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73岁的文洁若依旧栖身于北京木樨地那座老楼里，这里曾是她和丈夫萧乾先生共同的家，1999年2月11日，萧乾先生谢世后，她开始了一个人守着老房子的生活。


文洁若的身上并没有多少老态，头发还是那样乌黑茂密，思维还是那样活跃敏捷，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快言快语，写作和翻译的时候，还是那样忘我和投入。文洁若说，家中的一切摆设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客厅的墙上挂满了萧乾的照片。这使她的心中减少了寂寞和空荡的感觉。每当写作劳累的时候，坐下来静静地看一会墙上的照片，心中会感到平静和温暖，这种感觉外人自然无法体味。


“我很喜欢这个家。”文洁若说：“萧乾先生在世时，我们把这个家叫‘小作坊’，我们在这里一起写作，一起翻译，一起快乐地生活。那时，我们每人一间书房，常常天不亮就起床，深夜时分还不愿休息，我们穿最朴素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生活依旧充满了乐趣，心中依旧感到充实，因为我们有大块的时间可以读书、写作和翻译。能够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满足。”那时的文洁若和萧乾，还常常进行“写作比赛”，在他们摆满了书的家中，有许多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翻译和写作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又是在这间“作坊”里孕育和诞生的。


客观地讲，如果我们仅仅把文洁若作为萧乾先生的夫人来看，显然是不公允的，她1950年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语专业毕业后，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人作嫁，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翻译和创作。尤其是在日本文学翻译方面，更是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她是我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翻译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共计800余万字。她把日本知名作家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代表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为中日文化交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今年8月27日，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先生在北京主持表彰颁奖仪式，表彰她通过文学翻译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所作的重大贡献。


回首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文洁若并不抱怨什么，她大学毕业后，嫁给了已经离过三次婚的萧乾，她欣赏萧乾先生的人品和才华。他们共同度过了三年好时光，萧乾先生就被错划为右派、挨批斗、到湖北劳改，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沉浮。文洁若说：“‘文革’中，我的母亲被逼致死，萧乾也曾自杀过，说不清是什么力量让我挺过来了，我从没有因为萧乾落魄而怀疑他的价值，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相信苦难的日子终究会结束。”文洁若到底如愿等来了人生中又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太短暂了，已经迈入人生晚年的萧乾经常闹病，因此，文洁若不得不又过起了以医院为家的生活，为了陪伴和照顾丈夫，她不得不常年睡在医院窄小的折叠床上，不得不在医院的一张又矮又小的木桌上翻译和写作。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她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很少有时间回到离医院并不遥远的家中。作为一名中外知名的翻译家，作为一位独立的文化人物，文洁若的身上的确有一种执著而纯粹的品质，那是一种令她为之甘愿付出一切的精神追求。


一个人生活的日子说来就来了，尽管毫无心理准备，但文洁若还是很快适应了。不用再费心劳神地操持，也没有了那么多的牵挂，文洁若卸掉了心中的所有重负，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和翻译，对她来说，这或许是一生中最为轻松的时候了。几乎没有什么家务要做，对穿戴从来不讲究，一件蓝色的咔叽布上衣穿了十几年还不舍得扔弃，一件红色的毛衣袖口都有些脱线了还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衣橱里准备秋天穿。房间里的摆设陈旧而朴素，没有一丝一毫的奢华之气，文洁若的饮食也简单到了极点，有时一袋薯片就是一顿午饭，一个茄子切几刀拌拌就是一个菜，这样的情形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除了在家写作，文洁若很少下楼，对她来说，外出多半是去邮局寄信、取汇单或是去食品店采购食品。


对文洁若来说，日子依旧显得那样忙碌，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萧乾先生的许多文章需要整理出版，萧乾父子通信集需要编辑校对，一部厚厚的《圣经》等着翻译，她还想写写她的翻译过的50名日本作家。此外，还有那么多的约稿信和上门索稿者令她应接不暇……对文洁若来说，出版作品已经成了一件与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因为她总是用这本书的稿酬去填补那本书的亏损，经常出版几本书却挣不回一分钱。


文洁若说：“我喜欢这种忙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这样忙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