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赵九章的培养决定了我的科学生涯

2007-10-25 |
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秀骥
 
 

注:本文根据周秀骥院士在“纪念赵九章先生百年诞辰教育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赵九章先生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中国他第一个真正把物理、数学引入气象学,发展成为现在的气象学。他整整培养了两代优秀气象科学家,他对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和推动贡献巨大。他同时也是我的恩师,他的为人和做学问、对我的安排决定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1952年开始,他安排我在清华气象台学习和工作。先后整整三年多时间。现在回忆这三年多,我是在非常优美的环境中、非常安静的环境中,心静如水,专心学习和研究做学问的三年,是我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三年。那三年半中,工作的效率、学习的效率,对我以后做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我的黄金时代。因为我们当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是在城里面的,很远,那时候交通也不象现在这么方便,坐汽车一个小时都到不了,所以那时候很少回去,团组织关系在所里,他们当时也不管我。所以,我心静如水,一心只读圣贤书,专研我的学问,尽管那时候被看作是“白专道路”,但是“白专道路”奠定了我做科研的基础,这全是赵先生的安排。

我是19514月份进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那时我高中刚毕业,只有18岁,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现在我们的研究动不动本科生都不要了,硕士生都不要了,要博士生才能进我们的研究所。当时,为什么先生能够让我这个高中生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呢?里面有这样一段故事。那时候刚刚建国,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刚成立不久,整个研究所,包括气象、地质、地震、地球勘探,整个地球物理领域,一共有工作人员(连同行政工友在内)共40多个人。建国以后,事业要发展,光靠这40多个人,很难把中国地球物理发展起来,一定要接受更多的年轻人,但是那时候我们气象专业毕业生每年才几个人,但是先生和天文台的张钰哲先生一商量,出了个主意:“我们能不能从高中毕业生中招一批人,说不定这些人培养培养,能够成才。”因此,就在上海公开招生,一共招了十个。那时候地球所先生是所长,一下子就吸收了6个高中生。这6位中,2位干了一年不干了,考大学去了;留下4位,一直干下来,这4位情况是什么样呢:一位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位成了国家地震局总工程师。我觉得这种对人才培养的战略考虑,在那种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刚到地球所的时候,气象是什么玩意,根本不了解,仅仅是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最高学府,一个高中毕业生能进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先生对我说:“你的考试成绩非常优秀才能进来的!”一开始,接触一大堆的气象数据,因为那时候我也不能干别的事情,被安排统计那些资料,然后填那个天气图。气象资料很多,那时候也没有计算机,怎么算呢?就打算盘,从这些气象数据统计分析气象变化的规律。干了没多少天,就很枯燥了,但后来慢慢地看到周围的这些专家就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在我每天填的基础图上面,他们竟然能做出非常漂亮的天气预报,天天做,这让我感到非常了不起,从这些资料分析分析就能预报出明天天气怎么变,是下雨或是刮风还是下冰雹什么的,我觉得这真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是老百姓非常需要的信息,它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就开始对这些发生兴趣了,慢慢地那些数据在我眼里就不是很枯燥了。有了兴趣,就有了工作的动力,因此,我后来就想各种办法把这些数据整理得更快。有时候,需要一个礼拜算出来的数据,我三五天就给他算出来了。一开始,我跟叶笃正先生,他既是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领导,我就帮他整天打算盘。那些数据很复杂,他检查了几次,发现没错;另外,他认为一个礼拜才能打出来的,怎么三天五天就打出来?他怀疑有错就问我,我就说:“我这方法是怎么改怎么改的。”

那时候青年小伙子精力充沛,白天就是打算盘,晚上到图书馆看书。那时候叶先生刚从美国回来,据说在美国就是很著名的科学家,其他不是从美国回来的,也是中国很出名的气象学家,我在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最底层了。看着图书馆里全是那些外文书,我想我得学多少时候呢。那时候,就拼命地学拼命地干,我估计赵先生是看在眼里的,觉得这小伙子“还可以教也”。这个事情我干了一年多,那时候,中国的气象事业要发展了,发展什么呢?我们整个的天气学比较好,但是大气物理是个空白,先生说这个大气物理必须要在中国发展,可是没人。当时,在整个气象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气象部门,真正学大气物理的人没有,因此,只能从我们这些最小最年轻的人里从头培养。那时候,刚从法国人手中把整个天文台接受下来,其中有个项目,就是观测大气臭氧,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事。据说法国人都在舟山观测多少年,我们中国人是不知道这事的。现在,大家轮流在南极观察“臭氧洞”,已经是闻名全世界,但是那时候,赵九章就看到,这事很重要。先生就把我找来:“你去干这个观测吧!”那时候还有个助理研究员胡仁涛,主要他负责,我跟着干具体的工作。我们把舟山的一个仪器搬到北京来了,但我们对通过太阳的紫外辐射光谱来收集大气臭氧的成分都不懂。先生想了一招,那时已经院系调整了,把清华物理系的全班人马都搬到北大去了,他就找了赵广征先生,他是中国知名的光谱学家,地理物理所跟北大物理系订了合作协议,把臭氧的光谱学工作通过合作开展下去。他派了那位助理研究员胡仁涛跟我到北大去了。同时,对我个人有一个安排,什么安排呢?大概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我的仪器放在气象台,白天要按时观测,不断改进数据,提高精度,保证观测质量;白天就安排我到北大去上课,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当时,我不算北大的正式学生,不是统招进去的,但是我是北大一个非常特殊的学生,不但允许我听课,还允许我做作业,做完作业呢,听课的老师还要给我改。那时,都是很知名的教授,如讲统计物理是王竹溪先生,讲理论力学的周培源先生。我作作业、参加实验,最重要的是要求我最后考试,一定要有成绩。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北大、清华、未名湖、气象台,一天来回跑三四回、五六回,基本就这样三年半读下来。我把物理系的(先生不让我去念气象学)所有的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法、普通物理、理论物理全念到了。说句老实话,我的气象知识都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全部是自己看书看来的。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交代一个任务,叫我两个月之内搞出个方案来,怎么样通过太阳光谱的方法来测量大气上的氢胶,因为那时候有包括核试验、核污染的东西。先生那时候也是刚学,我呢,就更不要说了。他指定一些文章让我去看,其中有一篇最经典的德国文章,但我一个德文字也不认识。我说:“先生,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找几篇俄文的吧。”那时,我俄文、英文还行,他说:“德文的我来看,看完给你讲,俄文的东西,我看不太快,你看了给我讲。”然后我看了一些俄文的东西跟他交流。我花了整整2个月的时间,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基本是从头学起,把所有的资料都看了,最后写出个方案来。刚搞起来不久,那时候正是1956年,国家做了五年规划,号召科技大进军,我们国家派一大批干部到苏联去。那时候,根据十二年规划,中国发展云雾物理,这个也是从无到有,先生指导我要学云雾物理,我就马上学习掌握了他的优秀文章。他让我到苏联做研究生,但当时科学院的行政部不同意,苏方也有意见,说这个人大学文凭都没有,怎么能念研究生?接受我的老师是苏联科学院秘书长休道夫院士,他和赵先生是老朋友了,后来,先生给休道夫院士写了封信,他说:“我以老朋友的名义保证,这个年轻人一定可以读研究生。”他给科学院也打了保票“他一定能够成功,你就听我的吧。”就这样,我才真正挤进了第一批到苏联学习的研究生队伍。

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感觉到先生在培养干部方面,不拘一格,非常有战略思想,他不是看一年两年,他是看长远。因此,我从他那儿学习并总结了四个方面,这些决定了我一生的科研生涯:应用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去观测分析大自然的现象,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揭示大气物理现象的本质。我几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做的一系列工作,基本上都是基于赵先生的这个思想,这是在他对我培养过程中一步步的要求。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我觉得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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