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赣愚(1906～1997)，原名王家茂，字贡予，祖籍江西，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王赣愚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幼时家境比较艰难。7岁入私塾读书，9岁在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学习。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课余从事译作。1929年参加公费留美考试，被选派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旋即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短期进修、访问。1933年底回国，在南京中央政治学院任教授；1935年来南开任教，1937年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王赣愚随校南迁昆明；后被熊庆来校长聘为云南大学教授；1941年又返西南联大政治系任教，直至1946年联大结束，1946年他应聘到美国州立华盛顿大学政治系、远东系执教；1949年再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南开大学，先是担任财经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经济系教授；1985年后任国际经济系教授。

王赣愚作为一名著名学者，长期潜心于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并有较深的造诣。根据时期的不同，他关注的学科也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前，他基本上侧重于政治学领域；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系被取消，他转向于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大学求学时期，王赣愚思想活跃、勤奋好学，尤对政治学有浓厚的兴趣。当他还是清华二年级学生时，就参加了由世界书局主办的全国英文论文竞赛，名列榜首。他经常为当时的《国闻周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撰稿，并撰写了大量政治学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在《东方杂志》、《民族》等刊物上。在美、英、德三国的学习和进修，使他如虎添翼，眼界大开，熟悉、了解了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如果说勤奋和聪颖为他在政治学方面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南开大学优越的学术环境为他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经说过：南开在教育上的成就不在于一味强调延揽现成的人才，更重要的在于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适宜的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30年代，一批刚刚留美回国的青年学者，都想在事业上有所贡献，他们对学术环境看得比较重要。南开的薪水虽低，但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都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前途。当时报载：南开“教授待遇虽不优，而能奋勉从事；有的教授在职十年，其他大学虽以重金邀约，亦不离去。”王赣愚就是以这样的眼光与抱负来南开任教的，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时刚进而立之年。当时南开的政治学系有较为深厚的基础。从学校建立起一直是文科的一个重点，历年来虽经数次科系变动，但以政治类课程为主的学系始终弦歌不辍，而且非常活跃，学术气氛颇为浓厚。正如一篇介绍该系的文章中写道：在这里，“你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种政治思想、制度、人物和现象，你可以听到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你可以明英美的政治，也可以明苏联的制度；……你可以清楚过去的演变，也可以判明未来的进程。”著名的学者余文灿、孙启濂、胡理(美籍)、徐谟、沈仲端、肖公权等曾先后执教该系，其中不少是有声于时的学者，其学术文章，均已驰誉海内。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王赣愚的学术抱负得以施展。他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当代政治问题、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国际法、国际关系、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这些课程讲解了国家的起源及性质，政治的分类及异同，尤其比较详细地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英美等国的政体现状，从而拓展了该系的授课内容。由于才学得以发挥，加之当时校长张伯苓处处创造“家庭学校”的气氛——如新教师到校，召开茶话会；每到放假学校宴请全体教职人员，以酬谢一年之辛劳，一切融融和畅，这一时期是王赣愚最为愉快的时期之一。

1937年南开遭侵华日军轰炸，被迫南迁，与清华、北大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王赣愚即先到达云南，与龙云、缪云台等相识，做了一些中间工作，为建立西南联大付出了一定的心力。1941年，王赣愚复返西南联大政治系任教。尽管环境恶劣，仍在政治学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张奚若、钱端升两教授被称为“西南联大政治系三杰”。

西南联大设有文学、理学、法商、工学、师范等5个学院26个系，全校教师350人左右，约占当时全国国立大学教师总数的9%～10%，集中了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批精英。政治学系隶属法商学院，系主任为张奚若(后为崔书琴)。在此期间，王赣愚除以前开设的一些课程外，还与钱端升合作讲授了中国政治制度等课程。教学研究之外，还积极

在各种讲座、演讲活动中，纵论时势。当时的法商学院经常举办时事政治方面的演讲，如1944年主办宪政问题系列演讲，历时两月有余，内容包括宪政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1945年又主办了“战后的中国”系列讲座，对战后中国的国防、政治、经济、人口等问题展开讨论，王赣愚均积极参加。在中国国际同志会云南分会举行的“现代问题”演讲、女青年会举办的国际问题系列讲座中，他进行了“自由主义的危机”、“印度政治与中国前途”、“美国经济状况”、“法德政治制度”等演讲，受到学生的欢迎。

西南联大期间也是王赣愚在学术研究上的丰收期。1941年，他的《中国政治改进》出版，该书系以前发表过的论文整理而成。在书中，王赣愚认为，任何国家在政治上有长足的进步，先决条件是国家统一。抗战是除旧革新的大时机，在政治上尤其应从观念到习惯上，进行自我检讨。他说：“我国政治向来失之于法者少，失之于人者多，因此谈政治改造者，对法固应重视，而对人更不容疏忽”。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对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影响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评析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人事行政方面的种种弊端。接着，《中国地方政府》(The Local Goverment of China——A Study of the Adiministrative Nature of Local Units, 1945年)、《新政治观》(1946年)、《民治新论》(1946年)和《民主独裁和战争》(1947年)等专著先后出版。《中国地方政府》是他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对秦汉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历史变迁做了详尽的阐述，认为中国历代政府的主要弊端是中央集权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影响地方自治发展；主张孙中山的均权思想，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该书的出版在西方国家引起较大反响，至今国外许多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学者仍在引用书中的观点。后三部专著通过介绍美、英、法等国的政治制度，分析了当代政治的哲学背景及特点，阐述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对立，抨击了法西斯独裁政治，并指出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实行独裁政治是没有前途的。这些政治学著作的出版奠定了王赣愚在中国政治学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是他政治学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

抗战胜利后，王赣愚于1946年应聘赴美讲学，同时兼任复校后南开大学的政治系主任(未到职，由陈序经兼代)。1949年1月，天津解放。8月，王赣愚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再度回南开执教，当时南开政治学系已撤销，他被任命为财经学院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并被选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举，教育界也面临着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繁重而又艰巨的改革任务。他积极参加，推动了财经学院的各项改革。

南开大学财经学院是一个有较长历史、基础雄厚的学院，最初为商学院，后改为政治经济学院；解放后，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培养财经干部的迫切需要，更名为财经学院，设有政治经济系、财政系、金融贸易系(后分为金融系和贸易系)、会计统计系(后分为会计系和统计系)、企业管理系、经济研究所和贸易专修科。通过一系列改革，财经学院明确了对学生进行理论与技术并重的训练，培养学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处理实际财政经济问题的能力，造就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科学技术业务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任务。该院各系围绕这个任务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比如当时称财经系为“新中国理财能手的保姆”，金融贸易系为“高级金融人才的源泉”，会计统计系“精打细算、实事求是”等等，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略见一斑。为了更快地培养出大批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人才，当时中央贸易部特委托财经学院创设一个华北最大的培养贸易人才的贸易专修科，王赣愚亲自担任主任。此外，王赣愚还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该所是南开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机构，早已驰名海内外，自1935年始基本每年招收研究生，是培养高级经济人才的基地。王赣愚兼任所长期间，亲自讲授“马列名著选读”等课，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谷书堂、熊性美、李竞能、何自强等。

1952年院系调整，王赣愚从大局出发，积极参与了此项工作，作为“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13位委员之一，为南开的院系调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后，他还兼任天津市司法局局长。

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尤其是在某个领域已有成就时，改变学术方向是较困难的，既有年龄的限制，又有功名所累，要有前功尽弃的准备。王赣愚勇敢地面对现实，适应形势的需要转攻经济学，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先后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国家与法权、政治经济学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等课。他结合教学需要，积极进行科研，撰写教材和论文。其中与季陶达、纪明山等教师合编的《政治经济学史》，由于选材面广，分析深刻，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资料较为完备的教材。在讲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教学过程中，他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以美国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为讲授重点，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小册子《西德新自由主义》和长文《经济成长阶段论》，对当时盛行的所谓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最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严肃批判，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此外，他还撰写了《我国宪法草案的人民民主性质》，《批判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唯心观点》等大量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的报刊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赣愚焕发了青春。对当代经济的发展给予极大关注，他认为，当代国际经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既分化，又联合；我国要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要配合政治的变化，以政治扶持、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推动经济，经济是基础。先后撰写了《资本国际化与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法初探》等论文。1983年，他不顾年迈，率领天津部分专家学者赴闽考察，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王赣愚为人正直，平易近人，特别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对培养研究生工作，认真负责。1986年，在他80岁的时候，还认真备课，为国际经济系的研究生班讲授国际经济法。他学识渊博，讲课内容充实，经常有校外人员前来听课，或者邀请他到校外去讲课。由于年龄的缘故，他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讲台上。离休以后，他仍关心时事，关心改革开放。

王赣愚追求进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余年风雨中，历尽坎坷，但他追随共产党锲而不舍，义无返顾。民主革命时期，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倡导民主，宣传宪政。1935年在南开任教期间，因华北局势危机，他和几位同仁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多篇国事论文，呼吁国内团结，共同抗日。西南联大时期，对国民党抗日不力和官僚机关的腐败产生了厌恶之心。1946年，李公朴和闻一多遇难，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暴的决心。他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在教授会议上主张罢课，支持学生运动。同时经常参加反蒋宣传活动，参加主编《今日评论》、《自由论坛》、《当代评论》等进步刊物，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成为当时西南联大有影响的民主进步教授之一。1946年在美国华盛顾大学任教期间，经常撰文或者讲演，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批评国民党统治。1947年5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二百周年纪念会上，应邀做了《对当前中国政治的观察》的演讲，引起中美舆论界的关注，被国民党报刊称为“中共的尾巴”。50年代，他曾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虽未被批准，但他毫无怨言，对人民的事业尽心尽责。十年“文革”，虽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多年心血积累的书稿被付之一炬，珍藏的名贵书画被洗劫一空，但未改变他对党的信念。“文革”结束后，他以杜甫的“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自励，决心为党和国家贡献余热。80年代，他又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他在思想汇报中写道：“对我来说，申请入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尊称’，取得什么‘资格’，而是为了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奋斗”，“我虽已届耄耋之年，但尚能为党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有一份热，发一份光”。1988年10月21日，党终于接纳了这位年已82岁的老学者，从此，王赣愚追寻了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慨万端地说：“我要当一个忠诚的战士，把剩余的光和热贡献给人民。”王赣愚教授对祖国有一颗赤子之心，他认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求学，都是为了报效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生活的舒适。基于这种信念，1933年在哈佛完成学业就回国任教；1949年毅然放弃异国的舒适生活和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力，怀着报国之心回到祖国，来南开执教。王赣愚夫妇身边无子女，独生子已是美国一所大学教授，加入美国籍。他们夫妇与儿媳和两个孙女，都未见过面。许多人曾劝说两老到儿子身边生活，但他总是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教授，我的事业在中国，怎么能躲在异国过优裕的生活呢?由于亲人的一再恳求，他才于1983年与夫人一起赴美探亲。他在美国有许多亲朋好友和学生，纷纷邀他作客、座谈、演讲。他介绍中国四化建设的成就，热情回答人们就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祖国和平统一等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他遭到沉重打击——和他共同生活了50年的老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噩耗传开，亲朋故旧纷纷登门慰问并挽留他定居美国。一位学法律的亲戚劝他说：你过去曾长期在美国居住并工作，获有永久居住权。你的直系亲属又都在美国，按照美国法律，只要你本人同意，就可立刻办手续，取得美国公民资格。为了表明他坚决回国的态度，他给南开大学发了一封电报，爱人病逝，我即返回。终于提前9个月踏上归途，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回到了他眷恋着的南开园。南开大学派专车到首都机场迎接他，对他回校后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各方面倍加照顾。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割不断我同祖国、人民的联系。留在美国，生活虽优裕，可精神空虚。我怎能坐在软软的摇椅上，一天天看着时光白白逝去呢!我回来还要尽力工作，为祖国多贡献点余热。”殷殷之情，拳拳之心，这就是他的中国心!

王赣愚教授以这样的赤子之心走完了他的余年。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毕生献身教育、献身南开的著名学者。

（原载《南开人物志》 作者：李旭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