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寅恪三十几岁就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陈寅恪每次上课，教室都座无虚席，满满当当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陈寅恪上课为何有着如此的奇观，他究竟有着什么不一样的魅力呢？

陈寅恪“四不讲”

　　陈寅恪给上课，从不拾别人牙慧。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常人难以企及的大师风格，当然不仅体现在“四不讲”上。

　　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有其独特性，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唐代研究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回忆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时，描述说：“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注重新的发现。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但做论文，他要求新资料和新见解，否则并无益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听讲及研究后，细细的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

　　罗香林还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陈寅恪是个很少让人失望的人，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无一失望。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去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无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逝世）和劳榦（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位先生。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之后，常常议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

这拿手戏看者容易，演者不易，陈寅恪场场能拿出这般精彩的拿手戏，与他的治学之勤和治学之严分不开。

陈寅恪风雨无阻勤治学

　　当时的“清华学院多英杰”，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赵元任住南院（抗战后改名照澜院），陈寅恪先后住过西院36号、南院2号，以及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3号，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要让学生和老师都佩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寅恪不仅在学识上让老师和学生都佩服，也在治学上的严谨让他人皆佩服。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为此，傅斯年对陈寅恪评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长女流求的追忆中，我们还可以窥知一二他的治学之勤：“从我记事起，我家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按1935年后），距西校门不远。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治学面很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可以说是通晓古今活文字及死文字十余种，能背诵《十三经》及“三通”，对佛门典籍及隋唐史尤有精深之研究。

　　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时，给研究院的两届研究生约七十名，首开的课便是“佛经翻译文学”，后又担任“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在当时算是自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很少。一位研究生回忆当时的情景道：“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

　　对陈寅恪上课的情景，曾旁听他的课的许世瑛描述说：“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

　　陈寅恪所教的课程虽生僻，但他侃侃而谈，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把史料、引文的出处，作者是谁，哪个版本，多少页，都给学生交代得一清二楚，伴随而来的阐发甚是精当，令人不由得称叹。

　　难怪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吴宓有赋赠陈寅恪，言：“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并认为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对陈寅恪，梁启超也很尊重，向人介绍时常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在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时，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曾问梁启超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又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先生气了，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梁启超最终说服了曹云祥。可见梁启超对陈寅恪的重视和佩服。

（转自：21CN论坛 2008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