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德国巴伐利亚州拜罗伊特市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城北有一条宁静的小街，鲜花、草坪和果木簇拥着一幢幢优雅舒适的住宅，其中一幢白色的两层小楼里曾经住过一对来自北京大学的中国教授夫妇——

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西语系当助教时期的严宝瑜

教授夫妇是我从小就十分尊敬的长辈，他们与我的父母为西南联大同窗好友，当年一起读书，一起搞学生运动。解放后，国家派教授到东德莱比锡大学读了四年研究生，回国后一直在北大西语系任教。许多年来，他已经成为国内德语界很有声望的学者。我出国留学时，他正在拜城大学做客籍教授，讲授中国文学。

我之所以知道德国有拜罗伊特这么个城市，完全是因为教授的缘故。当我在国内漫天撒网联系德国大学的时候，得知教授接到拜罗伊特大学的邀请，马上要去那里讲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拜罗伊特”这个城市名字，第一次听说“拜罗伊特大学”，于是我便给那个大学写了一封申请信。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所大学，第一个给我寄来了录取通知。

到了拜城，我的第一个居所就是教授温馨的家。他主动留我，执意要我在申请到学生宿舍前同他们夫妇住在一起，并且坚决不要我的一分钱。每当我表示感谢的时候，他总是说：“你再这样说我就生气了，要知道，我们和你的父母情同手足，是多么好的朋友，你是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教授的热心助人在留学生中有口皆碑，我来之前，至少有三个中国学生得到过他的帮助，在他家中居住，直到找着住房后才搬走。以至于他的德国房东产生了误会，以为教授当二房东，把客房出租给中国学生呢。后来房东得知教授是在无私地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也对教授十分钦佩。

教授的住房是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住宅，一幢两层白色小楼，楼前楼后都是小花园。教授总是说：“我不想住这么高级，我说只要两间房就够了。可这是在我来之前大学登广告帮我租下的，我只好住了。”我说：“教授，您应该住，您是教授，住得好才不失身份。”我这么一说教授就笑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教授好客，好交朋友。他们夫妇平常吃饭很简单，可每次请客都很丰盛，满满一桌中国菜。教授的朋友多，客人也多，有大学教授这样高层次的人士，也有普通百姓。每逢中国的春节，教授总要请两天客，一天请大学同仁，一天请房东四邻，用中国菜招待他们。每次客人们都吃得津津有味，还不住地问这问那。教授和夫人这时便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大大地宣传一通。

我听过教授向德国客人们介绍中国文化，很有意思。比如有一次，教授讲到中国话发音的“四声”，他举例说：比如我名字中的“宝”字，不同的发声有完全不同的意思。第一声“包”，是书包、钱包的意思；第二声“薄”，比如一本书是厚还是薄；第三声“宝”，宝贝的意思；第四声“报”，报纸、杂志的意思。那些德国客人们直听得大眼瞪小眼，连连感叹：“太难了！太难了！”

教授还给客人们讲解中国的“量词”，在德语里，是不存在量词的。比如说一张桌子，数词“一”加上名词“桌子”就行了，可是中国话不行，必须有个量词“张”：“一张桌子”，不同的名词要配不同的量词，桌子必须配“张”，椅子必须配“把”，书必须配“本”，等等。教授讲述的时候，我见那些客人们听得眼都直了，被中国文字的“深奥”折服了。

喝茶的时候，教授总要向客人们比较一下中国茶和西方茶的区别，他不仅讲了外观的不同，还讲了品茶的差异：“西方的红茶，装在小袋中，泡一次就完了。中国茶不同，沏第一次时味挺淡，喝不出什么来，沏第二次才是最有味的时候，所以这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品，沏第三次还是香味犹存。”说得德国人频频点头，拿起茶杯滋滋有味地喝起来。

教授还带来了许多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如京剧脸谱、檀香扇、剪纸等，他一一送给德国朋友，并介绍这些东西的特点。

教授和客人们交谈时，我最喜欢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一来为了学德语，学习怎样用德语介绍中国文化，后来我也尝试着这样向德国人讲述中国的一些事物，居然也能唬唬人了。二来我是在观察，中德人民就是在这样平平凡凡的接触中，交流、融合、增进认识、了解和友谊的。

教授和房东一家处得非常好，常来常往。房东是个银行职员，紧挨着教授住，也是同样的两层小楼。房东太太是个家庭主妇，很能干，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房东说，租给教授的房子是贷款花了20多万马克买下的，出租若干年就可还清贷款。据说，不少有条件的中产阶级家庭都这样做。

教授很喜欢房东的两个女儿，有事没事的总叫她们过来玩，特别是有好吃的东西，总要给她们送点去。记得一个星期天中午，阿姨和我一起包了些饺子，教授一看忙打电话叫房东女儿过来一起吃，弄得我和阿姨暗暗叫苦，因为饺子包得不多，仅够我们三人吃的。于是，急急忙忙再和点面切点馅。

房东一家对教授十分尊敬，在德国，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很高，谁的名字前头一旦挂上Professor（教授）的头衔，立刻就受到人们的仰视。房东看到中国教授这样有学问又这样随和平易，自己作为房东感到脸上也有光。他们一家常常请教授夫妇一起外出郊游做客，他家在城边有个果园，里面盖了个小木屋，一家人爱到那去过周末，常请教授一起去。

教授在大学里开的是中国文学课，从诗经讲到明清小说，课程历时两年。刚开课时学生很多，大约二三十人，后来渐渐减少。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德国人觉得难度大，二是中国“六四”的负面影响，德国学生纷纷放弃了对中国的兴趣。坚持到最后的学生可以算得上坚定的中国文化“发烧友”（用现在的话）。其中有两个女生我记得很清楚，她们都能说挺地道的中国话，学习中国文学很刻苦，教授常常对我们夸奖这两个学生，还经常把她们请到家里来。

我参加过大学为教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那是一个雪天，在大学的一间会议室，来了许多人，我记得大学校长也来了，除了本大学的教授，还有其它大学的教授以及教授的各界朋友、中国留学生等，满满一屋子人。教授学术报告的题目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德国一本著名小说（书名不记得了）和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之比较。报告做得很成功，散会时，来宾们纷纷同教授握手表示祝贺，表示感谢。第二天的当地报纸还发了消息。我那天去的主要任务是给教授照相，对会上那种庄重又热烈的场面印象很深。开会前和散会时是我最忙的时候，忙着抢拍下客人们同教授握手的一个个镜头。

我听过教授怎样把一首中国古诗翻译成德语。那是杜甫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教授把诗一句一句十分准确地翻译过来，我认真聆听着。待教授讲完，我说：“教授，我有一个体会，中国的古诗词都有一种意境，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境，可是一旦翻译成外文，尽管准确得无可挑剔，可是那种意境就没有了。”

教授说：“你说得一点不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中国文学博大精深之处，同样，德国文学也有它自己的意境，用中文也是翻译不出来的。”教授告诉我，德国古典音乐、古典哲学和古典诗歌，是德国对人类文化的最伟大贡献，就像三根粗大的廊柱，支撑着德国文化的神圣殿堂。

我非常愿意与教授交谈，每次都有很大的收获。而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教授对音乐的喜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特别是对贝多芬。

教授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很深，他从小就喜爱德国古典音乐，可以说，正是对音乐的喜爱，使教授走上了学习德语、研究德国文化的道路。

教授是江苏人，自小爱好音乐，会吹笛子、口琴，会唱无锡小调、苏州评弹。上中学时，他最喜欢的课是音乐课，音乐教师在一架摇发条的留声机上用竹针（抗战时买不到钢针）放送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教授感受到音乐具有影响人类灵魂的巨大力量，心中树起了贝多芬的崇高形象。高中毕业后，同班同学纷纷报考名牌大学，他却去重庆报考了国立音乐学院，学起音乐来了。进了国立音乐学院，他听到了更多的贝多芬，激动不已。对贝多芬的热爱曾使他玩忽职守，一次他听到礼堂里传来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便不顾他当时的监厨职责，锁上仓门，到礼堂听音乐去了，结果把厨工锁在了仓里。

教授进入西南联大读书后，在选择第二外语时，单枪匹马一个人选了德语。当时正值二战时期，大家对希特勒很反感，因此也对德语反感，见教授选学德语都不以为然。教授当时就反驳说：怎能把德语和希特勒等同起来？你们怎么不提歌德的德语，海涅的德语，贝多芬的德语？教授学德语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贝多芬，这种选择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当时并没想到，选择了贝多芬就是选择了音乐，选择了音乐，就是选择了德国，因为德国是音乐之邦，是大音乐家层出不穷的地方，巴赫、韩德尔、海顿、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每一个人都是光芒四射的巨星。

到贝多芬的祖国去学习，去寻找贝多芬的足迹，这成了教授多年来的一个梦。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梦终于实现了。教授被北大派到民主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德国语言文学，他在学文学的同时心里还挂着音乐和贝多芬，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听音乐，去寻找贝多芬的足迹。但是莱比锡并没有多少贝多芬的足迹，因为贝多芬只是在26岁的时候去柏林作旅行演出路过莱比锡，历史上既没有贝多芬在莱比锡开音乐会的记录，也没有他与当地音乐家交往的记载。但莱比锡有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布赖特科普夫和黑尔特”音乐出版社，这是贝多芬生前出版他作品最多的出版社之一，在那里可以读到贝多芬与这个出版社老板的许多通信。此外，当时莱比锡还有一份叫“普通音乐报”的报纸，它是经常追踪这位音乐家作品的演出并刊登对其作品评论的报纸。所以，在莱比锡期间，教授追寻贝多芬的足迹，仅仅限于经常去听贝多芬音乐的演奏和注意获取与贝多芬有关的知识。

莱比锡有个闻名的“格万特豪斯”乐队，经常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教授成了那里的常客，记不清在那里听了多少次音乐会，不仅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全听，听了不知多少遍，而且还听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过的贝多芬的作品。那时，“格万特豪斯”乐队每年元旦上午9点都要在大会堂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且是免费向公众开放。教授在莱比锡度过了四个元旦，每个元旦都早早起床，急忙梳洗，打好领带，穿上深色礼服，啃上几片面包，坐公交车去听音乐会。

真正寻找贝多芬的足迹，必须要去他的出生地波恩以及他毕生工作的城市维也纳。1987年以后，教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多次寻访了贝多芬的故居和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在维也纳，教授寻访了海利根施塔特，这是贝多芬创作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出现耳聋现象绝望而写绝命书的地方；教授寻访了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的地方，还有贝多芬常去散步的森林和小溪，现在被命名为“贝多芬小径”，贝多芬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写“田园交响曲”的灵感。贝多芬去世时的最后居所名为“舒瓦茨施潘尼寓所”,可惜原楼在二战中炸毁，后来重建，但楼房面目全非，楼下进口插着维也纳市政府标明文化古迹的旗子，上面写着“贝多芬从1825年至1827年住在此地，是他去世的地方。”贝多芬住得最久的地方是称作“墨克尔巴斯台”楼的第4层，现在也是收藏贝多芬遗物最多的纪念馆，就在维也纳大学的对面。

贝多芬死后，维也纳万人空巷送葬，下葬的地方是“卫灵公墓”。舒伯特在贝多芬死后一年也去世了（年仅31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埋葬在贝多芬的旁边。现在这两位伟大的音乐家的遗骸都迁到维也纳的“中央公墓”。教授参观了贝多芬的最后的寓所后，便产生了访问“卫灵公墓”的强烈愿望。一天，教授沿着那条原是贝多芬出殡时送葬队伍走过的大街，找到了“卫灵公墓”，但墓地大门紧闭，不能进去。教授看围墙不高，便跳起来想抓住墙顶爬上去看，但跳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过来一个土耳其小孩，是个中学生，他主动帮助教授，让教授站到他肩上，使教授看到了墓地里的一切。墓地面积不大，教授按照书上见过的图片，确定了位置，看到一排坟墓边上空出了有两个墓那样宽的地段，那里原来一定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下葬之处。

教授第一次到维也纳“中央公墓”拜谒贝多芬墓是与一位女同事一起去的，到了公墓入口处，教授把口袋里不多的钱拿出来买了两支玫瑰花，准备献到贝多芬墓前。那位好心的同事劝教授不要花宝贵的外汇，教授感到无言以对。他们到了墓地，教授献上了两支玫瑰，向墓碑鞠躬，这时来了一大群日本人，他们每人抱着一大束鲜花，肃穆地献到贝多芬墓前。教授的同事看到了这一幕，悄悄对教授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当时教授没有什么钱，不能买很多花献上，几年以后教授第二次与夫人同去时，手头比较富裕，便买了三束鲜花，每束五支红玫瑰，不仅献给了贝多芬，还在莫扎特的衣冠冢和舒伯特的墓前各献了一束。

1988年至1990年教授在拜罗伊特大学做客座教授时，曾3次访问贝多芬的出生地波恩，他在这位伟人的故居流连忘返，每次都在探寻：贝多芬在此呱呱坠地后，他是在怎样一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在怎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音乐上又是怎样达到如此博大精深和炉火纯青的地步的？论人文环境，现在当然是“换了人间”，但不管怎样换，德国还是德国；论自然环境，肯定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但莱茵河毕竟还是和过去一样，在静静地流淌，河两边的山峦想来还是和贝多芬那时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教授一直在苦苦地探寻，想从这些不变的景物中更多地体会贝多芬所创作的音乐所以会那样崇高和伟大的原因。

我领略了教授对音乐的痴迷。在拜城，教授常去音像商店买音乐磁带和CD光盘，同样的乐曲，他竟要买好几种版本，因为是不同的指挥，不同的乐队，不同的唱片公司制作。两年时间里，他买了近千张CD光盘，每一张都要30多马克，加起来一共花去3万多马克。这个数字我们这些留学生听起来都要咂舌头，因为这相当于我们一个人好几年的生活费。

拜城是德国大音乐家瓦格纳的故居所在，这个城市的中心有座著名的建筑——瓦格纳音乐厅（Festspielhaus），因此德国人把这座城市也称为“瓦格纳城”。每年的８月，是“瓦格纳音乐节”，全世界著名的歌剧院、乐队、指挥家都把能在这个节日期间到瓦格纳城来上演瓦格纳的歌剧而视为一生的荣耀。那时的歌剧票很贵，记得好像是200多美元一张，而且提前两个月都难订到。教授对瓦格纳的歌剧如数家珍：《漂泊的荷兰人》《尼伯龙根的指环》……他可以讲出每一部歌剧的故事，讲出瓦格纳歌剧在音乐表现、舞台艺术等方面对传统歌剧的改革。教授同瓦格纳的后人——瓦格纳的孙子沃尔夫冈•瓦格纳老人保持着亲密的友谊。那老人还给教授夫妇送来最珍贵的瓦格纳音乐节的歌剧票，令人羡慕不已。

教授回国后，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古典音乐欣赏。大学生们趋之若鹜。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教授还在给学生们讲课，尽管他早已退休，尽管他上这门课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尽管他身体不大好，他仍乐此不疲。

87岁的严宝瑜在书房查阅资料，电脑中显示的是严宝老爹的博客

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认为，贝多芬的音乐和一切高尚的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洗涤人的灵魂；可以催人向上，远离浮躁；可以给人以力量，去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可以使人在平凡的生活中领略到不平凡的生命的真谛，发现另一个精神世界，而且常听常新。贝多芬在他的遗书中说：‘不是金钱，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我现在给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上贝多芬音乐专题欣赏课，就是想用音乐对现在的青年学生进行熏陶，把他们领进美妙神圣的音乐殿堂，把高尚的音乐介绍给他们，种进他们心中，使他们终身受用，毕生获益。我只要想到这些，就忘了我已年近八旬，就忘了备课和上课的疲劳，变得年轻起来。”

节选自长篇纪实文学《一个女知青在德国》

作者：李英

写于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