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韦君宜终于熬过了十年文革。

“新时期”开始后，她虽心有余悸，但依然宵衣旰食，忘我地工作。为了解决“文革”十年造成的“书荒”，她和严文井主持集中重印了中外文学名著近五十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

大影响，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出版复业”的先声……

韦君宜担任总编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思想解放澎湃洪流中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

她不拘礼节，似乎也不大懂人情世故。家里来了客人，她既不让座，也不沏茶。有时候，社里的编辑去她家里谈稿子，谈晚了她也会留你吃饭，但并不显得特别热情，似乎吃饭就是吃饭，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她工作效率极高，审稿速度极快。操着一口京片子，和作者谈稿子时，从来不讲理论，而是单刀直入，一语破的，问题抓得极准。比如她会说，你写的这个女人不对劲儿，根本不像女人，如何如何。作者听了，不得不佩服。

在倾心投入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同时，韦君宜自己也开始了执著、坚韧、深刻的精神涅槃。

在与她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纷纷抚摸伤痕、倾诉冤屈、表白心迹之时，她写下的，却是记忆苦难、清洗灵魂、叩问人性、呼唤人格的作品，如中短篇小说《清醒》、《洗礼》、《招魂》、《旧梦难温》，散文《当代人的悲剧》、《负疚》、《抹不去的记忆》，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异之色。到了《露沙的路》和《思痛录》，更是字字血泪，篇篇歌哭，堪称泣血锥心之作。

她的很多文字，都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愧疚，沉痛，觉醒，追问，反思，于其中一以贯之，真正感人地记录了她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复活之旅。

1985年下半年，她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人文社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

“……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

从此，她再也没有踏进人文社的大门。

1980年，她为杨述写了一篇悼文《当代人的悲剧》。“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她这样写道，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是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和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这种残酷的游戏，终于逼使他对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了疑问。这疑问，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换来的。

到了写《思痛录》，她的思考比以前更加深化、更加深刻，也更加悲怆了。在一个广阔的大时代背景上，她不但思考了自己的一生，思考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且也思考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

韦君宜自1986年4月因脑溢血偏瘫后，1987年又右臂摔伤骨折，1989年再患脑血栓，1991年骨盆又震裂……

就是在这接二连三、难以承受的病痛打击和折磨下，在右手的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她以超常的意志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依然坚持练习写字，依然坚持下地走路，依然坚持继续写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就是在病床上，用左手，写完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露沙的路》和《思痛录》。

(来源：《美文》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