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93岁的张光斗先生坐在并不很舒适的沙发里。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总在强调一个词——深仇大恨。

张光斗先生祖籍江苏，1912年出生。

我1918年开始上小学。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以后，我们都积极抗日，抵制日货，家里的日本货都拿来烧掉。我们家虽然在上海乡下，但也参加了抵制日货。从那时起，我就对日本人很恨。

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实行殖民统治、“三光”政策，很多东北人都逃了回来。记得有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老人轻轻地哼唱着。这首由张寒晖作曲的《松花江上》当年曾在中华大地到处传唱，歌曲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

1935年，张光斗先生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加州大学学习。1936年，获得加州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并获得高额博士奖学金。但在这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了。

1937年，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老百姓死伤很多。我获得了哈佛硕士学位，得到博士奖学金。但如果国家没有了，读博士没用，所以我回来了！那时，清华留美办事处主任孟治、哈佛工学院院长都劝我不要回国。但我说：“我的国家在抗战哩，我不回去不安心！”

还没有博士入学的张光斗先生回国了。在他回国前，哈佛工学院院长写信给他：“你爱国，回国抗战，我不能留你，可是哈佛的门永远向你开着。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

回国时，到上海的飞机已经不通了。我乘飞机到香港再转往长沙，在那里没有找到抗日的组织。后来，我找到资源委员会，它是管工业、电业、矿业的，安排我到四川修水电站。

1937年11月，我离开南京。那时离开南京的人特别多，都是有权有势的。后来，好不容易通过私人关系登上了导淮委员会的小轮船。我在九江下了船，自己买票从汉口到了重庆。我是11月走的，12月发生了南京大屠杀。我的命差一点丢在那里。

到达四川后，张光斗先生随即投入水电站建设，但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那时候没有钱，修不起大的水电站，我们就修小的水电站。虽然小，可是很困难，因为没有材料，水泥很缺少，钢板更缺少。我记得修仙女硐水电站时没有钢板。那里有个轮船沉在江里，我就想办法把它拉起来，将船上的钢板取下来，将铆钉的部分割掉，成为一块钢板，非常艰苦。

在张光斗等人的努力下，四川先后建成了一批1000多瓦到3000瓦的水电站，为万县等地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支援了抗日战争。1943年，张光斗被委派到美国学习、考察水电站工程技术。

我碰到水利水电大坝权威萨凡奇。他说，1944年要到印度做顾问。我问他能不能到中国看一看，他同意了。1944年，他到中国看了七八个中型水电站。美国大使馆又让他去看看三峡。

那时，宜昌已经被日本占领。萨凡奇站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用望远镜看，他认为三峡水量丰富，是个很好的地方。从那以后，美国大使馆就代表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政府表示，美国愿意贷款10亿美金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

那时我在美国，萨凡奇回到美国说他要搞三峡工程，我当时就反对，并三次写信给资源委员会，说这个要不得。可是反对没用。

1945年，国民党政府让我陪美国工程师回来修三峡工程。1947年，国民党军队战败，没有美金支付给工程师，美国就说我们停止吧，我一听很高兴。那时，我们成立了水利勘查队，收集了很多资料。

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资料的保存，却也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1948年初，资源委员会下命令，让把所有资料装箱子，送资源委员会带到台湾。当时，我是水电总处总工程师，所有资料都归我管。

当时我很为难。地下党袁定庵、龚宏骑找我了，他们说由我出面，工作他们做。后来，装了22箱子假资料送给资源委员会，我在单子上签了字。而真正的资料运到了上海租界的仓库里。

东西运走了，张光斗先生的去留则成为另一个焦点。

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叫顾德欢，他参加共产党，也劝我参加。但我家庭观念很深，家里很穷，供我上学很不容易，如果参加革命了，下不了决心，所以我没有参加。

1948年，我在南京，淮海战役打响。共产党来了我欢迎，我不逃走。美国的教授请我到美国去。我想，是中国老百姓把我养大的，我不为中国人工作，到美国干吗去？台湾的朋友请我到台湾去，但台湾没有大江大河，我干吗去？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我那天去欢迎了共产党的军队，很高兴。

讲述过去的岁月，这位90多岁的老人依然激情澎湃。而讲到今天，老人语重心长。

新中国成立前，国际法庭判处东条英机为战犯。我们对他们有深仇大恨，可是很多青年人对历史不大清楚。和日本友好可以，可日本的教科书不承认侵略，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不要忘记。人们常说，前事可鉴，以史为鉴。我想年轻人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新闻中心记者张莞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