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专稿) 站好自己的岗位 ——访66级无线电电子学系校友冀复生 下午的荷塘凉风习习,一群六七十岁、胸佩红带的校友坐满了晗亭的四方台阶,三三两两地交谈着,不时有人来回穿梭,说话声、谈笑声不绝于耳。“我没做什么事,没什么好采访的。”听说我要采访他,这位中等身材,头发稍白,戴着眼镜的校友连连摆手,并不断向我介绍他身边的同学。在我的一再要求之下,他才终于坐了下来,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这位不愿接受采访的校友,就是66级无线电电子学系校友冀复生。 和同学打成一片 “高中时我喜欢物理,后来别人告诉我,国家很需要无线电方面的人才,我就报了无线电电子学系,”冀复生回想当年进清华时的情景说到,“那时候的人把国家的需要看得比个人兴趣重要。” 冀复生进清华时,正处于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清华园里的物质条件也受到影响。冀复生回忆说,那时候学生的伙食标准是每个人每个月12块5,食堂的饭菜很简单,印象最深的是白薯面和大麦面,大麦面是黑色的,白薯面常常带着土腥味儿。饭不够吃,食堂的师傅就把米蒸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出来的米饭体积很大,但里面含有好多水,吃着不解饿。为了降低同学们的身体消耗,那时候课时也比较少,一周只上15到18个小时的课,体育课也改学太极拳。 和很多优秀的清华人一样,冀复生在校时也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大一进来不久,冀复生就担任了年级工作组副组长,大三当班长,大四成为辅导员。冀复生说,班长主要是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帮同学换粮票、饭票,解决同学们学习生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辅导员又让他学会了“怎样做思想工作,怎样团结人”,“那时候学校要求辅导员和同学打成一片”,冀复生说,“要和同学一起锻炼一起生活,关注同学的日常学习生活,解决同学各方面的问题,甚至包括谈恋爱。”通过这些工作,冀复生逐渐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966年毕业以后,冀复生被分配到北京一个1000多人的生产通讯设备的工厂,“那时候大学生去工厂的很多,我们班80个人几乎有70%去了工厂。”那时文革开始已经两年多了,大学生和工人一起劳动,“不仅要和工人一起干活,还要解决相应工序的技术问题,出现问题就要马上研究解决。” 班上分到工厂去的同学干得都不错,工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后来有的成为劳模,有的成了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厂长。冀复生认为这得益于清华当时的教育模式,“有的学校只重理论不重实践,有的学校只重实践不重理论,清华则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清华的学生不仅基础打得好,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也很强。 清华还注重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冀复生回忆到,当时的副校长赵访熊常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去森林里,我是给你们鱼和肉干,还是教给你们钓鱼和打猎的方法呢?”冀复生认为这种教学思想培养了学生的适应能力,使得学生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本科学的是电子管,很多同学以后从事半导体、激光、通讯、雷达或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能很快地适应。” 由于在校时做社会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冀复生进入工厂后很快就和工人打成一片,无论是工人、师傅还是厂里领导,冀复生和他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真正的工作往往都是很普通的 1978年,通过考试,冀复生成为解放后我国首批正式派到美国进修的人员之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系做了近两年的研究工作。回国之后,冀复生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了四年,曾任教研组副主任。1985年冀复生调入当时的国家科委工作,先后任原国家科委技术市场中心主任、新技术局总工程师、基础研究与高技术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7月任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巡视员,1999年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 担任着重要职务,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冀复生却说:“真正的工作往往都是很普通很琐碎的。”冀复生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太大的事情,只是“站好自己的岗位,坚守自己的职责,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如此而已。”在国家科委工作时,冀复生和大部分科学家的关系都很好,在科学家和领导之间作了很好的沟通工作,但也“伤害过一些人”,有一次,有一个项目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没能按计划完成,项目的负责人是冀复生一位清华的学长,尽管在感情上并不情愿,但冀复生还是执行了有关规定“停止资助,并要求设备上交”。虽然也有人觉得他在这件事上做得过头了,但冀复生认为这是职责所在,不容回避。 “我是在对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演讲” 采访最后,冀复生谈起一件事,1961年缅甸总理吴努访华,在清华大礼堂前演讲,吴努说到:“我是在对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演讲!”相信当时在草坪四周听演讲的人中间,一定有胡锦涛、吴邦国等同学。“每一个清华的同学都要有一种意识,若干年以后,你们就会成为国家的骨干力量”,冀复生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虽然打下了基础,但离目标还很远,以后的道路会更加艰巨,清华的同学理应承担起这个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