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16年初夏的一个清晨，阳光透过松柏和银杏的高大枝干，照进清华大学丙所会议室，“全球化时代的契合：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我特意请工作人员拉开窗帘，让王佐良先生生前居住和挚爱的清华园透过宽大的落地窗进入与会者的视野，彼时彼刻，自然之美与学术之美映入同一个画面，烘托出王佐良先生毕生所追求的人与自然、文字与思想、学术与人生的美妙契合。来自全国各地近50名学者齐聚清华，共同追忆畅谈我国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王佐良先生的学术遗产以及他一生情系清华、北外两校，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外语教育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王佐良先生

那天到会的大多为王佐良先生生前同道、同事、学生和家人。他们当中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英语系教授刘意青、申丹，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张中载、郭棲庆、金莉、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炳钧、姜红，校史馆馆长姚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总编徐建中、《王佐良全集》策划编辑吴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隽，北京语言大学外囯语学院教授宁一中，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章燕，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丁建新，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黎昌抱，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馆馆长范宝龙，清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蒋耘，外文系教授程慕胜、颜海平、陈永国、张文霞等，王佐良先生的家人代表，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馆长王立和夫人等。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刘新民教授、杨国斌教授还发来了书面发言。与会者纷纷深切缅怀，高度评价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重大贡献。

前排左三为本文作者曹莉

一个月后，我作为王佐良先生的学生和清华大学的代表应邀回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各路前辈、学友和同行再度相聚北外，深情回忆王佐良先生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诗歌研究、诗歌创作、文学翻译、外语教育和公共写作等领域的深刻洞见和杰出成就，盛况空前。我在发言中说：

王佐良先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杰出校友，青年学者的典范。先生对“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思考，可以用“契合”二字高度概括。“契合”与清华大学包括清华外文所秉承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会通理念一脉相承，他在“想起清华种种”一文中提出以“卓越”和“为公”作为清华人的行为准则——“卓越，就是不满足于一般地好”，“卓越也意味着不囿于中国旧说或西方新论，而能突破界限，实现新探索、新综合”；“为公，就是以所学贡献国家、为人民服务”。

无论是相遇，还是契合，先生终身所倡导和实践的文学与社会、为学与为人、西学与中学、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与“契合”， 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铭记、不断追寻；而他所追求和垂范的开放中见严谨、平易中见深邃、包容中见真诚的治学作风和品格， 正是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最需要的精神和品质。

我在北外读本科时，有幸受教于王佐良先生。1982年春季学期，先生亲自指导我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浅论济慈的诗歌》并给予“A等”成绩。1984年，我在为期三天的研究生笔试通过后，参加了4月上旬在北外举行的研究生选拔面试。记得那天有王佐良、周珏良、丁往道、吴冰等诸位先生在座。我在回答关于浪漫主义诗歌的有关问题时，特意背诵了一段英诗（现在想不起来是布莱克还是华兹华斯了），从几位先生微微颔首的表情里，我意识到，我在数月之后将如愿回到北外校园攻读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

1987年，我从北外硕士毕业，在多种具有时代烙印的择业可能性面前，最终选定去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王佐良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天之骄子、新中国外国语言文学的领路人和奠基者的感召和激励。老清华外文系人才济济，艳压群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续辉煌，重振清华人文和外文，对一个青年学子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1989年春参加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庆时与部分校友合影。左起李赋宁、李相崇、王佐良、方缃、周珏良、许国璋及夫人、牛其新、吴古华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任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期间，时常陪同系主任程慕胜老师一起去王佐良先生在清华中八楼的寓所，请教关于清华外文系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的问题。先生每次都是在他的书房里热情地接待我们，师母徐序老师也总是笑咪咪地用一个精致的小托盘端来茶水和点心，然后安静地坐在一边听先生和我们交谈。那时的我，涉世未深，视野有限，只晓得配合系主任和先生谈工作，很少主动向先生当面或书面请教学术问题，现在每每拿起先生写的那一本本极有见地、思想通透、难以超越的书，联想当年的幼稚和无知，不禁感慨万千，后悔莫及！

1993年前后，我们邀请先生担任清华外文系的客座教授，恰逢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落成，先生非常喜欢报告厅典雅大气，浑然天成的风格，表示愿在报告厅做一场学术讲座。我们非常高兴，很快落实了相关事项。1993年11月16日上午，清华师生有幸耳闻目睹了一代外国文学大师王佐良先生在清华当时最为典雅的讲坛上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那天先生讲的题目是：“Where is Good Prose to be Found？”，那是他最为钟爱的话题之一。其时，先生正沉浸在写就《英国散文的流变》（1992年完成，1996年出版）和《 英国文学史》（1992年完成，1996年出版）这两部标志性著作的喜悦和兴奋之中，能在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新落成的图书馆讲坛上与青年学子们分享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何等的乐事！

1993年1月在北外外文所与英语系联合举办的“英美文学教学系列讲座”期间，王佐良先生（第二排右五）与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与会代表合影

1995年秋至1996年夏，我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国访学，王佐良先生是推荐人之一。1994年春，我在家中接到了先生给我打来的电话，先生对我说，他“一口气看完了”我用英文写的富布赖特学者研究计划，计划的内容和英文都“非常出色”，表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可贵思考和追求”，他愿意“全力推荐”。应该说，富布赖特访学计划是我走向学术成熟期的开端。1999年台湾生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大师系列之（十四）《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就是在康奈尔和哈佛访学期间孕育而成的。后来我凭这本小书于1998年获得了择优晋升教授的机会。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我的赴美访学尚未启程，先生却突然于1995年年初驾鹤西去了。否则，从美国返学归来，该有多少学习心得和学术感悟要向先生汇报和倾诉！

2021年， 清华迎来了110周年校庆， 我在清华工作也已进入第34个年头。 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34年？！即将出版的《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是继2016年在清华和北外举办“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之后的一个夙愿，文集既是对先生的纪念，也是对自己和各位学术前辈和同行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等领域研究先贤成果，接续学术传统，助推薪火相传的一次阶段性小结。

借主编纪念文集的机会，我一遍遍重温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愈发感到“契合”这一先生孜孜追求和践行的学术和人生理念，宛如一根红线，将先生为人为学高度统一的悠悠岁月绝妙地串在了一起。这条红线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从这条红线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前辈大师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的纯粹和伟大，而且进一步体会到外国文学学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兴起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外国文学学科在当下和今后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和现实依据。包括清华外文在内的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在迈进新百年的历史时刻需要反思和总结的一个中心问题，依然是如何“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前辈先贤所开创的学科学术和教育教学航道上，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奋力前行。

从2013年起，由王佐良、李赋宁、杨周翰、陈嘉、范存忠、冯至等老一辈开创的新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和发展，正式拓展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个学科发展方向。纵观王佐良先生一生的学术遗产和辉煌成就，不由得令人发出“一个学者就是一个学科”的感慨！诗人王佐良、文学史家王佐良、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专家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五大学科方向，几乎无所不包、并行不悖。

从上世纪40年代留任西南联大担任助教开始，先生就着眼于中外古今和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和比较。1946年发表的抗战期间英文宣传册《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是先生最早的一篇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发表自己关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术洞见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先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纵横捭阖，如数家珍，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地图描绘得泾渭分明，一清二楚，其中的高峰、高原、平原、低谷一目了然，恰如其分。40年代开始动笔，1980年代成书的比较文学英文论文集取名《论契合》（Degrees of Affinity），可谓由来已久，别有深意。先生在中译本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书中所有文章都围绕一个中心：作家之间，文学之间的契合”。他接着这样写道：

当外国文学的输入解决了本土文学的迫切需求时，本土文学就会应时而动，发生巨变，并同时与外国文学产生契合；而这时的契合就不仅是文学间，也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倘若一种古老的文学与一种新兴的文学相遇一处，前者有着悠久而弹性十足的古典传统，后者又拥有富有创意的美学或激进的意识形态，契合与碰撞就会更加精彩。这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

对先生而言，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是研究的内容，也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更是研究的理想和目标。先生曾率先提出中国古代诗品和文论的发达反映出中国文学史书写在世界的先驱地位；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折射出中国学人的历史性选择和现实需求；文学史的写作需要注重经纬骨架和品种演化；对一名优秀翻译家而言，诗歌不但可译，而且还能促进本国语的诗歌写作；而他关于文学之间、作家之间“契合”关系的思考和研究则为中国和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契合”，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契合”，学术理想与人生追求的高度重合也是“契合”。“契合”二字可谓王佐良先生毕生追求和学术成果的真实写照。透过先生大半个世纪的求学和治学历程，我们清晰无误地看到了诗人与翻译家的契合，文学评论家与文学史家的契合，中国文学家与英国文学家、比较文学家的契合，学者与教育家的契合，直至学术与生命的契合——这种多维度、多视角、多学科和多领域的一以贯之的契合，在中外学界，堪称凤毛麟角，出类拔萃。

无论是写史，还是翻译，不论是写诗还是评论，先生的深刻和晓畅是同时并存、紧密契合的。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表现可谓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日久弥新的积淀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一路踏歌而行，行至永远。

（作者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