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欢欢 来源:科学时报 2007-7-19
本期话题:中国建筑业的世界水准
虽然我国曾经拥有灿烂的建筑文化和历史,虽然当前我国建筑业发达,但是城市中“洋建筑”随处可见、国外设计师受追捧的现象也日益突出。这种看法国外似乎也很流行: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北京建在外国人的基础之上》,就反映了这一状况。
马国馨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设计大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曾多次主持和负责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获国家、建设部和北京市一系列奖励,以及梁思成建筑奖、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创作奖等奖励。
对于中国建筑业,什么叫达到了世界水准?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馨表示:“对我们这样的国家,不必去和纽约、伦敦、巴黎看齐,把中国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就是世界水准!就像袁隆平解决了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有这么多千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在能源、资源、土地这么紧缺的情况下,把环境、住房、交通问题解决了,宜居了,就是世界水准。”
不该怪外国设计师
虽然洋建筑的热潮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但是中国建筑吸收外国元素的历史却已经很久了。早在明末清初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外国传教士带到中国的除了算学、天文,也有建筑,如圆明园中的西洋楼。“这也反映出当时的君主眼界还算开阔。”马国馨表示:“建筑学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只有在和各国的交流过程中才能丰富发展、更具生命力。但是,建筑比单纯的科学技术更复杂,因为它本身又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是时代的表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美学取向和时代追求。”
据马国馨介绍,到了民国以后,西洋式建筑逐渐进入中国,尤其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租界区出现大量以西洋建筑为主的房子。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洋建筑在中国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上海,如国际饭店、百老汇大厦等,国际饭店的远东最高高度纪录保持了多年。不过,这轮热潮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而结束。
解放后,我国又兴起了一段学习苏联建筑的热潮,请了很多苏联专家来规划建设,如哈尔滨亚麻厂、洛阳拖拉机厂、苏联展览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等,但时间也不长。马国馨表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同国外的交流并不是很多,规模也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建筑界对外面了解较少,资料也较少,“当时看原版书很困难,看的都是影印版,很多都印得黑乎乎的,看起来很费劲。这一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较大改善。我国建筑界通过和国外交流,在技术、理念、结构上都有所提高”。
“总体来说,‘迎进来走出去’的方针是利大于弊的。中国建筑界和国际顶尖的水准有距离,需要学习。”同时,马国馨也表示:“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埋怨外国设计师把那些怪异的建筑给我们,其实不该埋怨外国设计师,应该埋怨我们自己。因为设计师是商业操作,他给你提供服务,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作出更理性、更科学的选择。”
我们没有作好准备
既然外国建筑师在中国承担了很多工程,那么中国建筑师是否也打入了国际市场?马国馨表示,我们最终也是要走出去,但现在中国建筑想要到国外干活儿“费劲得很”。马国馨认为,在洋建筑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存在几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城市化进程快、建筑业发展势头猛,不管城市、村镇都要盖大量的房子。“改革开放之初盖了一大堆宾馆,解决外国人来中国住的问题。后来慢慢进入公共建筑,如办公楼、剧院、体育建筑、航空港、医院等等,然后到居住建筑。”马国馨说:“由于势头迅猛,我国建筑业在理论、实践、法规、环境、市场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市场也不很规范,直到现在仍然在摸索。”
在国外,行业协会对行业资源的垄断在发展本国产业方面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因此,中国建筑师在国外很难拿到许可证。马国馨说:“我们很多设计师出去工作时,与国外同行相比,水平并不差,但在国外却只能当个画图的。加入WTO是政府对世贸的承诺,但这些行业协会是非政府的,可以设立一个门槛。看起来市场开放,其实有个标准,达不到标准都不要。我们进入他们的市场很难。但是我们中国却相反,来一个外国建筑师都抢着要、抢着给钱,其实有一些水平也不见得高。”
马国馨表示,中国建筑市场本身并不成熟,比较脆弱,需要政府有益的扶持。“过去国内很多大工程的国际招标,事先就定好了要找美国两家、欧洲两家、日本一家,把中国排除在外,根本不给中国建筑师竞争的机会。这方面,我国桥梁界做得就较好。”
其次,形象工程、权力和利益的介入,使得建筑带入很多建筑以外的色彩,负担了比建筑本身更多的内容。马国馨说:“很多人在国外看别人的建筑如何标新立异,以为国外都是这样,其实不然,国外商业建筑和用纳税人的钱建的政府建筑明显不同。比如曼哈顿岛上那些摩天大楼大都是私人投资盖的,而华盛顿所有的政府办公楼都朴素得很,因为那是花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国内很多人搞建筑就追求叫得响,要找有名的人、洋人来做。其实洋人、中国人都分水平高低,很多进入中国的设计师并不见得是最好的,最先进来的好多都是在本国找不到活儿的。”
“现在因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也有名家来了。但是现在来的外国人不是‘白求恩’,不是来无偿奉献的,大部分是来赚钱的。只要你愿意要,花多少钱、好不好用、后续问题他可不管。”马国馨说:“本来中国设计师又便宜又好使,但有些人偏不用,非要设计一个多少年不‘落后’、奇形怪状的房子。房地产开发商不挂一个威尼斯、华尔街、香榭丽舍,好像房子就卖不出去。这都说明有些人的价值观被扭曲了。”
混乱的价值观需要统一
“我们这样的国家到底应有什么价值观做指导?怎样叫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这里面有一个价值观、评价标准的问题。我们国家过去特别讲自力更生啊!怎么到这个时候突然就跳到另一头,在一些人头脑里什么都是外国好?”马国馨表示,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前,很多人价值观混乱,选择标准就是独一无二、世界上没有。而现在应该是一个统一混乱价值观的时候了,应该考虑中国人的评价标准问题了。
马国馨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人总用西方的语境来评价本国的东西,只要西方人说好就觉得好,但是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和美学观。而在中国,要考虑人口,要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国外先进的建筑公司技术水平非常高,只要出得起钱,能想出来的建筑它就能做出来。但那样的建筑是否适合中国?科学发展观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太关键了,因为总量太大了。我国提出建筑要经济、实用、美观,但这也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有钱就能建,想多美观就多美观。”
“外国人虽然有很好的理念,但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比如我们请国外规划专家来进行城市规划,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他们不可能有规划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的大中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经验。最了解中国国情的还是我们自己。”马国馨表示,中国建筑师在抗震等方面技术较高,因为国外很多国家没有这样的需求。因此,在承建中国的工程时,国外建筑企业要同中国企业合作,完成一些它们完成不了的后续工作。
“中国人做了很多‘二传手’的工作,但是外国人不承认,他认为你就是打下手的,我才是主创,中国人有很好的修改想法他也不改。所以说中国建筑师干的活儿多,拿的钱少,还没有‘名分’。”马国馨表示:“现在中外建筑师的费率是双重标准,外国设计师要比中国设计师高很多。他们设计费高,就可以请各种咨询公司,将不同环节由不同公司来完成。但是,中国设计师设计费低,就做不到这些,限制了设计专业水准的提高。”
马国馨希望将来大工程的国际竞赛中能够增加中国建筑师表现的机会。他说:“中国人不是不行啊!建筑没有原子弹、航天飞机那么复杂,何况我们的水平和服务也在交流中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