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对祖国爱得深沉--记中国水电泰斗张光斗

2004-06-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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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祖国爱得深沉--记中国水电泰斗张光斗
作 者:新闻中心记者 周襄楠 发布日期:2004-01-04

从11公寓到甲所,90岁高龄的张光斗先生坚持每天步行半个小时上班。在办公室里,他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办公桌上放着《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黄河报》。

从黄河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祖国大地从南到北各大水电站的坝址,几乎都留下了张光斗先生的足迹。他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深入工地,钻坑道、爬陡崖,为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立志要为祖国富强而奋斗

张光斗先生1912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兄弟4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温饱。1924年,12岁的张光斗小学毕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小学习。后经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升入交大土木工程学院,学习结构工程,193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1934年秋,张光斗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出国前,他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艰苦,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1935年7月,他到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一年后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到哈佛大学学习工程力学,1937年6月,获硕士学位,并得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但张光斗毅然回到祖国。在他的自传《我的人生之路》中他写道:“大家热烈讨论爱国救国,认为应该回国参加抗战。我爱国心切,感到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他心里装着祖国各地的水利水电工程

提到周总理,张老翘起了大拇指,说:“伟大的人。”张光斗先生在家里的墙上把周总理、三峡、丹江口、隔河岩、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照片挂成一排。照片上的周总理睿智、深沉的目光望着远方,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正是张光斗几十年来无比热爱的水利水电工程。而当我们请张先生谈一谈对哪一项工程最满意时,他却说:“没有什么满意的,成功了,这一要归功于领导,没有好的政策修不起这么多的工程,二要归功于几十万肩扛手推的民工和解放军,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工程就无法建成。”直到现在,他还在为自己在工程设计中所考虑的不当之处感到内疚。

1940年7月至1942年12月,他在四川万县任渡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主任,先后在四川建成了一批小型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1937至1942年,由他负责设计的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和鲸鱼口等水电站,虽装机容量很小,但这是中国人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

1943年,资源委员会派张光斗去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局和垦务局考察和学习大型水电站的工程技术。他吃住在工地,白天在工地边看边问,向有经验的工程师、工人请教;夜晚在室内学理论、查资料,把白天所见所闻消化吸收。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为他以后创造性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4月,资源委员会命他回国参加筹建三峡工程。他相继任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经过反复的勘测和计算,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修建三峡工程是不可能的,主张先建设一批中型水电站。在他的促进下成立了岷江、黄河上游、资水、翁江等八个水电勘测处、队和两个水电工程处。

1949年10月,张光斗到我校任教,一直在我校工作至今。他一方面在校内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受聘兼任国家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顾问。

1951年,张光斗负责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设计任务,首次在黄河下游破堤取水成功,为下游引黄灌溉开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首次大胆的尝试。由于该工程进水口布置合理,渠道冲淤、排灌、防止盐碱化等问题解决得较为妥善,几十年来为新乡地区农村彻底改变面貌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件。


1958年,水利电力部和我校合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张光斗出任院长兼总工程师,负责设计我国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整个枢纽有共19座建筑物,总库容44亿立方米。他在设计中创新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技术,这些技术在国内均属首创。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当年周总理赞誉密云水库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1978年,张光斗重新恢复工作,并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相继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系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

我国的水力资源蕴含量占世界第一位,但是由于我国的河流有洪水流量大、所含泥沙多的特点,开发的困难巨大。自50年代以来,张光斗曾先后为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新安江、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他对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如对葛洲坝工程,他提出开挖原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以增大二江泄洪闸和大江电站布置的建议。这一建议对改进枢纽水流河势,保证大江截流和扩大电站装机,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又如对二滩拱坝枢纽布置,他坚决主张坝内、坝外多种方式结合的泄洪方案,并形象地将此方案比喻为“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比喻一直被同行专家们传为佳话。直到现在,正在建设中的长江三峡、小湾、龙滩等水利水电工程的资料还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汇聚到张光斗先生的案头。

1999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钱正英院士任组长,张光斗任副组长,每年两次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年近九旬的老人在工地还爬脚手架、下基坑。2000年末,张光斗先生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硬是在从基坑顺脚手架爬到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就用手去摸孔壁。他说:“我爬到56(米)高程,实在是爬不动了,要不然……”后来张先生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确保工程质量。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原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被张老的精神感动得当场掉了眼泪。

为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高瞻远瞩

1955年,张光斗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主任。1955至1956年,他多次应邀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建议在“农业六十条”中增加发展小水电的条目,被政府采纳。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至1959年,他还参加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技术科学远景发展规划”,任水利组组长。

1981年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年会上,张光斗提出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后经张光斗与王大珩等6人向党中央上书成立中国工程院,得到党中央批准,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工程院。张光斗被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水资源紧缺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洪涝灾害也在增加。张光斗为此到处奔走呼吁。1989年11月,他与陈志恺同志上书中央,说明我国水资源问题日益严重,而在水源建设上又缺乏一个良性运行机制。江泽民主席和陈云同志都对他的上书做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他建议的重要性。1990年9月1日,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明确指出:“要重视水利的发展,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利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从八五计划安排中加以体现。”水利终于取得了在国民经济发展建设中应有的战略性地位。1998年张光斗又向中国工程院建议,设立《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得到工程院的同意和国务院的支持,成立了由钱正英任组长,张光斗任副组长的项目综合组,组织300多位专家历经两年的工作,提出了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提出了总体战略。

为中国水利水电高等教育事业竭心尽力

他的学生、我校水电系老教授谷兆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50年代张光斗先生带着他们去官厅水库实习的情景:“当时官厅水库正在施工,由北京到官厅,每天只有一趟夜车,从清华园晚上上火车,于凌晨二三点到沙城土木车站,再搭汽车去工地。火车到土木小车站,站台上只有一间小房,泥地,几平方米,连一个小凳子、一块砖头都没有。半夜三更到了小站,也没法去找工地运输队,全队就在小车站上席地而坐,靠墙休息,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屋外寒风刺骨。张先生当时近40岁,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每次都精神抖擞地带领大家坐以待旦,前往工地。”
张光斗早在年代初期,就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60年代,他花费大量精力,搜集国内外的资料,结合个人多年工程实践的经验,编写了一部《水工建筑物》专著,即将出版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在浩劫中散失。后经他数年的辛勤努力,每日伏案疾书数小时,手持放大镜重新著书立说。他相继于1992、1994、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专门水工建筑物》三部专著,以此作为他对祖国工科教育事业的再次奉献。

张光斗历来非常重视教学工作,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亲自给学生讲《水工概论》和《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课。他在讲授水工专业课时,十分注意理论的严谨与概念的正确,并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张光斗执教五十余载,学生逾5000人,许多人已成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才。

“爱国”是他一辈子的动力源泉

从30年代只能建几千瓦的小水电站,到现在可以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中国水力资源的开发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我国水力资源的开发比率还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后人去做。

张光斗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使祖国强大起来,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问及张光斗先生童年和现在的理想,他竟说出了同样的话。《我的人生之路》当我们知道这本56万字自传的书稿是张老先生在放大镜的帮助下自己在计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去时,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爱国情深,是他一辈子的动力源泉。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有两件事情值得回忆。一是1973年,我率团去西班牙参加国际大坝会议,使中国成为会员国,逐出了台湾。一是1981年,我率团去阿根廷参加世界工程师联合会会议,又使中国成为会员国,逐出了台湾。我们为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贡献。”

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美籍总工程师柯登期满回国,临行前多次邀张光斗去美国工作,但张光斗谢绝了。1948年下半年,在台湾的同学和友人也纷纷来电,催促他去台工作,均被他婉辞。当时,资源委员会电业处给总处来文,要求把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装箱送资委会转运台湾,张先生考虑到这些资料对解放以后兴建水电站十分有用,他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巧妙地将有用的技术档案和资料保存下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很多水电站之所以能建成,这些资料功不可没。

1976年唐山地震,密云水库白河大坝上游保护层发生局部坍滑。抗震加固指挥部领导要求张光斗到工地工作,到了工地,“四人帮”一伙在清华的爪牙对他讲:“这次抗震加固工程设计要你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即使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张光斗还是以人民的事业为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以此而感到欣慰。

1980年,张老的儿子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张老那时正在葛洲坝工地进行考察,在赶回北京参加儿子的追悼会期间,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他仍坚持把在葛洲坝所见所思写成报告,送交有关部门,其对人民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人老心不老。如今张老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每天的工作强度不亚于一个年轻人。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来自国内外的资料文献,密切关注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进展情况,密切关注水利水电学科的研究发展,对中国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宏观政策、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等问题进行思考,尽力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事情。

清华大学11公寓12号,这栋老屋陪伴着张先生走过了45年的人生历程,在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的时候,他坚持还要住在这里,理由很简单:“要把地方留给年轻的教师,他们住的地方还不够。”他就是这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时候,他说,现在素质教育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但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是怎么做人!那时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以谈个人利益为耻,现在一些大学生处处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处处是个人主义当先,这是很危险的。”

他这一生在国内国际都获得过很多奖励。问及他对6月1日中国工程院授予他“光华科技成就奖”有何想法时,张老只是淡淡地说:“我感到很是惭愧,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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