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天纲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10月出版。

“文革”高潮中，“梁思成”也曾经是一个话题。记得父亲从研究院里带回来的，还有自己从街上“抢”回来的传单上，偶尔就有梁思成的名字。上面的话题当然不是现在那些用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等真假故事来缠绕的八卦，而是他主张的“大屋顶”，以及拆北京城墙时的“痛哭流涕”。传单上，梁思成被骂作是连溥仪都不如的“遗老遗少”。
梁思成的真正地位是“古都卫士”，他的塑像进入了清华园名人堂。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终于是公正的。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古都的大批建筑为什么就此不保，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仔细总结。中国历史上许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大都是因为大家把中国孤立了起来，没有把它放回到世界背景下去分析。费慰梅（Wilma Fairbank）写了一本《梁思成和林徽因》（Liang and Lin），翻译成大陆中文版的时候，书名改为《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很是对头。如今关于梁思成的文章很多，梁家的美国友人，最直接地点明了实质。
在所有关于梁思成的论述中，费慰梅的传记最清楚表明：梁思成的“古建筑保护”的计划，是被五十年代“全盘苏化”的社会运动冲走的，或者说是被苏联专家扼杀的。费慰梅的丈夫是费正清，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做了六十年的朋友。他们两家三十年代在清华结识，四十年代密切交往。此后的三十年，中美交恶，两家分居在清华和哈佛，直到最后几年才恢复交往。费氏在美国是“亲华派”，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追查，而梁思成也因家庭出身、学业背景和后来积极改造学习苏联的缘故，戴足了“封、资、修”的帽子。整整一个时代，费氏夫妇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费慰梅认为：梁思成古都保存计划的失败，完全是苏联专家排挤的结果。
据“营造学社”的罗哲文说，1948年解放军攻城之前，张奚若代表中共高层潜入北平，请教梁思成如何保护北京的古迹，夫妇俩很是兴奋，并决定不南下台湾，参加古都北平的修复建设。费慰梅则了解到，梁思成当时建议的方案是：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不做工业和经济中心；限制北京的工业，减少交通、人口和住房建设；保存紫禁城和城墙城楼；老城新建筑不超过三层；在西郊按平行的中轴线建造新的行政中心。在不少回忆录中都提到中共中央曾经讨论过梁氏方案，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介入，梁思成北京古建筑保护计划，或许能够实现——那就是一个不同于现在的北京城和天安门了。
苏联专家竭力主张在北京建设一个比莫斯科红场更加雄伟的广场，他们在五十年代把“赶英超美”的广场理念带到中国。“老大哥”在政治和业务上的无上权威，压住了梁思成的本土方案。保护古都的计划成了“全盘苏化”的牺牲品，中国也走上了“好大喜功”之路。
梁思成和林徽因受的是“中体西用”的教育。费慰梅说，当年梁和林求学的宾州大学建筑学系，位于费城，受法国影响，是美国“布杂艺术”（Beaux－arts）的中心，梁思成在这里接受了“古典主义”。同时，费氏反复强调，梁思成是“民族主义”者，主张保存本民族的建筑艺术。梁思成属于把“古今中外”融合起来的一代学人。那是经过近百年的磨练，终于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生成的一种比较宽容理性的文化理想，可惜在五十年代东西方“冷战”对峙中消失了。梁思成是建筑学界的代表，其实，他的“古建筑保护”计划受“好大喜功”的苏联思潮冲击，其情形并不比其他学科更严重，只是后果明显，容易谈论而已。
1998年在哈佛逗留的时候，听了很多费氏故事，知道费慰梅临终前为了却她与费正清的中国缘，孤身一人写作怀念亡友梁思成夫妇的著作。如今捧读此书，果然让人感到了历史的苍凉和悲哀。
（转自2004年4月27日文汇报，内容有删改）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