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义接“尚方宝剑” 矢志严惩战犯

１９４６年，梅汝王敖被派往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抵达东京后，住在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给梅汝王敖接风洗尘，特举办了宴会。联络官和正在东京考察的前中央大学校长、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的顾毓?，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王敖。梅汝王敖深深鞠躬，双手接过宝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答：“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梅汝王敖激动地边拔出剑来边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制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意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番话赢得了在场人士的一片掌声。

　　据理力争座次 为国赢得尊严

　　开庭前，各国法官首先关注的是法庭上座位的排列顺序，这不仅仅是法官个人的尊卑问题，更是体现该法官所在国在审判中的地位。中间的座位是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的，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的１０国法官。庭长右边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无可非议地属美国法官，庭长左边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尚在激烈的讨论中。梅汝王敖深知当时中国国力不强，很难获得应有的位置。所以，经过缜密考虑后他发言：“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又说：“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略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没想到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韦伯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梅汝王敖立即对这一不合理的安排提出强烈抗议，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梅汝王敖誓不妥协地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

　　这次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但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已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梅汝王敖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应有的位置，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

　　若不严惩战犯 惟有蹈海而死

　　这次审判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开庭，历时两年半，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实属罕见。梅汝王敖极力争取到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他与助手们全力以赴，在长达三百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他这样风趣地形容自己。

　　由于蒋介石政府此时只忙于对付共产党，无心派员去搜集日军侵华暴行的罪证，这给梅汝王敖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不得不利用盟军提供的材料进行工作。在精心研究、分析了盟军截获的密电和密档等大量证据后，他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在一次法官会上，他慷慨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由于梅汝王敖的努力，将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写进了判决书。

　　在最后的量刑问题上，各国法官的意见发生了根本分歧。来自已废除死刑且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用死刑。庭长韦伯就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上，印度法官则建议慈悲为怀，无罪开释全部日本战犯。美国法官仅仅坚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处以死刑……法官们虽然还未做最后投票表决，但通过争辩已不难看出，力主死刑的人占少数。梅汝王敖与助手们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为申张正义、完成使命，梅汝王敖费尽了口舌，急白了头发。他与各国法官们进行了多次磋商，经过了无数次争论，终于使得一部分法官同意了他的观点，达成了共识。最后投票表决时６票对５票，以一票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７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身陷“文革”厄运凛然卫护法袍在东京审判的这两年里，梅汝王敖作为战胜国的法官，虽然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内心很是不安，这是由于他经常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彻底失望了。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王敖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到任。１９４９年６月，他由东京抵香港，设法与中共驻港代表、同是清华校友的乔冠华取得联系，隐瞒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到了北京第三天，梅汝王敖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王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六十年代，梅汝王敖开始撰写极具史学价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文革”中，他和千百万人一样，遭到厄运。“造反派”到他家抄家，搜出了那件他曾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马上质问；“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王敖气愤地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的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觉无理，又要烧掉法袍。梅汝王敖一脸正气地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在这义正辞严面前，“造反派”终于失去焚烧法袍的勇气。

　　摘自齐家莹编著《清华人物》，作家出版社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