是地质学界后来者的良师益友，更是年轻地质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宋叔和院士为区域成矿学、矿床地质学、矿产勘查地质学和成矿学研究以及古生物学和地质教学培养人才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地质人生平凡而伟大，并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成功的找矿实践为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功勋卓著，是共和国不应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的一位地质英才。

一、青少年时代立志“实业救国”

1915年7月14日，宋叔和出生于河北迁安县一个耕读之家。父亲宋锡龄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现代教育，回国后从事教育与教育管理工作。宋叔和幼年曾受启蒙教育于他的祖父。后接受小学、中学正规教育。1928年在唐山第四中学读初中，在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开滦煤矿、水泥厂和制瓷厂以及塘沽的碱厂和盐厂过程中，宋叔和开阔了眼界，他认为中国所以这样贫困是因为民族工业不发达，当时全国最大的开滦煤矿就是英国人开办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霸占了中国东北全境，觊觎华北，正面临国破家亡、民主涂炭的时代，深受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宋叔和从那时起立志走“实业报国”的道路。1932年他考入北平通州（今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他朝着自己立下的人生志愿迈进了一步。

二、与清华共命运

为找矿勘查学地质。宋叔和在唐山受开滦煤矿的启发，初露找矿兴趣，1934年为立志找矿勘查考入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当时的清华大学很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第一年地学系只开一门普通地质学，而其它课程，如中国通文、数学、文学和化学等都是外系的课，宋叔和就利用大量时间勤奋读书，尤其读了许多有关矿业方面的中外书籍。此外，他还读小说、打网球、游泳、踢足球，大学生活丰富多彩。那时的宋叔和求知若渴，博览群书，找到了人生最大的乐趣。大学二年级他写了《中国的玉石》一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并转载于北京晨报。

1937年，宋叔和与冯景兰老师正在河北省小五台山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为撰写毕业论文做准备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不得不放下论文的编写，随着学校迁往长沙又辗转到了昆明。清华大学与一同南下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1938年春，宋叔和与同学们共同参加了由湖南迁往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步行团，沿途在袁复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地质观察，徒步行走了两个月，经受了背井离乡迁校的磨练，也不忘沿途观察地质现象，增长地质知识和地质工作才能。

1938年，宋叔和大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助教到1942年，他不因一批学友先后出国留学而后悔，却满怀激情地走上教学育人的岗位，想尽快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在四年教学之余，宋叔和先后随冯景兰老师、张席提老师等赴云南西部与贵州西部进行地质与矿产资源调查，并且撰写了“云南保山仁和桥中志留世笔石” ①一文，首次以确凿的化石依据，论证了我国云南西部地区中志留世地层的存在，为该区志留纪地层研究工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宋叔和论证的“Monograptus Tlexilis Elles” （单笔石）②，不仅在当时得到好评，至今，有关中国滇西地区的中志留世标准化石论述，仍以这一论证为重要依据。他与张席提老师共同研究黔西三叠纪瓣鳃类化石，合作采集并鉴定③由张先生执笔撰写了“贵州海相三叠纪之新产地”一文。宋叔和在清华（西南联大）大学八年间，通过学地质、教地质、研究地质，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地质理论知识，熟悉了地质教育和室内外地质工作方法，获得了地质科学综合研究能力，为其后来的地质生涯准备了腾飞的起点。

三、到西北去，到艰苦的地方去

1942年，正值抗战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为地质找矿，为开发大西北，宋叔和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放弃稳定的教职，毅然决定调到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任技士、技正。当年他就与关世聪等一行人到新疆进行综合性地质矿产普查，出行于高山戈壁，靠的是马或骆驼驮行李和装备，人还要靠两条腿。在沙漠里，宋叔和无论多热他都把裤脚塞到高统皮靴里，再用绳子系紧。原来他怕蛇，可偏偏比别人更多的碰上蛇，为了不让蛇咬，就这样委曲自己了。这里的气候环境变化大而快，日温差极大，常言道“早穿皮袄，午穿纱，夜晚围着火炉吃西瓜”。有时说不定还要遇上风暴，天气无论多热，你都要在马背上绑件皮袄以备急用。要是吃了西瓜，你要把瓜皮朝下倒扣在沙漠里，迷路的人还可能因你放置的一块西瓜皮而获救得以延续生命。宋叔和一行人在天山南北人迹罕见的野岭荒漠中体会到了夕阳染红大漠的浪漫和战胜死亡威胁的男子汉豪气，他填制了当时尚少有地质人员去过的地区（如库鲁克塔格等）的路线地质图，亲手纪录了古远地质的演化历史。他们在矿产地质调查中，研究了新疆八道湾煤田的地质构造环境和煤层的分布规律。最早划分出早和中侏罗世燃料煤以及三叠纪炼焦煤，他仅用罗盘就地估算出了煤层比较准确的厚度，对嗣后的开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一找煤的重大收获，在1951年新疆和平解放时，发挥了直接支援作用，然而至今鲜为人知。1943年和1944年宋叔和编写了“八道湾煤田初步调查简报”、“对新疆八道湾煤田开采之建议”、“迪化八道湾煤田”等报告。这为20世纪50年代新疆乌鲁木齐（原迪化）煤田的地质勘探、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地质资料。

1947年，宋叔和应甘肃省资源厅制酸公司的邀请，调查硫铁矿资源，去了白银厂和厂坝等地开展矿产地调查。白银厂老的采矿区位于兰州市东北百余公里外，它包括折腰山、火焰山和铜厂沟等几个矿区，是一古采矿遗址，其开采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这一地区的金矾沟日产斗金，所产金和银汇聚于兰州，因而使其得名“金城”。受到清乾隆3年（1737）一场地震的影响，白银厂从此衰败、烟没，留下的是到处布满先辈古采坑、古冶炼的遗迹和荒芜、苍凉、人烟稀少的境地，只有那山上的古庙还孤独地守候着那块“宝地”。宋叔和乘马车来到白银厂矿区，从考查光绪三十三年重建的老君庙内的匾文开始了解矿区的开采史，到爬山测制地质剖面、找露头、探老硐、找矿体，经过艰苦调查，终于完成了白银厂古老采矿点及其相关黄铁矿床的评价工作。他首次查明白银厂并非是大铁矿，而是大铁帽，并且获得在大铁帽之下可能存在有大型黄铁矿矿床的结论，初步估算的黄铁矿储量在100万吨以上。通过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详细的室内研究工作，宋叔和首先提出了白银厂地区的含矿变质岩是古生代海相变质火山岩系，可与世界著名的西班牙里奥廷托黄铁矿型铜-铅-锌矿床类比，同时获得白银厂地区金属矿床是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的结论。宋先生提交的矿产地质调查报告，加上1948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甘肃皋兰杂岩之初步研究”、“甘肃皋兰白银厂南山系中之变质火山岩”等论文，为以后找到白银厂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奠定了坚实基础。宋叔和先后组队在天山和祁连山一带进行矿产地质调查达8年之久。通过研究地层、古生物、岩石和矿床，并且进行大面积的区域地质调查和综合性矿产普查工作，除在白银厂和八道湾等地的地质找矿认识上有所突破外，另外，还发现有哈满沟的煤、托克逊的食盐、劈里沟的重晶石、温泉的钨、精河的钼、焉耆的铁-铜、照壁山和博乐的铅锌以及伊宁的砂金等，并且提出了地表评价意见，其中“新疆矿产资源”一文对全疆的开发和各矿种的地质找矿工作提出了初步意见。十分遗憾的是，宋叔和在大西北长年累月，含辛茹苦所获得的地质找矿成果，在旧中国却成了一堆弃置无用的废纸。从事地质工作15年，他终于认识到只是主观努力找矿，缺乏客观环境，必是劳而无功。所谓“实业救国”、“科研救国”，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1951年宋叔和听说迪化（今乌鲁木齐）煤的开采规模扩大了，还是参考了他和关世聪共同提交的“八道湾煤田找煤采煤报告”，很感欣慰。当宋叔和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对学生提出了“腿勤、眼勤、脑勤”的要求。其实这正是他自己多年地质生涯的历史经历，严谨治学、勤奋工作的成功秘诀。

四、新中国大展宏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叔和任南京地质调查所工程师。新中国的诞生，各族人民迎来了春天，但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急需工业原材料，地质队伍是工业尖兵，宋叔和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1950年他率队去辽宁青城子铅锌矿和岫岩铜矿进行矿产地质调查，首次查明了青城子铅-锌矿赋存于辽河群（元古代）特定的层位中，这是我国层控矿床概念的早期萌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951-1961年间，宋叔和再次转辗祖国的大西北，站在地质找矿的第一线。

铜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国家急需铜，急需找铜矿。宋叔和主动请战去西北寻找铜矿床，并且建议把白银厂做为铜矿找矿靶区进行详细的地质勘探。全国地质工作委员会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组建地质部直属地质大队—641地质队，到白银厂进行铜矿找矿勘查。

1951年5月，宋叔和及同事二进白银厂，当时，641地质队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地质矿产资料，技术力量也十分薄弱，除宋叔和外，只有五六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间破旧的老君庙是他们的住处兼办公室，几张芦席围起来的就是厨房。白银厂的风多是有名的，吃掺和沙子的馒头和米饭是常事，喝含硫酸盐的苦水，苦涩难咽，喝后腹胀腹泻更是十分烦人的。宋叔和及同事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每天爬山头，探老硐，请来当地石匠用钢钎、手锤和黑火药开凿平巷。到1952年，他们发现了许多线索，铜厂沟的绿水（含铜）、小铁山的铁帽，后来又发现了一种含铜20%的烟灰色粉末（辉铜矿），查明了铜次生富集带的存在，为深部原生铜矿找矿勘探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证据。所有地质证据均有力地支持了宋叔和早先的论断，白银厂不是铁矿，金、银和硫也属其次，铜矿床才是主要的。

在白银厂找到铜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迎来国庆三周年之际，宝（鸡）-兰（州）铁路线首趟列车送来了东北老工业区的钻探队，从此，白银厂一场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开始了。一群群的姑娘、小伙子来了，一座座钻塔竖起来了，沉寂了几百年后的白银厂又喧闹起来。找矿勘查的道路是曲折的，1953年6月，正当白银厂矿区上下一派繁忙，全国矿业界上下一致看好白银厂铜矿的时候，打钻取出厚达几十米的原生矿芯，实在喜人，后经化验为块状黄铁矿矿石，含铜竟是零，顿时“军心”开始动摇。在这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宋叔和沉着应对，从实际出发，说服苏联专家，团结国内地质同仁，率领大家坚持下来，终于在深部找到规模巨大的富铜矿带，获得了历史性突破。到1955年4月，仅仅4年多，首次成功探明了这一大型铜矿闯。这一发现为西北地区一座铜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白银厂铜矿床除了满足当时国家急需的铜矿资源外，还在铜矿石中发现了伴生的金、银、铅、锌和硫等诸多有益金属元素，使一矿变为多矿。在白银厂勘查期间，宋叔和主编了白银厂矿区地质勘探报告（1954），撰写了《祁连山一带黄铁矿型铜矿的特征与成矿规律》论文（1955）。对宋叔和而言，旧社会一上白银厂时的梦想，在新社会二上白银厂时首战告捷，可以与西班牙黄铁矿型铜多金属矿床相类比的大型铜矿床在白银厂终于找到了，在祁连山找到了，在新中国找到了。该项地质找矿工作开创了在中国地槽褶皱带海相火山岩地层中寻找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成功和进行此类矿床成矿理论研究的先河。

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的找矿成功来之不易，作为技术队长宋叔和严于律已、谦虚宽厚，善于同行政队长合作共事，使641地质队赢得有名的“将相和”单位美名，屡受地质部领导的表扬。作为技术队长宋叔和平易近人，因材施教，除办训练班外，在找矿实践中培养青年技术新手，使他们边干边学，迅速“成长”起来。他要求青年地质工作者树立为国找矿的雄心壮志，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找矿受挫不气馁的坚韧毅力，他经常对周边的同事们说：“干地质最辛苦，不仅要腿勤，还要眼勤”。现代地质科学和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对国外有关矿产地质论著和资料数据必须及时了解，与时俱进。为了尽快缩小与国际矿产地质研究水平的差距，宋叔和希望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至少懂一门外语。在宋叔和热情培养和严格要求下，641地质队既取得了找矿勘探的大成果，又培养出了一大批地质人才，其中部分地质人员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的地质找矿工作不仅为大西北的地质找矿提供了成功经验，而且也培育了一大批地质技术骨干。

1956年，白银厂矿区的大爆破拉开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矿山建设的序幕，一座新兴工业新城市拔地而起。 在此之后，宋叔和奔向新的工作岗位，任西北地质局副主任工程师；1959年任甘肃地质局总工程师；1960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兼职研究员。他在新的技术领导岗位上面对整个西北地区，负责矿产地质工作的布置和安排，并且指导了秦岭、祁连山和东天山地区的矿产普查勘探工作。

1956年，宋叔和与王恒升等一起，根据秦岭地质分队送来的含辉钼矿石英脉标本，到金堆城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考查研究，发现了大规模浸染状钼矿化体的存在。参照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评价的经验，他亲自与地质分队同志一起确定采样方案，并且进行了系统采样和化学分析，发现钼含量达到工业要求。根据上述矿产地质工作，西北地质局决定组织队伍对金堆城钼矿化体进一步详查，最后勘探证实为大型斑岩型细脉浸染状钼矿床。陕西金堆城大型钼矿床的发现是西北地区找矿史上又一重大突破。1958年，根据在白银厂变质海相火山岩中寻找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经验，在祁连山进行普查找矿的过程中，地质队发现了小型镜铁矿矿床。宋叔和和田奇隽一起通过野外观察、确定其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类型，有找矿前景。在此工作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他立即组建地质队，结合群众报矿线索，深入进行找矿普查工作。经过几年上下共同努力，终于找到了主矿体，并且将其命名为“镜铁山式”铁矿床。在此期间，宋叔和提出了在优地槽褶皱带内基性-超基性岩中普查铬、镍的正确战略决定，对后来评价祁连山系铬、镍矿床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金川矿床的发现就是在宋先生任甘肃省地质局总工程师期内发现的特大型铜-镍矿床。

1956年4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原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在报告中指出：“谈到先进生产者的事迹，不能不先注意到地质技术人员的重大作用，例如宋叔和等，他们对地质普查勘探的指导和研究，对地质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对勘探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有显著贡献”。宋叔和在20世纪50年代被推选为全国第二届政协委员（1954），这是祖国人民对他的褒奖。20世纪80年代，原地质矿产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在甘肃白银市的金鱼公园里竖立“铜城”纪念碑，表彰以宋叔和为首的641地质队（功勋地质队）-“铜城”开拓者们。由于诸多原因，宋叔和没有参加当年的纪念碑揭幕式，几年后，他在甘肃金昌市参加国际硫化物矿床学术会议后应邀去白银市参观访问。当宋叔和首次见到铜城纪念碑时谦虚地说：“怎么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大家的功劳唉”。

五、在西北地质科学研究15年

在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为切实加强地质科学研究，集中力量解决重点地质项目的重大科技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原地质部将陕、甘、青、宁、新疆五省（区）地质局的地质研究所合并，并且于1962年10月在西安成立了地质部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当时，被任命为第一任负责地质业务技术副所长的宋叔和满腔热情参与了该所筹建的全部过程，为其确定研究（特色）方向、组建研究队伍、设置研究科室和购置仪器设备贡献了他的智慧与力量。宋叔和为在西北地区建成学科比较完善、功能比较齐全和富有地域又特色的大区研究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其影响深远。

当初确定的基性-超基性岩和海相火山岩及其有关矿产研究为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该项研究工作一直延至宋叔和1976年前往北京乃至现今。尽管几十年来，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经历过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是基本坚持与发展了这样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所特色，培养了人才，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与宋叔和的参于和指导是分不开的。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宋叔和就主张研究奥菲里建造，并且把在北祁连优地槽褶皱带的基性-超基性岩（有关铬、镍、铂族元素矿床）和火山岩（有关铜多金属矿床）联系起来共同研究。当时，有人对此不甚理解，将其说成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若是不受这样的干扰，这种的特色研究将会获得更多和更好的矿产地质理论成果，上述事实亦折射出宋叔和在矿产地质科学上的前瞻性。

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建所初期，宋叔和提出将水文地质和盐湖地质作为该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且成立了水文地质研究室和盐湖地质研究室。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研究室先后被撤消，但是从40多年后的今天重聚水文地质研究人才，承担国家和地方政府项目，例如，开展鄂尔多斯水资源环境研究，已显示其光明前景，如果把当时选择的研究方向、组织机构和相关人才保留下来该有多好呀！从这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宋叔和熟悉西北地区干旱环境需要水、各项建设需要水、人民生活需要水的迫切心情，他以极大的热情肯定水文地质研究在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特色地位，并给以积极的支持是正确的，同时也体现了他事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观念。

建所初期，有不少年青年科技骨干善于野外地质工作，但弱于外文阅读能力和显微镜下岩矿鉴定功夫，新来的大学生野外地质技能和室内研究“功底”更需加强。当时全所上下兴起“苦练基本功”热潮，大家认真读书，在显微镜下观察岩石的矿物组分、结构构造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在宋叔和的提倡和指导下，一大批年青科技骨干的业务素质得到极大提高，为以后出成果出人才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宋叔和十分重视地质科技学术交流，建所后就创办，并且主编了《西北地质科技情报》（1964），亲自为创刊号撰写重要学术论文。宋叔和除了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在科学技术管理上外，还经常查阅国内外矿产地质资料，把握世界地质科学研究现状和科研前沿，结合研究所实际情况，从理论上去总结经验，探讨问题，提高水平。自1963年到1964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北祁连山细碧角斑岩建造的有关问题”（中国科学，第12卷，第11期，第1727-1736页）、“关于细碧角斑岩问题”（西北地质科技情报创刊号）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对国内外有关细碧角斑岩的研究现状和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深入探讨，如：全球细碧-角斑岩建造和岩石系列标准划分难题、岩石成因问题、岩系的命名和分类问题、岩石的矿物成分及结构问题、岩石的化学及标准矿物组合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和其与某些金属矿床的分布关系问题。宋叔和认为要研究工作要从细碧-角斑岩的描述阶段出发，逐渐过渡到构造-岩浆研究的较高阶段，主要研究任务主要有二个，其一，岩浆在地壳活动带的发展规律，即研究其空间和时间的分规律；其二，查明同其有联系的矿床（点）分布规律。通过系统的研究工作，他指出细碧岩-角斑岩建造在优地槽区常常与基性和超基性岩以及钠质花岗岩在空间上相伴生，它们之间是否有岩浆血缘上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如若上述火成岩体具有一定时空分布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追寻常见于此类岩石中的近乎“专属性”的金属矿产地。宋叔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站在那样的地质科学前沿指导研究工作，并且总是把基础地质研究与矿产地质调查相联系起来考虑问题。

1965年，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全力投入到西北铬铁矿“大会战”，在“任务带科学”的口号下，除地层古生物研究室基本未动外，岩石学、大地构造和金属矿床等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基本上全部到野外进行超基性岩调查和铬铁矿地质勘查工作去了，连宋叔和本人主要在北祁连山找矿勘查第一线指导工作，也只能“三同三统”了。

1966-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最严重时期，与其他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一样，尽管宋叔和也曾受到过群众运动的冲击，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名受到不公正批判，但是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大部分科研人员深知宋叔和的为人，还是敬重他的。即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也未间断参与指导所内的科研工作，例如金川铜-镍矿床伴生元素综合利用研究，德尔尼铜矿床类型与特征研究、北祁连北秦岭火山岩典型剖面测制、拉脊山火山岩超基性岩有关铁-铜-铬矿产成矿规律研究等科研项目。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基本按建所初期确定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发展着，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和新成果。

宋叔和撰写的“关于国外黄铁矿型铜矿的一些问题”一文刊于《西北地质科技情报》1973年第1期，较全面地论述了国外该类矿床的研究现状和典型矿床实例，本着“洋为中用的精神，将国外一些大中型矿床地质特征、比较有成效的普查找矿方法和讨论的问题”介绍给我国西北地质工作者，为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兴起火山岩与铁、铜矿床的找勘查和理论研究起到了指导与促进作用，例如将对德尔尼铜矿床的成因定位于优地槽火山喷气沉积成因黄铁矿型铜矿床，区别于一般岩浆熔离型硫化物矿床，这一认识至今已为多数地质矿床学者所接受。

宋叔和对拉脊山的研究工作很关怀，帮助课题组科研人员进行火山岩研究工作，特别在如何鉴别细碧岩和角斑岩时风趣地说：“细碧岩成分相当于变质的玄武岩，角斑岩成分相当于变质的安山岩”。1972年，他到拉脊山石坡沟野外第一线检查指导工作。大西北的高原海拔较高、气候寒冷、环境恶劣，当大家见到宋叔和等一行到野外看望同志们时特别兴奋，大家知道宋叔和喜欢吃羊肉，有人提议改善生活，宋叔和马上表示说：“你们去买，我出钱”。这样的长者风范对晚辈的关怀表现出宋叔和平易近人、坦诚相待的精神风貌。

宋叔和为了地质事业的发展，尽职尽责。他自1951年结婚后只身留在大西北坚持地质工作长达25年，他不但参加了野外第一线工作，而且还组织和指导了地质科研工作，并取得了一大批地质科研成果，为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专业特色及研究方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在广大地质工作者心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宋叔和在生活上很俭朴，不铺张，但真有困难的同志常得到他支援。他淡薄名利，生活规律，饭后百步走，天天“溜湾”，坚持运动可能是赢得身体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

在庆祝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1985年由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更名）建所30周年之际，宋叔和在《西北地质科学》（第13期，第2期，1992）题词：“在西北近东西向地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大思路，继续深入开展基础地质的研究，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中需要的多方面地质信息，做出新贡献！”鼓励大家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新贡献，充满着老一辈地质学家的一份肯定，一份期望。

六、老骥伏枥，再创辉煌

1976年，宋叔和从西安调到北京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开始在《地质学报》编辑部工作，后负责筹建矿床地质研究所。对于到研究所工作，他很高兴，因为他历来倡导加强地质基础研究和资源综合利用，充分认识普查勘探地质、矿山地质和矿床地质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分工协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宋叔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地质找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取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1978年，矿床地质研究所成立后，他除了负责该所科研管理工作外，还得到了一次充分展示自己才智的大舞台，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考虑矿产地质研究问题，诸如矿床地质学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实施，学术的交流，人才的培养等。另外，他还可与家人团聚，自他1951年结婚到此时已过了25年的牛郎织女的生活。夫人原是北大法律系的才女，为了宋叔和的事业独自承担家务，抚养女儿，宋叔和常常为此感到对夫人歉疚。尽管回到了北京，他也难顾家务，但是毕竟可以免去一家三口分居的相思之苦。

1978年，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研究所成立，宋叔和任所领导小组组长，这是在负责组建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后又一次组建研究所，其工作要点是如何将基础地质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勘查工作相结合，成矿理论怎样才能真正用于找矿实践。在第一次与全所职工见面的大会上，他向大家提出了矿床地质研究所的任务：“研究我国已知矿产资源形成的地质条件、成矿理论和普查方向以及新技术和新方法在矿床预测中的应用”。他举止平平，不多言辞，但真诚坦直，平易近人。1979年，宋叔和兼任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且先后创办与主编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所刊》（1980）和《矿床地质》（1982）等期刊。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愿在相关专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论文，然而除非特约稿件，宋叔和的学术论文都在《矿床地质研究所所刊》发表，以身作则支持该刊物工作，提高其在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例如：“黄铁矿型铜和多金属矿床——世界范围内一些主要矿带和矿床类型的对比及研究趋势”（1982）；“甘陕境内秦祁地轴两侧古生代断陷地槽海相火山活动与多金属成矿的探讨”（1985）；“北祁连山地槽褶皱系的地质构造演化与区域成矿的探讨”；“我国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状况及对其成矿地质环境的认识”（1994）等一批论文就是实例。

鉴于宋叔和在矿床学和岩石学等方面的创造性贡献，198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老当益壮，严谨治学，勤奋著述。1981年，白银厂露天采场要闭坑，解决资源不足问题伯在眉睫，为此，中国地质学会和全国金属学会（即“二会”）联合在白银市召开了学术讨论会；1983年青海省“二会”在锡铁山召开了锡铁山铅-锌矿床成因讨论会；1989年在西宁召开了第四届全国矿床会议；1991年在甘肃金川召开了国际硫化物矿床学术讨论会。宋叔和院士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并且指导了这些会议的学术交流。这几个会议的成功召开对推动西北地区的找矿勘查和提高该区成矿理论研究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宋叔和院士还发表了一批论文：“黄铁矿型铜和多金属矿床——世界范围内一些主要矿带和矿床类型的对比及研究趋势”、“矿床地质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北祁连山地槽褶皱系的地质构造演化与区域成矿作用探讨”等。宋叔和院士身在北京，心却牵挂着西北他所熟悉的褶皱山系和座座矿山，还惦记着那儿的地质事业的兴旺和后来人的成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有一个火山岩型矿床研究组聘请宋叔和院士为科学顾问，他欣然答应，在此期间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在显微镜下复查了一条坑道剖面的岩石薄片，发现了火山-沉积岩（含碳酸盐岩）的成因信息，指导了研究工作顺利进行。1983年，有关青海锡铁山铅-锌矿床的野外研究基本结束之际，青海省地质学会和金属学会要在锡铁山现场召开矿床成因讨论会，宋叔和院士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不顾山高路远，不怕高原缺氧，翻日月山，过倒淌河，入柴达木盆地，到锡铁山矿山参加会议与现场考察。他认为锡铁山铅-锌矿床应属海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热情地支持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他的锡铁山之行全面展示了一位老一辈地质学家不怕艰苦，淡薄名利，乐于奉献地质事业的精神风貌。他的不傲、不霸，平易近人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关心西北地质事业，关心西北矿山，关心后来人的一片亲情。与会者从心底里尊敬他，并且寄以良好的祝福。

一般而言，地质工作艰苦、危险，许多人不喜欢选择地质这一行，而宋叔和院士却干了一辈子地质。青少年时代，国家国难当头，经济落后，百姓贫困的现状，激起了他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决然选择学地质来达到发展工业和振兴国家的愿望。他的实际行动就是这样，他考取清华大学，毕业于西南联大，留校任教四年后，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奔赴荒漠的大西北，开展新疆天山、甘肃祁连山一带地质矿产调查。练就了扎实的地质研究根底，取得了较大的地质调查与找矿成果，主要编写一批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与图件，发表了相应的论文。为西北地区地质找矿、地质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宋叔和院士重上白银厂拿下大铜矿，正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和地质科技工作者创造性工作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成了共和国的功臣。1954年，宋叔和当选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国家领导人共商国家大事，直至第七届（1993）是科技界任期最长的委员之一。在他担任政协委员期间，他就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合理开发以及地质部门之间如何更好地分工和协作找矿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1991年，他在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办法”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并且授予优秀证书。宋叔和献身地质事业一辈子，淡薄名利，俭朴人生，关心国事，勇于奋进。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我国有着特殊贡献的著名地质学家之一。

宋叔和是九三学社的一名老社员，积极参政议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做好本职工作，得到了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尊敬。他自己向着读万卷书的目标努力，勤奋学习，坚持著作。大约在1990年前后，宋先生曾笑着说过：“我现在晚上开始看电视了，我想多看几年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已近七十五岁的老人连电视都不看，一心扑在地质科学事业上，同时也折射出宋叔和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赞赏和对生命的珍爱。后来有人关怀他政治上的归宿，建议他可申请入党，而他笑迎致歉，坦然表示现在年岁已高，这样已经可以了，组织上入党与否已不再重要，他讲究实际不图虚名的人格魅力是崇高的。

1962年至今，宋叔和数十年如一日在地质科研岗位上潜心钻研，对区域岩石学、地槽区岩浆演化与成矿作用关系、主要金属矿床的时空分布以及区域成矿规律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先后撰写各种区域地质调查和矿床勘查报以及学术论文近百篇，尤其是组织并且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矿床学巨著《中国矿床》和《1∶500万中国矿产资源图》及说明书。另外，还参与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与计算机专家智能系统有关的地质专著《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知识模型》。宋叔和年逾八旬，仍伏案检书，从未辍笔。近年来，他应邀撰写了根据李四光原著扩编的《中国地质学》中的第三章—中国岩浆岩和岩浆活动。可以说，宋叔和到北京工作之前主要在西北地区工作，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色。在人们的印象里，他只是熟悉中国西部矿产地质的地质学家，许多人主要从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矿找矿勘探成功知道宋叔和的，但是自1976年，他到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工作后从地区性研究所到全国性地质研究所，获得了进行全国性矿产地质研究机遇，在更高层面上发展和完善了他的专业特色，同时成为全国著名的岩石学、找矿勘探学、矿山地质学和矿床地质学的领军人物，为中国矿产地质勘查和成矿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宋叔和院士是地质科学事业的成功者之一，他首先爱党、爱祖国，年少时就想着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了“实业救国”和为了寻找矿产资源，而学地质，教地质和研究地质。新中国的诞生给地质找矿工作带来了春天，他主动请战重上白银厂，团结各方面力量，克服种种困难，以最短的时间拿下一个大铜矿。他靠什么？靠他爱祖国，爱他从事的地质事业，希望新中国更快建设强大起来，愿舍弃自己的利益，敢于承担风险与责任，他成功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升华。以后他参与西北地质局、甘肃省地质局的技术指导工作，从国家的实情与需求出发，为西北地区确定地质找矿方向，一大批大型矿床的勘探成功均有宋叔和的一份功劳。在地质科研和找矿工作中，他自己身先士卒，带领年青人辛勤耕耘，使中国海相火山岩型金属矿床理论的研究水平更上一层楼，为推动全国矿产资源的勘查和矿床地质学的科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平台，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在早期，宋叔和针对地质找矿工作的特点，要求青年地质工作者树立为国找矿的雄心壮志，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找矿受挫不气馁的坚韧毅力。他还说：“干地质最辛苦，不仅要腿勤，还要眼勤”。现代地质科学和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为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工作进展，他要求青年科技骨干至少要懂一门外语。经宋叔和精心扶持，谆谆引导和耐心启发，白银厂的找矿工作不仅获重大进展，而且培养出一大批科技人才。在矿床地质研究所工作期间，除担任所内科技管理工作与科学研究任务外，还兼任成都地质学院的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了培养新型地质科技人才，他多次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与学生一道，着重研究区域地质条件对铜、钼、镍、锡和稀土等金属矿床的控制作用，提出相应的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他以身作则，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献身精神深受研究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宋叔和到北京工作之后，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除在国内接待外国地质学者来访外，还于1978年应邀率地质代表团出访英国伦敦地质学会，参加国际地质情报会议，并且作了题为“中国主要构造特征和岩浆活动”的学术报告，扼要地介绍了我国大地构造特点、地层层序、岩浆活动、主要岩浆类型及其成矿区特点，深得与会地质专家的赞赏。1983年他又应葡萄牙矿产局的邀请，对该国一些著名的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矿山进行了实地考察，促进了两国矿床地质界的学术交流。

宋叔和在长期的地质工作实践中悟出了腿勤、眼勤和脑勤的治学之道。腿勤就是要坚持实践第一，注意野外调查，深入实际，踏实工作。眼勤就是要多看显微镜，多读书。显微镜是地质工作者的眼睛，通过它可以洞察地球科学微观世界的许多奥秘。书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它会使你学识渊博，增长才干。脑勤就是强调多动脑，勤于思考，善于把野外实践与室内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善于综合分析，从多方面探索复杂的地质问题，善于剖析典型、抓住本质，对问题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由于宋叔和恪守“三勤”治学之道，科研工作中他始终坚持求实创新，这也是宋叔和在地质事业历程中走向成功之路。

1997年，宋叔和在贺矿床地质研究所成立40周年之际，以名誉所长的名誉发表了对矿床地质研究所发展的一些认识。总得说来，从1956年建所以来，40余年密切结合勘查地质的科研工作。矿床地质研究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当他受命恢复重建矿床地质研究所时（1978），由他拟定经国家地质总局上报国务院批准的有关矿床地质研究所的任务有三项：其一、研究矿产普查勘探、矿产预测中的战略性、普通性和关键性的重大矿床地质问题；研究成矿作用机理，发展成矿理论，力争在成矿物质来源、元素迁移富集规律和地球物理特征等研究上有所建树；其二、研究总结我国优势和紧缺矿产的形成条件、找矿标志和找矿方向；其三、研究有关新技术、新方法在矿床地质研究和预测工作中的应用，发展有关技术方法和学科。恢复和重建了具有更宽研究领域和探索程度更深的研究机构：区域成矿规律、内生金属矿床、稀有金属矿床、沉积矿床、矿物学、地球物理与数学地质、矿物物理、稳定同位素地质、高温高压与矿物包裹体研究室以及情报资料编辑出版室。在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必须深化科技改革，推动科技力量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等方针政策时，为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的需要，对研究所各个研究室的建制作了必要的调整。就金属矿床成矿理论研究来说，进一步加强了科学研究与找矿勘探工作的密切结合，加强了新理论、新技术和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矿床地质研究所承担与参加的科研项目成果均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且具较高的应用价值。在宋叔和学术思想指导下，研究所广大科技人员遵循“双百方针”，广开言路，不同角度探讨了一些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问题，并且获得了极好的效果。宋叔和在自身的科学研究实践和科研管理工作实践中，获得了对“科研”的真知，集中体现在为矿床地质研究所成立40周年的题词中-“科研贵在立足实践，客观求实，勇于创新”。这是宋叔和对待科研的起点，也是他对待科研的态度，更是他在地质科研人生中获取成功的道路。为年青的地质科学工作者点燃了指路明灯。宋叔和院士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