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崔艺凌 杨曦

　　他曾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曾担任过部委领导，更是业界闻名的政府智囊。他的动手能力超强，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在自家阳台上做家具的习惯。

　　陈清泰看上去并不像一个70岁的老人，他说话条理清晰，思维缜密。这或许和他长期从事改革和管理理论研究的积淀有很大关系。从一个成功的企业改革家到政府官员，再到著名学者，陈清泰的每一次转身都很漂亮。

　陈清泰简介
　1936年生于北京东城区。
　1962年，陈清泰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后留校任教。
　1970年，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厂工作。
　1984年8月，任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厂厂长。
　1988年，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称号。
　1985年6月兼任东风汽车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2年5月兼任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2年7月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3年5月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3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2004年11月，退出领导岗位。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儒雅的陈清泰很少有激动的时候，但是谈起汽车，难以掩饰的兴奋就会洋溢在他的脸上。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超前地提出，中国的汽车工业应该及时地将发展轿车作为战略重点，才能抓住国际汽车产业转型的机会，迎头赶上。

　　他当初的梦想在实践中正一步步实现——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充分而迅速地消化、吸收，依靠“自主开放”的原则，以国际化的视角，打造出技术先进、品牌优良的中国汽车。

　　退出领导岗位的陈清泰，回首他走过的道路，认为自己最为擅长的还是做汽车技术研究。同时，他也将技术视为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生命线。

　　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对老百姓的消费倾向做引导，对于汽车工业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应该是：很多人拥有轿车，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不使用。上班主要是乘坐公交，周末才使用私人交通。

　　他主张国家应该加大力度征收汽车燃油税，用经济驱动力来调控汽车业发展，引导大众购买小排量轿车。

　　陈清泰说，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中国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上篇：在“二汽”的日子

　　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到“二汽”的产品设计人员，再到工程师、厂长，在22年的奋斗过程中，陈清泰一直坚持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的处世哲学。上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了发展轿车工业，迎接汽车社会的思路。在他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出台了关于轿车工业的第一份“文件”；“二汽”上马了30万辆的轿车项目，这些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迈入了新阶段。

　　投身“二汽”

　　进入清华大学，陈清泰主修汽车专业。在那段书香岁月里，他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渴望：希望毕业后能够到“一汽”从事汽车制造研究的工作。但是，由于学校不愿放人，他不得不留校从事教学工作。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涌入“象牙塔”，陈清泰回忆到：“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正如当时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大的一个学校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当时社会的状况，他还是坚持初衷——到企业去，搞汽车。

　　1966年，适逢“二汽”刚刚开始组建，当时清华大学有去“二汽”的名额，陈清泰就找到了机械部有关领导，充分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到“二汽”工作的意愿，全力以赴地争取这次机会。

　　从机械部回来，陈清泰就开始做学校的工作，想方设法让他的妻子先到“二汽”去工作。后来军宣队进入学校，他就给军宣队写报告，要求去“二汽”。

　　1970年7月，陈清泰从江西鲤鱼洲农场的“五七干校”来到“二汽”。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从事汽车研究工作了。初到“二汽”，他被当时那种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情所感染，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设想。

　　但是事与愿违，当时“二汽”组织部的负责人强行安排他到政工组工作。陈清泰回忆道：“当时，都是军队管企业。我选择工作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在政工组工作了一年多。”

　　过了一段时间，陈清泰被调到产品设计部门。从泡图书馆、做实验开始，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钻研，1979年，他成为“二汽”产品设计处的处长。1980年，成为副总工程师，1982任总工程师。1985年任厂长。

　　陈清泰向《国企》强调说：“我的特长不在当官，而是技术。”因为是搞技术研究出身，他对技术有一种特殊的偏好。1983年，陈清泰在全厂做了一次关于企业技术进步的报告。他在思考：在企业中技术能力所处的地位是什么。

　　采访中，他还透露自己前不久写的一篇关于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文章。“这其实就与我一直注重技术研究工作有很大关系。我早在做厂长的时候，就主张成立技术工程研究院，在技术方面做很大的投入。当时技术工程研究院有2000多人，从产品到技术研究已经是相当配套。”

　　瞄准轿车

　　回忆起在“二汽”的时光，陈清泰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当时“二汽”争取上轿车项目的过程。因为当时国家规定“二汽”的生产任务是三种类型—军车、军用越野车和卡车。

　　“二汽”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因为“二汽”是在旧体制的环境下组建的，但是在尚未全部建成之时，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原来那种全国支援“二汽”的局面便不能够再维持了。

　　当时“二汽”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军车，一旦军方不再购买产品，“二汽”的生存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眼看着那么多的三线企业垮掉，他忧心忡忡。

　　陈清泰认为，“二汽”要想实现更大的发展，就面临两个方向：一个是把产品线拓宽到商务车领域，从原来生产中型卡车转变为生产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另外一个，就是向轿车进军。

　　谈及这段往事，他不由得回忆起一个人。“当时，在‘二汽’有一个中科院学部委员，他的名字叫孟少农。他不仅是当时汽车行业唯一的中科院的学部委员，也是我前一任总工程师。”

　　孟少农曾经讲了一句十分经典的话。他说：“对汽车工业而言，卡车只是中学时期，轿车才是大学时期。”另外，他又讲：“小厂生产大车，大厂应该生产小车。” 陈清泰十分认同这一观点。

　　陈清泰认为，从长远来说，“二汽”必须要寻找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轿车生产厂，发展轿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生产什么车型，研发什么车型，都是国家直接管，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

　　回忆起当时十分刻板的管理制度，陈清泰依然难掩内心的感慨：“当时的汽车工业可以说处处是禁区。例如，一个企业是生产重型卡车的，如果他生产轻型卡车，那是不行的。在向轿车生产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当时也向国家计委写了报告，但是，这个力度是绝对不够的。当时，我就琢磨如何才能跨过这道门槛，如何才能得到国家的认同。”

　　舆论造势

　　1958年，“一汽”试产了几辆“东风”、“红旗”，仅仅是一种形象。上海曾经有过“上海”牌汽车，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已经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那时候，“上汽”打算进口组装桑塔纳，把“上海”牌改掉。上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就面临一种抉择：是否把轿车工业摆到战略发展的位置？

　　围绕着发展汽车工业，当时面临着许多不利舆论：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少“汽”，认为应该“以油定产”——以企业拥有多少油来决定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当时，中国生产汽车的原材料（钢铁）也极为短缺，于是，有人提出“以材定产”——以你有多少材料来定你可以生产多少汽车；还有一种论调——中国人口众多，轿车根本不可能进入家庭。

　　陈清泰认为，汽车工业大发展必须在认识上有所突破——不破不立。“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汽车：它可以扩大人的活动半径；可以加快全社会的节奏，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可以将距离的概念变为时间的概念。”

　　“我们又提现代化，但是又要将实现现代化的载体撤销了，那么实现现代化就必然变成空谈。我认为，这个事情必须及早做好，因为汽车业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另外，我还想，在当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吃穿的问题，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外国人那样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消费水平升级过程，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超越。”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几次进口轿车的高峰，有限的外汇都买了国外的汽车。面对这样的状况，1985年，陈清泰主动找到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与时任副总干事的张盘的交流中，陈清泰找到了一致的感觉，同时有了更大的信心。于是，他策划召开了一次关于发展轿车的高层研讨会。

　　“当时，我们和国家经委一个技术研究所合作。经过半年的筹备，1986年在“二汽”召开了首次中国汽车战略研讨会。当时，许多老部长，如周子建、何光远、饶斌等都莅临会议。”

　　研讨会由两个阶段组成，首先他们把国家经委技术研究所与日本的几家汽车生产厂合作开发的研究成果向大会做报告；另一方面，做国内的研讨。陈清泰特意为这个研讨会准备了一个报告——《中国轿车工业的战略抉择》。

　　说服高层

　　这还不够。陈清泰又向“二汽”的上级主管——中汽公司汇报，有关领导也很支持。1987年，陈清泰一行人赶赴北戴河，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领导，把他们的想法悉数呈上，阐述为什么“二汽”要生产轿车。

　　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以及几个部门领导在北戴河要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一方面十分兴奋，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观点被颠覆。陈清泰说，当时的心情真是忐忑不安。

　　为了使领导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汽车业的发展思路，陈清泰在开会汇报前，采取对每一位领导逐一汇报的策略。在给黄毅诚、何光远等领导单独汇报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不断完善自己的论点和依据。同时，他们又准备了一个在大会上作汇报的稿子。写会议纪要时，在遣词造句上，也是费尽心机。

　　通过不断的努力，使出浑身解数，陈清泰等人的提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和支持。“这个会议纪要的出台，标志着国务院关于轿车工业第一个文件的诞生。”陈清泰不无自豪地讲道，“当时批准了‘二汽’可以筹建一个年产30万辆轿车的项目，分两期实施。这样，我们开始了实际性的运作。”

　　“二汽”提出，不向国家要钱，而是要政策：希望利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搞联合开发、出口导向。他们期待通过这个项目，能够把中国的汽车生产水平提高。

　　“二汽”得到了发展轿车的机遇，也为后续的几个汽车项目做了有力的铺垫。同时，中国也开始对如何发展汽车工业有了新的思考。

　　改革实践

　　当《国企》记者请陈清泰回忆1988年他被评为首届优秀企业家时的情景，他略加思考道：“1988年，我当选首届优秀企业家，但是，我没有去领奖。我都不记得为什么得奖。2003年，冯根生曾经邀请我参加首届优秀企业家西湖聚会，我没有去。但我写了一封信给他。”

　　事实上，“二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几次大的改革浪潮中，都处于先发地位。这或许正是陈清泰获奖的原因。他说：“比如，在筹建年产30万辆轿车的项目上，我们提出要政策不要钱，搞承包。原来，企业都是靠国家来管，改革后，我们就有了一些自主权，可以多生产一些汽车，赚一些钱，来滚动发展我们的项目。”

　　后来，“二汽”搞联营，横向联合。当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发下游，比如“二汽”找到一个生产大客车的企业，和他们搞横向联合，“二汽”把底盘给对方，由对方生产大客车。这样在对方把大客车卖出去的同时，也把“二汽”的底盘卖出去了。

　　原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来“二汽”的时候，陈清泰想，副总理来了，总得给“二汽”留下点东西，于是就提出能不能获得外贸自主权——企业需要进口的东西，由企业自己来搞；对“二汽”需要出口的东西，也由企业来办。“我们的要求很快就批下来了。当时是全国首例。随后，我们成立了东风进出口公司，我们拥有了外贸自主权。当时我们的办公人员出国都可以简化手续。”

　　1985年，“二汽”提出成立财务公司，这也是全国首例。通过这个公司，“二汽”可以控制企业的资金、结算等，使企业资金运作的效率大大提高。

　　下篇：汽车情结

　　“我承认我有汽车情结，我从小就很喜欢汽车。到了经贸委,管的面宽了，就不谈汽车；到了研究中心,我就从宏观角度谈汽车。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老师提出了一个命题作文—我的理想，我就写到自己的理想是在家里能够有一个作坊，在这个独立的小天地里能搞自己的创造。”陈清泰说。

　　为企业着想的官员

　　1992年7月，陈清泰离开“二汽”，到国家经贸委任副主任。临上任前，国务院有关领导嘱咐他“少谈汽车”，陈清泰铭记在心。他也很清楚，在这个位置上对汽车业发表看法会招致别人的猜疑。

　　谈及由企业家转变为政府官员的感受，陈清泰说，到经贸委后，没有感到不适应，因为有了在大型国有企业作管理的经验，在考虑问题的视角上就更加开阔。另外，在和政府多年的沟通过程中，他也了解了政府的运行规则。所以，到了政府部门工作，他感觉还是得心应手。

　　不过，主要负责企业改革工作的他，因为有从事企业管理的经历，自然成了“一个为企业着想的官员”。从政后，他告诫自己：“凡是我在企业那时候，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最头疼、最反感的事情，我绝对不做；我感到迫切需要政府帮助企业解决的问题，我一定尽量帮助企业来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悟出一个在政府部门有效工作的途径——个案一定要处理，更重要的是从个案中找到规律，形成政策法规。有了规则，企业就不需要找经贸委单独来处理问题。他的这个观点和邵宁、蒋黔贵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起草文件的时候，有16个课题。关于企业制度创新的问题，经贸委有关领导就让陈清泰来负责调研、起草。在这个过程中，陈清泰等人在推进国企改革的模式研究上有所突破。

　　在做了一系列的筛选后，文件起草小组提出把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陈清泰说，自此以后，国企改革从政府和企业之间，就企业经营权如何划分讨价还价，转变为制度创新。

　　国家级“智囊”

　　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陈清泰主要做政策研究。这时，他更多地从宏观角度谈论汽车，研究涉及的面也更宽了一些：

　　首先，他关注政府改革，这也与他前一阶段政府工作的经历有关。他感到，政府和现在市场经济关系的不适应性不改不行。

　　陈清泰对政府运行的机制有更深的感受，对到底应该如何改，慢慢地有了一些思路。他认为，中国入世后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改革的紧迫性更加突出。

　　2000年，清华大学聘请他担任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也主要看重他政府管理研究上的建树。

　　此外，他也关注产业发展和企业战略的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时下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他说：“虽然，我们为此付出诸多的努力，但是，实际上和著名跨国公司还相差甚远。”

　　前不久，他看到两篇文章，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其观点是：无论是20世纪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等，还是最近几十年崛起的一些国家，如韩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培育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培育出这样后来居上的大企业的国家。

　　陈清泰说：“虽然，中国有20多个企业已经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但是，这仅仅是因为这些企业规模巨大，不能证明他们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所谓“国际竞争力”，就是一个企业有能力去重组全球的资源。我们中国企业的规模虽然上去了，但是没有能力成为某一个领域内的系统集成者。”

　　另外一篇文章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所撰写。沃尔夫认为，中国的发展和日本、韩国不同。中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在技术创新上没有多大的建树，在培育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上没有多大的贡献。

　　陈清泰认为，这两个人的观点有一定的权威性，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是，他们的说法值得国人反思。从他们的观点延伸开来，陈清泰说：“现在，中国处于工业化进程这样一个重要时期，我们不能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或者一批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这表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目标没有达到，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实力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再者，他关心的就是能源和环境问题。“我对资源环境问题十分忧虑。我们承认工业化是一个对资源环境消耗巨大的必然阶段，但是，对能源的低效使用是绝对不应该的。不能说现在是重化工业阶段，就可以低效率。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巨大的消耗能源的时期，将低效率作为叠加。这样就使得这个矛盾激化了，并且，造成资源极大的浪费。”

　　怎样迎接汽车社会

　　陈清泰认为，中国的汽车社会还没有到来，还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来“迎接”。他主张应该加大力度征收汽车燃油税，用经济驱动力来控制，提倡小型车。“我提出：消耗同样的资源，能够生产更多的汽车；消耗同样多的燃油，能够行驶更多的里程。”

　　当年“二汽”引进富康就是陈清泰提议的，他回忆道：“当时，邹家华到欧洲去，发现两厢型车居多。两厢型的优势就是将乘坐空间和行礼空间结合起来。现在的小型车和过去的小型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鼓励大家使用小型车有何不可。”

　　陈清泰主张，在居民收入增加之后，将选择交通手段的权力交给老百姓。政府起引导作用，例如把公交服务做到高效便捷，吸引更多的人去乘坐。再者，把油价提上去，在市中心设定高额的停车费。在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建设大型的换乘中心，让老百姓自己选择使用哪一种交通工具。这样就形成了政府的政策对老百姓的消费倾向作引导；居民的“货币选票”对厂家作引导。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很多人拥有轿车，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使用。上班就是乘坐公交，周末才用私人交通。

　　陈清泰认为，政府在燃油价格的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顾虑，这是效率和速度的矛盾。如果燃油价格上升，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成本都得提高。成本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降下来，通货膨胀就上去。所以，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征燃油税，以保证发展速度。

　　他还提出，燃油一旦加价，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涉及公共秩序的问题，涉及弱势群体的问题。农民也要用油，但是油价不能搞双轨制，政府可以补贴。因为燃油一旦加价，政府就有许多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完善城市公交，出租汽车也可以得到补贴。但是，这个转移支付在细节操作上有很大的难度。比如，如何才能将补贴款及时准确地送达一个个农民手中？

　　陈清泰判断，油价上升，并不会对汽车工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汽车消费结构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小排量的汽车可能会更受欢迎。

　　他还认为，不应该就汽车看汽车，汽车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如果一旦汽车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就如同他多年前提出过的，要准备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比如，旧金山最高的地价在沿海的位置，后来随着汽车的发展，现在，最高的地价在海边的山上。中国也是一样，随着汽车的发展，现在北京周边的县、市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应该充分认识到汽车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他认为，应该以正确的观点和政策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全球60亿人口，每千人拥有汽车是130辆，中国每千人拥有汽车是20辆，北京的汽车大概是240万辆，伦敦是570万辆。所以，中国潜力还很大。“要避免汽车社会一下子向我们走来而我们的地铁、公交等设施还没有更好发挥优势的情况。”

　　偏好“DIY”

　　“从湖北到北京来，我感觉自由了。过去在十堰的时候，是小城故事多，我在街上走路，到菜市场买菜，在饭馆里吃饭，总是被人认出来，问这问那。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不一样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一个人到城乡结合部去买一些材料，回到家里的阳台上做木匠活。” 陈清泰说。

　　工科出身的陈清泰对技术有偏好，“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老师提出了一个命题作文——我的理想，我就想在自己家里拥有一个作坊，能够在那里搞发明，创造。”

　　在“二汽”工作的时候，陈清泰就自己打家具。做了厂长后，也是自己做一些活。比如为了节省卫生间的空间，他就亲手做了一个弧形门。后来，他又做了一个衣柜，没有把手，开关在柜子下面，一按开关，门就开了。

　　到北京后，他仍保持在阳台上做活的习惯。他说：“别人都喜欢看电视，我觉得那样太浪费时间了。只要闲下来，我就到阳台上研究自己的发明创造。”陈清泰家阳台的墙壁上挂满了他心爱的工具，那里有他无限的乐趣。

　　陈清泰另一大爱好就是收集车模，这集中体现了他的汽车情结。“保姆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经常不小心将我的车模弄坏：一下擦掉了雨刷器，一下又擦掉了后视镜。”陈清泰说,“最近，我专门自己打了一个车模柜。”

　　来源：新华网，原载《国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