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稻葵看上去非常年轻，他脚步轻快地在学院楼道里走过时，就象一个初来乍到、刚留校不久的好学生。从清华毕业起，他就一直在不同的大学里学习工作，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一个学生，他套用当年陈岱老的一句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学生”。

回北京是回家　回清华是寻根
　　李稻葵出生在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下放，辗转到湖南、江西和四川等地，16岁回到清华园读书，是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届本科生。1980年，刚刚复建的清华经济系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招收了第一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生。大学五年，是李稻葵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阶段。当时一共学习54门课，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英文，上一天的课，晚上再到主楼东三楼的教室收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从来没有累的感觉，他认为那五年也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五年。所以经过多年的海外漂泊，如今他又选择回到清华园，是回家，也是寻根。

　　二十年来，李稻葵在世界各地搬了无数次的家，加上五岁时就帮着父母搬家下放五七干校, 自己戏称是个搬家专业户。回清华之前，他从没有买过房子，也没置办过像样的家俱，都是便于搬运的便利式家当，在他的潜意识里从没有过要在哪个地方安家的念头，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他从未找到那种安定的感觉。1999年，李稻葵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赶上香港第一大杂志《壹周刊》十周年社庆, 做了一个“香港百人的十年”的系列访谈，记者把对他的采访命名为《处处无家处处家》，还配了一张他双手摊开显得有些清白无奈的照片，他觉得这题目这照片把自己半生的人生状态表现得极为贴切。

　　 这次回北京回清华，对他来说是真正回家了。也正因如此，尽管生活上一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但他说“可以慢慢的学习和适应”，因为他是“回家了”。

人生中三次“非理性”选择
　　 大学毕业前夕，正值“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第一年，李稻葵和经管学院其它6位同学外加计算机系的一名同学代表清华参加考试，全部被录取，当时全国唯有清华取得这样的成绩。获得第二名的李稻葵被邹教授推荐申请哈佛的留学资格。
由于是第一年，一切都进行的较晚，错过了申请截止期，恰逢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来北京，对李稻葵说：你先来做我们的访问学者吧，第二年我推荐你读书。于是21岁的李稻葵带着求学梦远渡重洋。离开祖国的那天，他记得很清楚―1985年9月13日，一个星期五。由此也开始了他海外求学的漫漫生涯。

　　由于当时访问学者年龄普遍偏大，人们都惯称他们为“老访”，李稻葵可谓当时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访”。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正式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从师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耐, 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在随即开始的工作历程中，李稻葵称自己有三次“非理性”选择，他说这和经济学人理性选择的特性是截然相悖的。
　
　　从哈佛毕业后，纽约大学商学院的金融系和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同时向他发出了助理教授的邀请。金融系的工资比经济系整整高出一倍，而且纽约大学的金融系水平不错，当时自称全美排名第四，隔壁就是华尔街，与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American Stock Exchange）隔楼相望。执着于自己的兴趣所在，他选择了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他称这是第一次“非理性”选择，他违背了经济学收入极大化的原则。

　　第二次是1999年离开美国，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他的这一选择感到不理解。当时美国南加州大学（USC）诚心邀他加盟，许与终身教职，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 他认为科大有非常好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是边缘性的，而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却是主流。李稻葵在香港科大呆了五年，这五年他过得非常愉快，对科大总是心存感激。

　　第三次就是二十年后再回清华，很多人对此也有疑问。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清华的待遇无疑与科大有一定的差距。但他认为能回来是一种福气。中国内地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世界学术圈的主流话题，有可能是领跑者。 换句话来说，势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李稻葵说，尽管自己可能会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但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带着“出国”的心态回国
　　如果说在清华做特聘教授时，每年抽出一两个月到清华上课，在学院同行看来还有些身份上的特殊，那么现在，李稻葵彻头彻尾成了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从7月4日正式在清华开始工作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只有一天由于外出开会，不在办公室里。他和学院其它老师一样，朝来晚走、沉于教学与科研，中午和经济系同仁们在学院咖啡厅借午饭时间小聚……一样忙碌，一样朴素。但他心里明白，清华和清华经管学院已今非昔比，不是他毕业时的情况，需要抱着“出国”的心态来学习，适应和研究这个经过巨变而且还在变化着的环境。

　　白天事情多，李稻葵习惯晚上工作或是看书。家里人多空间小，于是他就喜欢晚上到办公室，把办公室当成了半个家，平时有空就过来，困了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的办公室里从提神醒脑的茶到休闲放松的音响，一应俱全。他希望自己在家里能有足够大的房子，可是买到合适的房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在课堂上和文章里演绎了无数遍的“转型经济中价格不是唯一的均衡机制”这一道理现在落在了自己头上，还真是有些无奈。他深深地体会到“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大众的福利”这句话的份量。

　　 每天接送孩子对他来说也很有挑战性，他对自己的驾车和泊车技术很自信，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搞了“改革”， 从开车变成了骑车带孩子上下学， 每当在红绿灯间鱼游自如， 超过一辆辆缓缓蠕行的汽车，他会油然产生一种开超级跑车的感觉。
即使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免有不如意之事，他知道需要保护自己的感觉，他说“尽管这些无奈客观存在，不能也不用否认，但是这个地方是家是根，所以就要包容，就需要耐心，好在我去过各种不同的地方，见过许多不同的人和事，比较能学习。所以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兴趣多样　尤爱汽车音乐和体育
　　 一直以来，李稻葵认为自己是个认真的学者，但不是一流学者，因为不具备一流学者所具有的一些特性，比如专注。他自认为是个功名心不重的人，而且兴趣很分散。 除了他热衷的经济学，还有三大热爱：汽车、体育和音乐。因为热爱所以钻研。对车的衷爱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国外二十来年，他一共拥有过30多辆车，每到一个新地方，首先逛的就是汽车市场。刚到哈佛不到3个月，就花50美元从室友（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的控制论方面的专家龚维博教授）那儿买了一个破旧不堪的福特小牛（Ford Maverick），该车的原车主是哈佛的何毓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在他的手里，这破车竟被收拾的漂漂亮亮的，一次他把车停在哈佛应用科学系后面，被何教授看见了，这个哈佛的教授惊呼：“这是谁干得？这个人了不起，我要见这个人，雇他给我修车。”

　　他还喜欢体育，尤其是篮球，在哈佛时，常常买5美元的学生票，去波士顿花园球馆看球星们的比赛，对当时的球星包括Larry Bird，Kevin McHale，Robert Parish如数家珍。每星期打两次球，几十年如一日，篮球场上结交了不少好友。现在清华北大回国人员中，就有一大帮是那时的球友，现在见面，还是以问讯球艺寒暄。大学时期他也喜欢田径，喜欢琢磨短跑，研究怎么跑怎么练能速度更快。 很多人不理解做这些事的原动力是什么，他的解释是学会了一件事本身就是回报，他说一种技能从不会到会是一件让人很兴奋的事。

　　 他还喜欢音乐和戏剧，小时候父亲从江西干校转到四川工作，和一帮文艺界老同学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人送票，他就常常去看演出，看完了还不够，还经常和爸爸讨论“这个编剧怎么样，导演水平如何，假如我来重新做，会怎么干”之类的问题。 多年的国外生活，他的一大收获就是养成了欣赏严肃西方音乐的习惯，专门旁听哈佛音乐系本科生的课，学会了下午5点钟到波士顿交响乐厅排队买当晚演出的票价为5美元的学生票；每到一个大城市，喜欢到当地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厅听一场演出，几年下来对各个乐队的特点以及音乐厅的效果甚至是音乐厅的最佳音响效果点略有心得。

　　这种热情好象与他对经济学的态度如出一辙，却是存在和释放于差异性如此之大的领域里，让人惊讶的同时，又多多少少对他生出几分亲切。

人生至此，更多得益于机缘、良师与益友
　　每个人成长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李稻葵觉得自己最幸运的是，周围总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影响并扶助着他。大学时代的一大批清华老师，让自己受益匪浅，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许多老师还在学院任教，能有机会回母校和自己的老师作同事，是一个学生莫大的福分。大学时代同学间的影响，也收获匪浅。出国后更是如此，他结识了一大批目前在经济学界非常活跃的人物。如樊纲，在哈佛时他们日日为伴，一起读书，一起买车，卖车，修车，樊纲看问题有非常独特的眼光，文笔也了得，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他说都值得他学习和敬仰。

　　 清华和哈佛双料同学胡祖六，有湖南人的气派，大手笔，要做就做最好，待人接物显出领袖风范，让他很受启发。哈佛同学，清华校友钱颖一，极其有逻辑性，做事严谨认真，不做则已，要做就做的一清二楚，“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刚到哈佛时的室友王一江，举重若轻，讲究直觉，悟性极强，什么事觉得勉强他一定不做，各方面想的透彻清楚了才采取行动，从不蛮干， 常被称为“超级理性”。哈佛同学、多年的合作伙伴白重恩，数学家的思维非常严谨仔细，凡事总有独到见解。“这些人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多见的”他由衷地说“每个人都是好几本精彩的书”，值得好好读下去。一些帮助过他成长的良师，也使他终身感激不尽。

　　 李稻葵称自己没有突出的过人之处，唯一的特点就是乐于学习，不疲于学习。

刘翔的突破让我感动　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
　　 谈及回来后要做的事，李稻葵平静中掩饰不住激情。“中国目前需要认认真真研究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回清华后，要坚持国际学术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和国际学术界同行进行对话。对话不等于照搬，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要跟国外的学者说，中国的发展有多精彩，但中国的问题你们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你们大多数研究的基础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经验，至少需要修正。 我们用数据讲话，他们会很震惊的。我们的崛起会对世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坚信，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绝对有可能对世界有影响有贡献。也许几年下来还看不出来，长期坚持，会有收获”。

　　“其次，要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但做这种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这个低调含蓄、不同意记者称他为“经济学家”，说自己只是一个“经济学者”，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他曾经学习生活并始终炽爱的校园，爱国爱家爱清华之赤子心一如他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永不改变的人，深情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就象我们的田径，尤其是短跑，一直是我们的弱项，长期以来，世界都认为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不会短跑，还找出各种原因。 很多人也说，中国人不会搞经济学，缺乏独立的社会思辩能力，所以研究不入主流。如果我们墨守成规，迷信成规，不思突破，现实就会永远延续下去。 所以刘翔，包括他的教练组的突破是真的让我感动，这个突破意义太大了，在内行人看来，这块金牌比所有其它金牌加起来都意义重大，它证明只要我们打破迷信，不甘落后，下功夫钻研我们的长短之处，成规是可以被打破的，中国人是可以在这些项目发挥出优势并取得突破的。那么我们的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中国其它的行业为什么不可以？！这才是奥运的真谛。”“经济学研究领域，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崛起，这是要打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当今世界的精英们无人否认这一点，我们要把这中间的经济问题提升为理论和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我们要和同事们共勉，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采访自始至终，李稻葵对他“回家”的理由没有提过一句听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话，全部是一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个体想回家的自然表达，平常的好象逢年过节我们也要回家探亲一样。但此时，我读到的是一颗埋在心底的拳拳赤子心，在这个已经不流行谈论并抒发理想的年代里，他以这样一种平和隐秘的姿态让我看到和感觉到，同样，也在这样一个不容易被什么言语和事件感动的年代里，我被平和隐秘感动了。

　　“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空间可以情绪起伏不定，可以大悲大喜，可以欣赏浪漫主义的音乐，以宣泄激情，以平复悲怨，但是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 ，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 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这样的声音和风范，而非情绪化的炒作。”李稻葵说。

李稻葵简介：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1992-1999年任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7-1998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1999-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2年4月受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4年1月入选清华大学“百人计划”，受聘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