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赵建合

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中国哲学史和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位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始终反对西化，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自30年代至今，欧美许多大学把他的《中国哲学史》一直作为教科书，他的主要著作编在《三松堂全集》出版。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氏原籍山西省高平县，其始祖冯泰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携其子冯廷屿来祁仪经商，数载后，冯泰一人回原籍，留其子冯廷屿在祁仪定居，生子跃南、汝南。在其后百年间成为唐河望族。跃南次子冯殿吉（既冯友兰的曾祖父），字荡人，号石泉。道光年间中武秀才，性豪放，爱施与，家道中落。独生子冯玉文，字圣徽，号梅村。八岁时（1833年）冯殿吉死，靠其母涂氏、庶母茹氏抚孤成人，依茹夫人之力又使家道中兴。冯玉文考中秀才后，因遭学使不公之待遇，“随发愤弃举业，专肆力古文辞”。曾著有《梅村诗稿》传世。有子三，长云异、次台异、汉异，冯氏三兄妹既冯台异之子女。

冯台异、字树侯（1866——1908年），成年后与吴清芝结婚。吴清芝（1862——1944年），字静宜，唐河城南二十五里小李庄人。“其先闽人，清初随云南右路总兵涂公孝臣屯垦唐河因家焉。”吴清芝识书达理，处事明敏，才华富瞻，夫妻恩爱情深。冯台异自幼发奋读书，为县内鸿儒。曾任崇实书院山长，任内修缮院舍，整肃院纪，建树颇多，为唐河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后来攻习举业，锐意进取，以求博得功名。一次他应试落第，归途中在汝坟桥旅店题壁诗云：“年年事事不如人，惯逐群仙步后尘；才调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足见他对吴清芝的钦敬。冯台异在吴清芝的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蟾宫折桂，中戊戌科第三甲进士，分发湖广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携眷属去武昌。吴清芝适冯家后，生长子新兰、，早殇，又生长女温兰，再生友兰（1895年）、景兰（1898年）、次女叔兰（即沅君，1900年），时温兰留故里，三兄妹皆随往武昌。此前，友兰、景兰在祁仪时，在其表叔刘自立处读私塾。在武昌时，收入不丰，不能为友兰兄妹延师教读，时虽有学校，然入读者多为贵族子弟，冯台异夫妇恐孩子染纨绔恶习，不敢令其入学，即由吴清芝亲自教读，遇不识之字，待冯台异公毕返寓再行解惑，两年间，在她悉心教导下，友兰读完《周易》、《左传》、《礼记》，景兰读完《诗经》、《书经》，叔兰读毕《四书》，每尽一册，吴清芝即煮鸡蛋两枚或铜圆四枚市五香牛肉一块奖励之。后来，冯台异任命为崇阳知县，行装甫议而不卸，即教友兰兄妹读书。两年后（1908年），冯台异病逝任所，吴清芝率子女扶柩北归家居，一到家，即厚束修、丰善馔、聘名师、以教子女。时家中无钟表，吴清芝划线于地，以志日影，至某线读书写字，皆有定规，日以为常。她说：“吾教书无他长，但耐烦有恒耳。”对子女她总是循循善诱，从不喝斥、责罚。她说：“小儿如有错误，须于其善时开导之，若于其怒时折之，不但不易听从，且身体易吃亏。”

唐河县光绪末推行新政，改革教育制度，办学校巍然成风。宣统元年（1909年）唐河在老君庙路西的姚宅开办瑞本女子小学堂，时风气未开，家长不肯令媳女出闺阁，次年，县教育局长，吴清芝娘门族弟吴简斋请她出任监学，聘女教师二人，一班学生约30来人，除家住城关者外，学生自由结合，立伙自炊，或就近亲友家吃饭，1911年3月正式开学授课，设修身、习字、国文、算术、体育课。吴清芝带叔兰食宿校内，他每天晚上提着一只座钟，准时进入教室，监督学生自习，从不间断。她说：“吾办学无它长，惟使师生间和而已。”同年秋，辛亥革命起，人心惶惶，教师离去，学校停办，吴清芝偕淑兰回到祁仪。1943年，豫北大饥，逃荒来唐河者络绎于途。吴清芝开仓拿出所藏谷物，每日施粥于市，救活甚多难民。

冯友兰自幼亲聆慈母教诲，十至十一岁，读毕《周易》、《左传》、《礼记》、十二岁即写文章，文思敏捷，初露锋芒。写完二三篇文章，吴清芝暗地问冯台异可否在科举时入试考场？冯台异说：“岂但一试，即进秀才亦可。”1911年，冯友兰先到县城高等小学堂，仅半年，于1912年去省城开封入中州公学班，次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那里开设的一门逻辑学的课程引起了他的兴趣，1915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从此，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就成了他终生研究的事业。1915——1918年在北大读书时，他曾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的影响，思想上倾向革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冯友兰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他与唐河籍学者徐旭生友人稽明（稽文甫）等人商议，创办《心声》月刊，冯友兰所写的发刊词说：“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表达了他渴望民主自由，急于改变中国面貌的强烈愿望。1919年11月前往美国学习哲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1923年以《人生思想之比较研究》一文，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之后，他决心搞学术研究，辗转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历任教授、秘书长、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等职。

三十年代初期写成《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部著作确定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在冯友兰取得学术成绩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围剿”与“反围剿”斗争激烈，继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冯友兰渴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1933年暑假他到英国讲学，趁机到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等国，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情况，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人、农民的忘我劳动。他觉得“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是一个在变化着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他对照了三种社会认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尊富’、社会主义‘尚贤’。”

1934年回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开辟了以中央苏区为主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在和人的谈话和演讲中，热情地讲了苏联的见闻，并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讲了《秦汉的历史哲学》，国民党北平警察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将其逮捕，经亲友活动至国防部，得何应钦电令以“重大嫌疑”而释放。鲁迅先生曾写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见国民党政府对社会主义宣传恐怖到了什么程度。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北平各高等学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不断发生，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不断派军警到学校搜捕学生，冯友兰对学生的主张是赞成的，经常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学生躲到他家里，他就竭力地掩护，从不问姓名，1936年一次军阀围住清华大学搜捕学生，突然有两个学生来到他家躲避，他忙请他们进屋。他的夫人叔明把两个学生藏到厨房，后经校方努力军警撤去。在解放后的一次会上，冯友兰才知道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就是姚依林。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冯友兰随清华大学南迁，先到长沙，再赴昆明西南联大。国民党当局由“速胜论”转为“亡国论”，冯友兰从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坚持抗日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为坚定联大师生的胜利信心，他为联大校歌作了题词为：“万里长征，辞却了王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员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枕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慷慨激昂、动人新弦的《满江红》极大地鼓舞着在日本飞机天天轰炸下的联大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撰写“贞元之际所著书”共六种。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立“新理学”哲学体系。体现了他从哲学上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新理学》曾获抗日以来最佳学术著作一等奖。在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结束之际，他曾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1944年十二月，冯友兰最钦佩的母亲吴清芝去世。1945年二月，冯友兰和冯景兰怀着极大的悲痛回到祁仪吊唁。他“空扶棺而长恸，悔九年之归迟。”冯友兰并不信鬼神，但他出于对母亲的爱，身穿麻袋、头顶孝布，兄弟二人轮流守灵，并以最沉重和崇敬的心情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母文》和《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二文，记下了吴清芝的生平和事迹。时值春节，冯友兰和冯景兰二人亦挨门挨户给街坊邻居拜年，时唐河县长范孝纯到祁仪吊唁吴清芝，友兰兄弟俩亦不迎也不送，在故乡被传为佳话。

1946年8月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请，赴美到该校任客座教授，当时有许多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但冯友兰却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国。”1947年圣诞节刚过，他就启程回国，在过海关时，查护照的人员看他持的是永久居留的签证，就把护照还给他说：“保存着，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冯友兰推开护照，断然说：“不用了。”就上船回国了。

中国共产党时刻关心着这位著名的爱国学者，在他回国以前，党中央委托他的亲属任锐给他家捎信，欢迎他全家到延安去，如果去了，可以去找中共驻北平军阀处代表叶剑英。冯友兰到家以后认为反正解放军快打到北平了，就在这里迎接解放军吧。当时北平知识界人心惶惶，议论去留问题，有一次弟弟冯景兰问他走不走？冯友兰回答说：“何必走呢？共产党掌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问题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不放过知识分子的机会，1948年底，派专机来北平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冯友兰的态度给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以很大的影响，结果南京政府只接走了一个校长梅贻琦，其他人都托辞拒绝留了下来。

梅贻琦走后，校务委员会推举冯友兰为主席，处理善后事宜，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保卫委员会，由周培源率领维护学校治安。当傅作义军队撤到城里后，冯友兰召开校职工大会，宣布清华大学已先北京而解放，去留听便，眼下是维护校内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听候共产党接管，他的话安定了大家的情绪，纷纷签名留下，就着样，保住了“清华”完好无损地交到了人民手里，从此，他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的冯友兰，对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与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刚解放时，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中央领导真诚地指出他的弱点，启示他自觉转变立场时，他往往误解了，1949年冬，党组织批准他参加了北京郊区土改，通过土改，冯友兰从思想上认识了“剥削”的真实含义，深刻懂得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通过不断地学习、观察、实践，逐步转变了立场，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从1951年底，冯友兰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接受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此后，又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委，受聘为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1956年在威尼斯国际哲学研讨会上，有人发言指责中国不重视文化传统，说故宫被拆了，长城被挖了。面对这些污蔑和诽谤，冯友兰当即予以反驳，维护了新中国的尊严。

在二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党中央邀请他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在小组讨论会上，毛主席非常重视他的发言，临走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在以后的多年里，毛主席象老朋友那样看待他，鼓励他，他自己也锲而不舍，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多次挨整，受到批斗，但冯友兰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满怀期望。1968年秋，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到冯友兰，才逐渐解除了他的“囚禁”，尔后他就集中精力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批林批孔”中，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批孔”文章，犯了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友兰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他觉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除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虽至耄耋之年，又积极投身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宏篇巨著中。1982年1月，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一册，其序表示“决心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同年访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用西方现代思辩方法解决中国哲学问题，对许多旧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部巨著历时十余年，后来靠口述，别人笔录，他以坚韧顽强的毅力在1990年7月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全部完成。冯友兰说这部书“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同年11月26日，因肺炎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漫漫人生中，冯友兰穷毕生精力致力于学术，勘称一代学术泰斗，冯友兰四十余年没有回到故乡祁仪，但他经常思念故土，和家乡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常关心着家乡的各项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希望家乡振兴教育，多出人才，早在1939年，冯友兰就为设立在家乡的私立中学题名“临泉中学”，兼任该校的名誉校长。1985年春在他90寿辰，王明珍乡长代表祁仪人民特去北京看望他，给他带去了家乡的小米、绿豆、芝麻，看着这些哺育他成长的东西，他谈起了往事和家乡的山山水水，谈起了教育，当他得知家乡教育现状时慷概地从多年的积蓄中拿出一万元资助修建了祁仪乡中教学楼。家乡人民不忘他的关怀，就以他终生敬仰的母亲——唐河县第一位女教育家吴清芝的名字命名为“清芝”楼。1987年唐河县修建图书馆，冯友兰得知后又慷概解囊捐助人民币一万元和上千册书稿，他寄希望于家乡文化的兴旺，给家乡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转自：唐河网 2007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