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北京晚报》 2007-03-11 梅臣

　　李学勤简介

　　李学勤，1933年出生。我国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他首次鉴别出西周甲骨文；他提出的“历组卜辞”观点，后发展为对甲骨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他以卓绝的古文字学养解读出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为历史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建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他参与整理注释了大量的出土帛书竹简，拼复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和《杂疗方》等医书；他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青铜器鉴定家……他的头衔与成就令人目眩。

　　几乎每个炎黄子孙都曾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而自豪过，但考古学家却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有据可考的、经过科学证明了的历史只有三千年。即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公元前841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至今约三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从现在往前一年一年地推，2006、2005、2004……一直推到公元前841年，每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准确的记载。再往前推，从西周上溯至夏的两千年，其历史年代模糊不清，没有确定的年表，也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所说的五千年文明史，其根据来自中国最早的正史——司马迁的《史记》，因为《史记》一开头就是《五帝本纪》，五帝始于黄帝，根据传统记载，黄帝距今约五千年。因此五千年的文明史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说法，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我们的年代学研究却落后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为了解决这个年代学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被提上了日程。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其目的就是要给出夏、商、西周这三个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中华文明寻根。李学勤便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作为考古学、历史学、古文献学、青铜器鉴定等多个领域的大家，他以卓绝的古文字学养解读出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为断代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到拍卖行，他的目光立刻被摆放在显著位置的一件光彩四溢、精美异常的青铜器吸引了过去。

　　“鲜簋”——确定西周穆王年代

　　在断代研究中，找出每个年代的坐标点是一件至关重要又极其艰巨的工作。以确定西周穆王年代的青铜器鲜簋为例，它的发现和找寻竟用了李学勤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一段艰辛而又曲折的故事呢？让我们把时光倒退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李学勤作为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人员随院方组织的考察团出访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他结识了两位一直致力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学者——巴纳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张光裕先生。两位学者为寻找及研究中国的青铜器几乎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搜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合作编著了《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一书。李学勤在翻阅此书时，发现书中第156号、著录为“鲜盘”的青铜器其铭文中有“禘于昭王”的字样，他感到“此铭文非常重要，因为‘禘’为祭祀之意，即‘祭祀昭王’，这就说明此器的做器时间必然晚于昭王”，据此李学勤推测此铜器可能是穆王时所做。如果能证明它是穆王时期的器物，那么它对于周穆王年代的确定将是非常重要的物证，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这里面大有文章”。书中除提供了该铭文的拓片外，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李学勤仅知道它是美国一个收藏家的藏品，于是他便利用各种出访的机会到美国去找。然而岁月流逝，事过人迁，终未能找到它。“我把能看的几乎都看了，甚至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将藏青铜器的库房都打开了，以方便我们逐一查看，可它就像是石沉大海，踪迹全无”。此后的岁月里，李学勤把它默记于心，无时无刻不在心中挂牵着这个“鲜盘”，所到之处更是细心留意它的踪迹。

　　弹指一挥，八年过去了。1986年春，正在伦敦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李学勤应邀前往英国的一家拍卖行去考察一批中国的青铜器。一到拍卖行，他的目光立刻被摆放在显著位置的一件光彩四溢、精美异常的青铜器吸引了过去。他快步走近，细细观赏，情不自禁地对它通体漂亮的龙纹赞不绝口。看着看着，他突然发觉:咦？怎么跟那本书(《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中所著录过的“鲜盘”上的铭文一模一样呢？他二话没说，立刻返回了伦敦大学，一头扎进图书馆，找出那本汇编书进行比照。“啊！原来它们是同一件器物”，他恍然大悟“原来它不是一个盘，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簋(古代盛食的器物)”。近十年的苦苦寻觅，终于在偶然中邂逅，这让李学勤兴奋不已:“这个簋的铭文太重要了，它很明确地记载了周穆王三十四年的历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周穆王的年代就是依据此。进而又由此推算出穆王有五十五年。而根据《史记·周本纪》中:‘穆王立五十五年，崩。’的记载，它也正好是五十五年，正相应。又将此簋的铭文与其他铜器铭文进行对照，结果也与周昭王的年代、周懿王元年日食的记录相吻合。因此说鲜簋的发现对于周穆王年代的确定非常重要……”有人说李学勤的大脑就像是一台计算机的高速处理器，每看见一件青铜器，它便立刻完成识别、对比、存储、检索等一系列程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他提供判断的参考及依据，这或许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吧。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当李学勤仔细地辨认出铭文开头的这句话时，他马上意识到此句来自《尚书》，他惊呼道:这太重要了！

“遂公簋”铭文拓片

　　“遂公簋”——证明了大禹的真实存在

　　不仅“五千年文明史”需要经过科学的考证，考古学家还告知我们:“几千年来妇孺皆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只是传说，并没有真实的依据。”曾有学者提出“尧、舜、禹根本就不存在”的观点，提出“把古史作为民间传说”来看待，认为这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结果，即“时代越往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就越远离历史的真实，因为整个古史是层累堆积而成的”。尽管古书《尧典》等篇里有“禹”的内容，但这些材料在疑古派学者看来是不足信的，因为古书经过历史的演变以及长期的传抄递刻，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讹误，因此这就需要“有考古的材料来证明文献的记载是有根据的”。随着青铜器“遂公簋”的出现以及李学勤对它铭文的解读，有力地证明了大禹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使“大禹治水”不再只是传说。

　　2002年，一件青铜，西周时期在祭祀典礼上用来盛放食物的器　具，由簋变化而来)。由于当时其外表锈迹斑斑，铭文看上去模糊　不清，读起来又似乎没头没尾，因此，尽管有些人曾释读过它，但　多认为其铭文不全，很费解，也就没有在意它。它在香港市场上流　落了一段时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之后它被带回了北京。李学　勤看到它时，它上面的铭文依然被土严重地遮盖着，隐约地只能看　清楚部分字迹。“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当李学勤仔细地辨认　出铭文开头的这句话时，他马上意识到此句来自《尚书》，他惊呼　道:这太重要了！他立刻请人将上的铭文全部清理出来，凭着几十　年研究古文字的深厚功底，他将上的铭文完整地释读了出来。该铭　文共计10行，98字，全铭书法秀美，整齐匀称，是一篇很完整的铭文，其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记录大禹的铭文。因为它与常见的青铜器铭文的格式与规范完全不同，因此乍看起来此铭文好像没头没尾，似乎不是全篇，其实该铭文首尾一贯，别成一格，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它通篇讲述了历代流传的对德政的认识，论述了德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以德治国等等，是很特殊的一篇铭文。

　　据李学勤考证“遂公簋的作者是遂国的国君，是舜的后代，他做遂公簋是要把祖先的‘德’进行传述，说明德政是受百姓拥戴的。他之所以要讲‘禹’的故事，是因为禹在尧、舜、禹三个人中是惟一一个直接为民造福的，而尧，尽管也做了很多德政的事，但他仅限于下达政令，并没有身体力行地去做，而禹的‘德’是亲历亲为、亲临现场、身先士卒的。古书中记载禹为了治理水患，累得腿上都没了毛，走路时两腿都不能交替着往前迈，只能两腿蹭着往前走，说他是‘步不相过’。正因为如此，百姓才拥护他做王，禹才创立了夏代。讲禹就是要讲‘德’，因此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主要是对德的一种颂扬”。

　　“遂公簋”现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对一个未解之谜你要想很久，考虑很多方案，经过苦思冥想，最后真相大白，那种快乐真是难以言表。

　　研究使他快乐

　　1933年，李学勤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希望家里惟一的这个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而李学勤却想当一名科学家。“很小我就迷上了《科学画报》，书摊上的《科学画报》几乎都买全了。记得那时拔乳牙，吓得哇哇大哭，一直到大人答应给我买《科学画报》才不哭了。那时候我最喜欢逛书店，有时为了买书，就几天少吃一顿早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书，甚至连中午饭也舍不得吃。”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的李学勤，在少年时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兴趣——对数理逻辑情有独钟，面对那些如同天书般的符号，他却看得津津有味。他说:“我这人就是喜欢看读不懂的东西，越看不懂就越想看、越想学。”上中学后他阅读了大量有关数理逻辑的书籍，其中清华大学金岳霖先生有关数理逻辑的专著让他爱不释手。1951年高中毕业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一心一意地想成为金先生的学生。但来到清华园不久，他就发觉甲骨文和远古的历史文化对他有着更强的吸引力，“那个时候，我对古文字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经常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阅读各种有关甲骨文的书刊和拓本，并且开始试着缀合甲骨文。甲骨文的缀合完全是创造性的，它就好像是真理在你手中逐渐展现出来，那种乐趣真是其乐无穷。其实古文字和数理逻辑在我当时心目中是一样的，都是些看不懂的符号”。因为酷爱古文字研究，李学勤没等到大学毕业就挥别了清华园，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儿八经地研究起甲骨文了。那一年李学勤十九岁。

　　到了而立之年，已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李学勤又因工作的需要，将研究重点逐渐从甲骨文转向了青铜器，枯燥的学术研究不仅没有使他感到乏味，相反他却从中体验到无比的快乐，他把青铜器的研究比喻为福尔摩斯的侦探工作，“对一个未解之谜你要想很久，考虑很多方案，经过苦思冥想，最后真相大白，那种快乐真是难以言表。2003年1月在眉县发现了青铜器，当地的学者高兴得一夜都睡不着觉，一看上面件件有字，竟高兴得又蹦又叫，真是欣喜若狂啊！那是辛勤劳动换来收获的喜悦，这种乐趣是旁人体会不到的。”

　　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和博闻强记的深厚功力使他很快在青铜器研究领域获得了赞誉并渐渐成为青铜器鉴定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古稀之年，李学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如今，人们经常在校园里看到的那位骑着自行车，车速绝对与年轻人有一拼的老者，就是李学勤。他依然急速穿行在古今的隧道中……

　　后记

　　曾经听李学勤先生讲过这样一个奇妙的故事，有一件很有名的形状似杯的漆卮，很多人只是在书中见过它。在它的外底有一些针刻的字，但未曾有人全部读懂。某一年，李学勤在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邂逅了这件原物，他高兴地拿着它翻来覆去地看，突然，在一定的光线角度下，它上面本来看不清的文字魔幻般地完全呈现出来，他一下子就把它读通了，那一刻他激动不已。神灵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听完这个故事我的直觉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工夫用尽，自有神来！”

（转载自清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