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宓（1894-1978），字雨僧，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尊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留美期间，他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下过很大功夫研究，写了不少论著。1921年吴宓回国，即被聘为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吴宓讲课的内容十分丰富，经常将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及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在一起讲，然后互相对比，因而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在东南大学，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的《学衡》杂志，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学衡派。

1924年，吴宓受聘东北大学外文系担任教授。一年后，清华大学成立，吴宓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他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4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这个研究院后来被人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内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国学人才。1930年，吴宓游历西欧，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外文系。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迅速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系科。1941年，他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受聘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6年，吴宓拒绝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聘请他担任文学院院长的要求，转而去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之后，他又推辞了岭南大学、台湾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应邀，定居四川，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

今天我们梳理吴宓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主张，不能不从“新文化运动”起始。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教育运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呈现出从传统保守的旧学体制向现代大学缓慢转变的过程。吴宓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和基本主张，主要是通过点评“新教育”、批评新文化运动，以及转述哈佛大学导师白璧德的教育思想来表达的。他认为，新教育必须“有系统有精神”。那么，何谓有系统有精神？从吴宓相关著作和日记来看，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鉴往知来，固守根本，思谋前程；对中国传统的国文基础教育应给予必要的重视；他希望不要过分张扬教育的世俗追求，而应承继历史上的书院精神，尊师爱生，共求学问。

除此之外，吴宓还主张，要想造就一个新教育，就应采撷中西传统文明之精华。他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思想源泉；明确反对简单地用进化论的观点对待传统文化。在他看来，思想文化作为教育的重要资源，其演变规律与物质科学的变化规律不同。“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轨辙”。因此，他倡导新学应当引导学生全面了解西学。“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诸如西洋之哲理文章等”；倘能如此，“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他特别希冀国人合理借鉴美国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今天我们解读其代表作《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不难发现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然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的蔓延，主张对传统教育方法要作辩证的分析和评价，呼吁人们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总之，吴宓是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中西会通、以儒为主、多元整合的文化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其思想的核心是“人文教育”，即“教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因此，他大力倡导“文教中华”“通才教育”，尽其所能培养“博雅之士”；强调对学生的培养不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为主，而以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陶冶为重；知识的传授也不要受专科或专业的限制，而以广博地采纳吸收人类创造的所有思想成果为目标。他对当时中国教育西化的利弊得失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对国内有些学校东施效颦、一味照搬西方的实用主义教育深表忧虑。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吴宓的“博雅”教育理念虽然是在清华国学院当主任时提出的，但实际上已成为了清华国学研究乃至整个清华教育的指导思想，后来也成了清华的办学宗旨。

1977年，吴宓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只好随其胞妹吴须曼回到陕西老家。一日，偶与妹妹闲谈，得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课，问其缘由，妹妹回答他说：无外语教师。吴宓遂急切地说：“那他们何不来找我？我在美国待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吴宓此时已经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行将就木之人，但其拳拳教育之心实可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