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馆主曰】记得去年父亲节时，馆主曾刊发丘成桐先生的大作《怀念父亲》，作为特别礼物，赠给无论身处何境的父亲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坚定忠厚持家，诗书传世的信念，为子孙荫翳出一片崭新天地。

转眼又到今年这一特别的日子，馆主经数学家杨乐院士的授权，特刊发他的夫人黄且圆先生所写的《纪念父亲黄万里先生》，分享给馆友们，祝父亲节快乐。

201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举办黄万里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黄万里教授是清华著名的水利科学家，学养深厚，满腔家国情怀，一生致力国家水利事业，坚守良知捍卫真理。可以扫地扫厕所，但决不能放弃学术尊严。他宁愿一生受辱，也要将真知和真相告诉世人。他为真理而大无畏战斗的光辉一生，为20世纪知识分子矗立起一座丰碑。

作为黄万里教授长女，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长孙女，黄且圆先生代表家属在座谈会上致词，娓娓道来黄万里先生在子女看来，是怎样的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的人。

馆主曾受黄且圆先生之邀，出席了座谈会。会后她将讲话手稿交由馆主保存整理。未料数月后，2012年3月，黄先生因病不治逝世。馆主蒙杨乐院士信任，授权编辑黄先生遗著，2013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学者》一书。今日刊发此文，标题由馆主所拟，黄先生的讲稿内容略有修改。

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在清华大学寓所书房

黄且圆：纪念父亲黄万里先生

父亲黄万里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今年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对于子女来说，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我对他的记忆就像粼粼的波光，只是一段段、一片片地在那里闪耀，倒是别人的回忆、讨论、评价不时地激励着我，把记忆中的片断一点点地连接起来……

三岁左右时，一次父亲拉着我的手在散步，月光洒在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那是父亲在四川三台工作的水利工地，我们家就在工地的边上。父亲边走边对我说：“我刚修好了一座桥，这座桥就用我的名字，叫万里桥。”那时父亲还很年轻，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兴奋不已。但事后我听说，祖父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批评父亲骄傲了，建议此桥从当地地名，命名为高家桥，并给刚出生的妹妹起名“无满”，以示警戒。就在这个工地上，一次日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我家隔壁的院子里。上天保佑，那颗炸弹没爆炸，当大人们惊魂稍定时，看见我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三台的工程结束后，我家又搬回成都。父亲仍经常出差，勘查长江上游诸河流。一次看见父亲乘吉普回来，他满脸都是紫红色的小斑点，那是因流血结成的小伤疤。父亲告诉我们，路遇土匪劫车，开枪射击他乘坐的小车，子弹打在前窗的玻璃上，碎裂的玻璃又刺进他的脸部……这太危险了，万一子弹射中父亲的身体，那又该怎么办！还有一次，母亲带着两个不到四五岁的弟弟，去看望在野外勘测的父亲。回来途径绵阳，那边正发大水，许多灾民堵在河边准备抢渡，母亲好不容易登上最后一班渡轮，算逃过了一劫，而父亲还得坚守岗位。在当时险恶的工作条件下，他仍不忘写文章，像《金沙江道上》等，报道沿河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见诸报端。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父亲应聘在水利部工作，这本是一个“美差”。但不久，水利部派遣他去江西任职。这里地处江南，河流湖泊遍布，是可以大施拳脚的机会，也还算是个美差，父亲甚至已到江西察访，准备履新。可是不久部里认为更需要人考察黄河中上游水情，解决甘肃省的干旱问题，于是又改派父亲到兰州任甘肃省水利局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父亲二话没说，就带着全家奔赴兰州。

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市民的食用水是用牲口架着的木制水车，把黄河水拉往各家，倒入缸中。人们再在缸中加上明矾，等到沙石和赃物沉到缸底，河水变清后方能饮用。就是在市内，也能看到一些小孩子，因为没钱买裤子而光着下身。除了看家犬外，还有许多野狗满街乱窜。那时我只有八九岁，一次，天朦朦亮起身赶早上学，被狗咬了一口，还打过一阵子狂犬病预防针。可是父亲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没有忘记改学水利，服务农民的初衷。他甫一到任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为该省水利工作拟定的方针是：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很实在，绝不搞形象工程。

为勘察地质水文，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到达玉门、安西、敦煌，甚至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等地。现在去这些地方并不困难，但在六十多年前，他得和同事们一起，坐骡车、骑马，甚至经常遇到劫匪。当时，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这是一所职业学校，半工半读不收学费，一方面吸收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也接纳处于困难境地的共产党干部的子女。父亲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同时向为该校师生筹粮，为学生讲演。

父亲所到之处总是充满生气。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在局里，他通常都是亲自授课，编讲义，外加对学员的考核。有一次，他从上海招来一批中专毕业生，对他们最初的培训就是学骑马。看到这一切，我们这些孩子兴奋极了，围着那几匹马又蹦又跳。这些年轻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工程师，甚至是高级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他们中还有人来看望过父亲。局里的京剧票友们自己排演了京剧《苏三起解》，演出时十分热闹。

记得刚到兰州没两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全家去吃羊肉泡馍。他告诉我们，这是兰州最好吃的东西。饭馆的铺面只是一大间屋子，泥土地上放着方桌和窄条凳。端上的食物只是大块大块的肥羊肉煮成的汤，所谓的馍就是死面烙成的饼子。周围的人看起来都是干体力活的；这种东西最当饱，适合干重活的人吃，父亲就是这样说的。父亲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可是我只能勉强喝进几口汤，吃了一小块面饼。羊肉泡馍的确很当饱，我一整天都没再吃下其他东西。

每逢节假日，父亲常带我们外出游玩。到了黄河边，全家分乘两面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也就是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排下，绑上几只全羊皮（去除了羊毛）吹成的气袋而已。羊皮筏子上既无扶手，亦无栏杆，汹涌浑浊的黄河水就在你的身旁，我们随着波浪一上一下地浮动、颠簸，可也有惊无险。

在父母的呵护下，兰州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即使到现在，每当我见到黄河，见到黄河母亲的塑像，见到那满是沟壑的黄色高原和脸上刻着同样深壑的高原老人的形象，心中都充满无限的感动，眼泪甚至会夺眶而出。

1948年黄万里先生在甘肃给水利工程师们讲课

1949年初，父亲感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先把我们送往上海（他料到上海会比西北先被解放），自己出走香港。解放后他又乘香港至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其实，父亲是非常眷恋自己的故乡的。他在羁留北方后写过一首诗《清华园风雨忆江南》，其中有句子曰：“ 苦忆江南欲住难，羁栖北国少娱玩。少时力学图晚成，映水文心盼璀璨。镜里莫悲添白发，书成那得知音唤。案头埋首甘为牛，恐负江山扶枕叹。”江山虽美，可不得辜负她啊！

父亲在上海稍事逗留后，便应东北人民政府之聘，携全家到沈阳的东北水利局任职。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先回母校唐山交大（现西南交大），后经院系调整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了他50多年的教授生涯。他的思想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交大实行了开卷考试。到清华后，他深感自己和工科出身的教师，需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提高，特请了中科院的专家到水文教研室开概率、数理统计课。

到大学后他出差少了，但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变。他著书、写论文，每天工作到深夜。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父母三代同堂的家被塞进一间简易的学生宿舍里。那时大家受到压力，都不敢读书，搞业务了。父亲用书架把一间房子一分为二，一半是他和母亲的卧室，靠窗的一面放着他的书桌。除了到系里打扫卫生，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外，他都雷打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文革后期，父亲可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同时在清华水利系驻三门峡的教学科研基地劳动和接受批判。此时，用他的话说是白天俯首听批，夜晚竭思治黄，对研究工作丝毫不肯放松。正因为他几十年一贯的努力，才能拟定出改建三门峡水库的方案，全面治理黄河的方案等等。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在被迫告别讲台的20多年后，还能给青年教师开出结合水利、水文应用的概率统计课。

父亲只知道坚持科学的真理，不论这真理多么令人难堪。当别人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时，他却说黄河不可能变清，也无必要变清。当别人说在长江三峡上建坝是孙中山先生的宿愿，曾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其发电量可以照亮半个中国等等时，他却屡屡上书中央，高呼三峡高坝永不可修。

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待政治问题也如此。自从戴上右冠之后，他受尽凌辱，但仍心胸坦然。一次他走在清华园里，被一名貌似工友的路人拦住，指着鼻子批判了整整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仅仅对我们说：“如果他说的都是真话，他这样做也是对的。”

我们在家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就是诚实，不可说谎。这个教育实施起来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出了真情，就不会受到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有时我并没说谎，但父母不放心，竟让我白白挨一顿揍。时光荏苒，到我们成年后，位置倒转，我们也可以“训诫”父亲了。

文革后期，母亲就常常让我帮助父亲写检查。那时他对批林批孔运动想不通，便在家中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他更透露给我们：“我见过孔德成（孔子的后裔，1949年后去台湾），你们的外祖父还当过他的老师呢。”我立即告诉他，在会上不可这样说，会引来大祸的，他的回答却是：“我在会上已经交代过啦。”果然，为此他又遭到一次特大的批判。总之，在写检查方面，他从没有接受过我的“帮助”，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父亲至死都是那样天真，像是《皇帝的新衣》中道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而我们年轻的一代，却变得越来越老成、持重和犬儒。这种可悲的逆转，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950年代黄万里先生在清华寓所备课

关于我国的水资源利用，父亲屡屡致信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时代起直到他自己去世。他指出，三峡高坝不可修，主要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一个大坝建在河中，可以反过来影响河床、河流的水势，河流及两岸的地貌和生态等等。高坝的建成，会给国计民生带来极为不利，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影响。他说黄河是一条利河，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了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是全世界最大的由河流淤积而成的三角洲，汉满蒙回各族人民在这里征战、融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甚至愤慨地声言：”说黄河是一条害河，是中国水利界的耻辱。”他认为中国的水资源丰富，所缺的是水量丰富地区的耕地，因此，以淹地换取电力是不可取的……

父亲的看法常与我国水利界主流的意见相左。撇开具体的技术问题和一些人为的因素不谈，这两种意见的出发点和背景就不相同。在父亲看来，人类赖以生存的河流和土地都是大自然的赐予。是大自然，包括阳光、土地、大海、山脉、河流等等，孕育出了人类。所以人类必须适应自然才能生存，人类也必须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近些年来，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污染等等，无一不向人们敲响警钟，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再一次摆到我们的面前。我想，这才是父亲的观点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根本原因。

去年（2010年，馆主注），一个令我们惊喜的消息传来：抗战时期父亲负责修建的涪江航道工程的一部分高家桥历经70年的天灾、人祸都没有倒塌，仍然屹立在那里，成为三台古堰永和堰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关于这座桥，中新社四川网记者兰婧在2009年12月22日的报道中这样说：

“怀着对这古堰的好奇，记者日前来到了永和堰的标志性的工程之一高家桥段。这是地处争胜乡坝南通向新德的一个石拱渡桥。桥体用花岗岩条石砌筑，高50多米，长约150米，宽4米余。由于两岸是滑坡台地，据说施工时用了三万多根青杠树棒（一种很坚实的树木，在水中永不腐烂，常作建材），逐台梯次打桩，编栏护坡。桥中间是渡槽，只两边不足一米宽处可通行人。远远看去，就像两条白色的缎带，搭连在青山绿树之间。走在桥上瞥见石拱下深深的水道，又不免让人心有余悸，只感叹这座出自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之手的杰作，感叹当年工程之精妙雄伟、设计者之独具匠心。

黄万里先生是黄炎培之子，在美国主攻水利工程学，1937年回国后受三台县长郑献徵邀请，设计这座难度极大的渡槽，修成后取名‘万里桥’。黄炎培先生认为不妥，改以地名‘高家桥’，但当地老人仍称它为‘万里桥’。为此黄万里曾赋诗一首以纪念：‘我尝治水涪关道，三载移家到梓州。凿石开河资灌溉，一桥飞若彩虹浮。’”

1981年4月黄万里先生给清华水利系教师和研究生上课

父亲身前曾对我说过，他是公费出国留学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这座桥建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节约资金，因陋就简，使用的是最便宜的建材，先用一段时期，抗战胜利后还可重建。他还高兴地说，节约的钱就算偿还了留学的费用。他所谓的便宜建材大概就是指那种青扛树棒了。

7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了万里桥。它朴实无华，谈不上雄伟，更没有“世界第一”；它的桥拱，就像父亲辛劳一生的脊背，驮着水渠，70年了，它把泊泊江水送往耕田，默默地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农民繁养生息。

万里桥仍然屹立在那里，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黄且圆先生本文手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