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0年十一月十七日,北美清华教育基金会在洛杉矶举办"迎接清华九十周年校庆筹款晚会"。杨振宁教授身为基金会董事,当天十分之忙,但他仍在开会之前,抽空让我在他旅馆住处单独采访了近三十分钟。以下为采访谈话大要。
提问:杨教授,您能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源起,它与清华大学的互动关系及发展前景,作一简短的介绍评论吗?
回复:"九十年代,清华王大中校长、梁尤能副校长深切感到,目前学术的发展,学科的渗透和互动至为重要。工科没有理科的支持,其强劲的发展不能持久;而理科的发展,尤其是实验,往往也需要工科的支援。回想在往年,清华的理学院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可惜,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理学院的师资人员、图书、仪器设备都并入了北大。前几年到清华大学访问,王大中校长和梁尤能副校长找我谈,说要在清华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我说很好,愿意帮忙,义不容辞。他们说,要我当中心主任,我说,这有困难,因为除了本职之外,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也有任务。我只可以当名誉主任。后来周光召院长提名聂华桐教授当中心主任,很值得庆幸的是聂教授答应了。""我现在对高等研究中心所做的事主要是两项:一、在北美及香港筹款,已筹到约三百万美元基金,计划只动用基金的利息。希望会筹到更多的捐款。二、与聂华桐教授配合,物色一些四十至五十岁的优秀学者到清华当教授。"
提问: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与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比较如何?
回复:"陈省身先生在十四、五年前开办南开数学所,它仅限于数学。清华高等研究中心集中在理科理论。" 提问:杨教授,培养理论研究型与技术开发型的人才,在数学与教学上的要求,似乎有两种各趋极端的看法。您认为,这两种看法如何统一?还是不求统一?
在向规范场理论的权威杨教授提问时,我一边提出丘成桐、Andrew Wiles等以及Ed Witten、Brian Green等这些数学和超对称理论高度抽象化的强劲趋势类例,一边送给杨教授一份改革数学教学的构想。他瞄了一眼,问我:"这一份文件出自何处?是摘录转述的吗?"看他问得认真,我抽出原件说,它刊载于上海交大通讯一九九二年一期第四页。杨教授就该构想的核心部份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到"而直到今天,工科理科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课是构筑在人自己去算,这一要求上的;从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无不如此。将来全部可以用电子计算机了,这套课就失去目的。所以理工科的数学课必须改革……"之后,他马上作出反应。
回复:"这位先生当然是很受尊敬的老前辈。但是说上述这些数学课全部都可以取代,我不同意。这些数学课继续要开。现在理工科都在大量地用计算机,没有一个系不注意应用计算机(还有些人提出Computerized Physics这一新学科的定名,虽还未得到广泛的认同)。计算机确实十分重要,它甚至能帮助提示一些问题。它可以启发,可以引导思索。但是计算机不能代替人,特别是问题的提出和整体构想,关键的还是人。"
他说到这儿时,我说,想请他阐明,比如多年前他与P.A.M.Dirac谈起爱因斯坦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狭义相对论,是由于他破天荒首次提出时-空变换的对称性。像这样的思维,本质上不能为计算机所替代?……但见杨教授身子往后坐正,神情兴奋,描绘出灿烂的发展远景: " 现在的计算机技术,人-机互动(interactive),得通过键盘、屏幕,逐字逐句地打进去,实在很慢很慢。这成为高效使用计算机的'瓶颈'。" 这时杨教授的双手不再模拟键盘操作,他以右手指着自己的头:"一旦实现了人脑-计算机直接互动,打开了这瓶颈,那么我们使用计算机的效率提高真正是不可思议。这样的前景,要求我们对思维的机理了解要大大地提高,对人脑内部的结构及脑电流的掌握要大大地增进。实现这样的远景,要多少时间呢?我说,一百年太长了,但是,二十年之内不会见到。"
提问:您屡次提到深深受惠于西南联大严谨的数理推演教学法,以及西方的来自物理现象的归纳法思维模式。您身兼两家之长,为什么像吴大猷、王竹溪、周培源等等在英美培养出来的优秀教师,回到中国后,会一改其思维模式,不再继续归纳法的研究呢?
回复:"你提的这个问题有意思,我过去没想过。现在我可以提出两个道理来回答:一、研究者年青时所学的方法,对他将来很有影响。所以,他教书时会自然地回复到他年青时期所采用的方法。二、你要知道,当时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风气十分浓郁,几乎每天都不断地有新研究结果涌现。在这样的浓厚学术背景之下,受到大量涌现的新发现新结果的刺激,教师的思考方法,自然地就趋向归纳法。假定这些新的研究结果不再大批涌现,教师的思考方法,就会受到影响。这些优秀的教师,回到中国后,与新结果的刺激渐行渐远,当然就远离归纳法,而退守到公理公设的基础上。所以假如提出个问题:中国有许多有才干的人,为何研究成绩不及那些在外国的中国人?我说,在中国,消息不够灵通,就永远赶不上。"
我且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王竹溪先生在英国跟R. H. Fowler攻研统计力学。回国后,他继续做统计力学,但与具体的发展渐行渐远,就渐渐地坚守基本原理。例外是吴大猷先生在三九、四0年间写了一本书,总结了当时他自己及其他国际研究者的成果,他能继续处于分子光谱学的前沿,在那个领域,走在最前头。很了不起。
我看看时间已到,不得已提醒杨教授。他瞄了我的提问问卷一眼,说:"我们谈的问题才不过一小部份呢。这样吧,我会寄给你我的文集,你或许可以从中得出大部份我的回复。"我一再谢谢杨教授给我采访的机会,并赐我以文集,我陪着他,一道下楼去宴会厅。
摘自《北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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