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49年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时人知之甚少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董时进。

历史会记住这个人，董时进。他不但是中国早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半个世纪前，在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上，董时进是以反面角色亮相的：1950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提出：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应当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改善农村经济的办法，应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纪……而不是要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

"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00年，董时进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董时进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他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后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

虽然现在还看不到董时进当年上书毛泽东的原件，但这封信应该还在世间，总会保留下来。将来有一天要是能解密档案，会有人来重新评价那段历史。

1950年复刊的《观察》周刊曾发表《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一文，从中可以了解这位对历史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立场。

这是一篇谈话摘要式的文章，《观察》在发表时，先有一个说明："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这个谈话摘要没有列出发言者的名字，只用了甲乙丙丁来代替。但从那些批判性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董时进的一些意见。

一位发言人说:"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董的观点）

"土地改革，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负担而国家税收将受到损失。"（董的观点）

"董时进先生说华北有封建性剥削，而江南则没有。"

"董时进先生说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高涨一下，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的。"（董的观点）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时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许多是董时进的同事。他们认为，董时进在美国学的农业学，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座谈会上甚至有了大批判的味道。

代表农民的中国农民党被迫解散

董时进的另一个主张是自由民主政治。更早的《观察》周刊上有过他一篇文章，传达了他的这一立场。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作为民盟的一员，董时进写了《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观察》三卷十一期），认为这是政府的一个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指出："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最害怕的是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奉劝国民党："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

董时进不仅提倡多元政治，还是一个积极实践者。在他的一生中，创办中国农民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

关于中国农民党的建党宗旨，董时进在成立宣言中作了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关于中国农民党的性质，董时进曾一再声称，是代表农民的政党。"党员当然最大部分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由于大多数农民知识很低，政党必须由了解和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来领导。为了便于参政，"特别欢迎政治学家及一切贤能之士参加"。中国农民党对国事的认识和态度，主张"一切政党，皆应以竞赛及相互监督的方法，促政治的改良进步，但不应互相破坏，反使政治愈腐败，使国家愈混乱"，即主张改良，反对暴力；"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此，我们认定，改善农村经济的办法，应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纪……而不是要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

中国农民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身上，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它反对土改政策，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中国农民党在当时曾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8年新政协建立前，农民党曾想谋求一个位置，但很快失望了。主要是因为它的土地政策。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约见董时进，批评了他在1948年公开发布的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是力图为地主阶级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因而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并说明：农民党参加新政协是困难的，劝董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希望他把技术介绍给人民政府，为农业建设服务。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

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忧国情怀风雨难掩

1949年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2001年7月，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介绍严复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状况时曾说："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的经济学家，我想如果看一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著作，大家经常能够看到的经济学家有董时进、许璇、何廉、方显廷、李锐、尹文敬、赵兰坪、潘序伦、金国宝等等，都对当时经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农民党解散后，董时进虽然不再参预政党活动，但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思想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坚持，不能以土改的方式人为地变更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而后他秉笔上书，诤言国是，所持观点未必尽对，忧国情怀风雨难掩。

董时进当时提出的那些问题，有相当的专业性，也可以说是学术问题。他是留学美国的农业专家，在农业问题上是有发言权的。不能说董时进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他那些看法绝对是有根据的，也是负责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朝历代，这都是最大的问题。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已不同于过去，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有些农村，特别是江南的一些农村，已经有了一些工业化的苗头。而华北农村的土地制度和江南农村的土地制度，确实不可同时语。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因为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

50年代，在这些问题上，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还不是执政者没有听不同意见的雅量，而是许多身为知识分子的专家，不但不能为同行辩护，而且多数是站在另一面，随声附和。

当时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他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

几年前，在董时进家乡重庆垫江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条消息："1984年10月，美籍华人董保重4兄妹遵其父董时进的遗愿，将重庆市人民政府落实政策补发的2.6万元人民币捐赠给西南农学院。"1981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上，有一篇署名黄牛的文章，介绍在美国清华的校友，其中提到董时进，说他"对于改进农业以终身责任，惜无缘大展雄才"。那一年董时进81岁，我们知道他对中国农业的许多梦想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实现了。

（原载《凤凰周刊》总第142期 作者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