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军（1984级计算机），人工智能专家，风险投资人，丰元资本创始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曾在谷歌和腾讯担任高管，著有《浪潮之巅》《全球科技通史》等，《数学之美》获文津奖。

采访吴军是在深圳的一个18层高的办公区。他靠着窗，指了指窗外，给记者出了一道考题：“一栋楼有这么多层，你往下扔玻璃球，从哪一层开始，球会摔碎？”

这是吴军在谷歌工作时给应聘者的一道面试题。2002年吴军加入谷歌时，公司还非常小，一个人要干好几个人的活，因此必须保证每招一个都能独当一面。他招人时，考开放式问题，看对方能否解决未知问题。

在谷歌期间，吴军设计了中、日、韩语的搜索算法。2007年，他开始在谷歌黑板报（博客日志）上连载文章。他分析互联网和通信界各大企业，之后整理成《浪潮之巅》一书，一面世就成畅销书，豆瓣9.1分。今年，这本书第四次补充再版，反响甚广，7月中旬，“基因论”甚至引发企业家和业界的大辩论。“基因论”在学界由来已久，即创始人效应，指企业发展过程中会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做事惯性、办公流程等，这能帮助企业扩大优势，却也导致企业很难走出陈旧的思维模式。吴军认为，谷歌的“工程师基因”保证它开发出很多非常酷的产品，却也导致它在需要大规模销售和客服的领域失去许多发展机会。“比起同量级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将工程技术转化成市场营收的效率最低，今日的谷歌很平庸。”

至于企业如何摆脱基因的束缚，吴军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生很多孩子”。在很多美国人看来，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公司是仙童公司，它缔造了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今天仙童公司已经式微了，但是它曾衍生出上百家公司，包括英特尔、红杉资本等。仙童的创始人正是硅谷的“八叛徒”，他们造就了新一代企业家精神。

能成功上市的企业不到0.2%

62年前的9月18日被《纽约时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天，8名年轻人向半导体管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肖克利提交了辞职报告。肖克利在加州硅谷开公司，但只注重降低晶体管成本，而非研制新技术，且作风独裁。他手下的诺伊斯等8名年轻人打算另起炉灶单干，找到投资人，告之他们的“电子工业革命蓝图”。大伙儿一拍即合，但身边没有合同纸，便拿出钞票，在上面签字。后来，肖克利知道了，勃然大怒：“这八个叛徒！”他是老派科学家，诺伊斯等人的行为正如学生背叛老师。但这些“叛徒”却带起了打破传统的创业精神。当年被签上名的钞票，有一张如今就保存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成为硅谷诞生的标志。

“八叛徒”是吴军在《浪潮之巅》第四版新增的内容。新书部分内容出自《硅谷之谜》，后者是根据他在上海交大和斯坦福的讲义编成的，介绍以硅谷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的企业管理特点。

吴军说，如果放在今天，可能不会出现“八叛徒”，当时不存在风险投资，融资很难，也才有了诺伊斯等人的叛逃。如今，全球融资市场对创业者友好多了，吴军是风险投资人，投资、孵化了许多新兴企业。“创业”一词在中国大规模流行是在2014年。那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后，创业成为风潮，融资也愈加普遍。“如今的创业者知识专业、信息量大，各方面素质都很好，但也有不足，比如写份计划书，就想让投资人给钱。我那个年代的人要创业，那真是下了决心、赔上身家，很多人甚至抵押上房子，一种破釜沉舟的架势。”

吴军告诉记者，以前的人三四十岁才开始创业，想努力若干年，再开始盈利；今天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指望靠创业发财，希望赶快找个泡沫，找到人接手就跑掉，导致真正能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企业不多，“能成功上市的创新企业可能还不到0.2%”。

Q信为何败给微信

近10年，随着手机的普及，人们愈加依赖互联网通信。互联网通信在吴军看来，是互联网三种盈利模式之一。第一种是以谷歌、百度为代表的，查询知识、处理信息；第二种是电商，比如阿里巴巴和亚马逊；脸书和腾讯是互联网通信公司，属于第三种。

“交友是人的本能，特别是青年男女。”10多年前，脸书异军突起，就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的这一本能。哈佛大学本科生扎克伯格善于编程，做了一个校网，放了女同学照片，让全校学生挑选觉得好看的人，一下就获得上万点击量。但这也侵犯了肖像权，很快便被勒令下线。但网站的火爆程度刺激扎克伯格创办了脸书。他根据大学和科系把用户分组，一个人可以得到校友的年龄、地址、性别等真实资料。脸书上线一个月，哈佛一半的本科生都注册了。吴军认识不少美国本科生，和他们聊过得知，他们开始使用脸书是为了找到真实的爱情，而扎克伯格和现任妻子普希拉·陈也是在脸书上认识的。

几年的发展，让脸书超越了社交功能，成为人们天天要使用的IT平台，比如它提供第三方登录。中国的腾讯、新浪借鉴了这个方法，于是，人们可以用微信、微博、QQ登录其他网站。

吴军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读大学，经常用脸书发消息；小女儿读高中，在她眼中，“脸书已经是老人家使用的产品了”，她和同学更喜欢用Snapshot、Instagram等新型社交软件。前者即“阅后即焚”，发过的信息很快自动消失，这对年轻人尤其是高中生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受家长和老师控制，不为说过的话负责”。后者一开始只是做图片分享的小公司，但扎克伯格看重这个前景，2012年花10亿美元收购它。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去年，Instagram给脸书带来68亿美元的收入。

除了Instagram，脸书还收购了其他中小企业，2017年收购的一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公司就是吴军投资的。不过，吴军认为，脸书发起并购，一部分原因是它的功能过时了，需要注入新鲜血液。相比之下，中国互联网公司能不断推出新功能，其中，使用率最广的可能是腾讯开发的微信。

2010年，吴军加入腾讯任副总裁。“很多人不知道Q信。”吴军回忆，腾讯曾有一个和微信竞争的Q信，是由移动部门开发的，只是后来在内部竞争中输给了微信。他觉得，虽然微信的成功有偶然性，但它设计思路基于智能手机，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占据重要地位，“即使没有微信，腾讯一定会有类似的产品，整合发消息、支付、叫车等功能，培养出当代中国人新的社交习惯。”

读者对知识的渴望被低估了

吴军还有本畅销书《全球科技通史》，用“能量和信息”两条线索串连科技史。写这本书之前，他看过很多科技史、科学史，觉得太艰深，难看懂，便想写本人人能读懂的科技史。吴军对科技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博士生涯。上世纪90年代，吴军远赴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计算机博士，一待就是6年，“巴尔的摩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他主攻语音识别，当时美国的技术很先进，遇到新难题，查不到先例，只能一遍遍试。他写出了一个语音程序，获得欧洲语音大会的最佳论文奖。该大会于2000年与另一个大会合并，成立国际语音大会，这是目前全球语音界权威顶级会议。不过，让吴军印象最深的还是“当了几个月数学家”。

吴军讲，为了改进一个算法，他“一沓纸、一支笔，天天推数学公式”。一天，他找到了答案，把算法的速度提高了上万倍。他找到导师，在白板上重演推导。白板可以即时扫描到纸上，吴军写完，打印机打出来厚厚一沓纸。导师既惊喜又犹豫：如果推导无误，过去很多算法的公式就要更新了。他仔细检查后，告诉吴军：“你是对的。”这个算法成了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通行算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离华盛顿很近，经常请各界名流做讲座，吴军因此见过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也结识了美国前总统布什父子。“布什父子俩完全不一样，老布什有点冷，和人有距离，是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精英；小布什则会‘装傻充愣’，显得非常亲民，给人的感觉是得州的土老冒儿。”小布什一家人对支持者会长期表达感激。他的太太劳拉每年会给一些人寄圣诞卡，吴军就是其中之一。

听政界名流讲历史、人文，也改变了吴军对学术的看法。他更希望结合社会不同领域，告诉公众科技的重要性。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晚，吴军编写《信息论》课程的讲义到半夜。这是他在“得到”的线上科普课程。

吴军已经出版了10多本书，总销量超过300万套。“中国读者对知识的渴望可能被严重低估了。”在这个意义上，吴军说，他很感谢读者，科技作品能畅销，因为公众对知识有很大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