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凝生,1960年毕业于我校自动控制系(现属计算机系),此文是1月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记者张恒的采访报道。孙凝生是“神舟四号”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心脏部位--指挥监控大厅,发射神舟四号飞船的口令最后由这里传出。当大家为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成功热烈鼓掌时,坐在火箭指挥员座位旁的孙凝生依然神色平静。在他看来,发射没有理由不成功,因为他们发射前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充分。就在发射前几天,我们还见到孙凝生最后一次检查火箭。
张恒:孙总,马上就要发射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还要亲自来看一下呢?
孙凝生:每次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一种操作性的关键,不是原理性的。这个地方的插头是最后发动机的点火,以及最后起飞之后还有紧急关机,都是从这个插头进去的。
张恒:如果这个要是有问题,会怎么样?
孙凝生:如果这个有问题,就点不着火,或者出了问题,要关机关不了机,或者点火点一半,就会失控。
张恒:就是这个小插头?
孙凝生:对
张恒:所以您刚才要特意看一下?
1960年孙凝生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就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火箭研制工作,他参加了我国几乎一半以上火箭的研制发射工作。担任过四种重要型号的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是一位资深的火箭控制专家。1992年,孙凝生担负起长征二号F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重任。
张恒:火箭能不能安全起飞、在飞行过程当中,按照我们预定的目标去飞行,其实都跟您的控制系统有关,所以人家说控制系统是火箭的神经中枢或者是大脑。
孙凝生:对。控制系统指挥火箭怎么去飞,指挥错了,该往前打,打到后面去了,那也不行,另外出了问题,因为整个火箭,就像弹药库一样的,一旦出了问题就是一场爆炸,一场燃烧。
张恒:出了问题就是爆炸。
孙凝生:出了问题就是彻底的完蛋了,就没有挽回的机会了,所以就是在这之前,工作做的越多越彻底了,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将,你工作上一分,风险就会降一分,一旦疏忽之后,最后你这个后悔药是没办法解决的,就不可能有后悔药吃,就没办法挽回了。
和发射神舟三号时一样,这次发射四号飞船的火箭控制系统,同样采用了孙凝生建议的冗余化设计技术,确保了火箭实现载人航天的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从研制"神舟一号"开始,孙总就开始打报告申请立项,并用数年时间,潜心研究,攻克了多种形式的冗余关键技术,使我国的火箭控制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张恒:这个冗余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对于老百姓来讲是不是就是一个备份的意思
孙凝生:简单地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是备份,或者是几个人一块的干活,你不行了之后,我一个人还能顶得下来。
张恒:或者我们常讲的叫双保险是吗?
孙凝生:对。
张恒:我听说在4、5年前你就提出这儿一个方案,长时间一直以来也有不同的意见,您一直在争取这个方案,而且打了很多次的报告,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孙凝生:就是因为我站在这个岗位上了,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能够达到将来宇航员的安全,起码在这一部分上,不要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努力到应该努力的程度,出了问题,那将来我将成了罪人了。
张恒:后来我听说当批下来的时候,到你实施是负责非常紧的,而且条件也很苛刻,一个是你确保绝对正确,再一个是万一不行,你还得恢复原来的状态。当时的状态,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
孙凝生:人们工作激发你的拼的精神,会更揭发你的要强的精神。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出来。
张恒:当是就是拼的感觉。
孙凝生:一个事情,只要你去拼总觉得可以实现它,而且总可以搞好。
与很多航天人一样,孙凝生属于默默奉献的那种人。火箭研制是高风险的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根本顾不上家,孙凝生一家四口都干航天,老伴是清华时的同班同学,2002年9月,同样担负副总设计师的大儿子不幸去世,这个航天之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张恒:我听说两个月前,您的大孩子,他好像也是另外一种型号的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去世的,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非常大。
孙凝生:对,心情是很悲伤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心情也是不好,现在也是稍微好一点,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的。
张恒:但是我听说,尽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依然没有耽误这一发神舟4号飞船的发射。
孙凝生:跟家比,这个责任更大,这个事情总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总是我个人的事情。
张恒:但是您的同事发现,这一次您过来以后,比以前更加沉默了,而且您的白头发也多了。
孙凝生:老了。
张恒:回想起来,从事40多年航天工作,付出那么多的代价,长年累月地去奔波,经受这么大的压力,往往成功的那一刻,其实您并不是站在第一排,而失败的时候你很可能会站在前排,那你觉得从事这个职业,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
孙凝生:我这个人对名和利这些东西,不能说不想,但是我不是去过多地看重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你总要干一些事情,既然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从我的主观来讲,我尽到了我的责任,发挥到了我的力量,我就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