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大珩 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所有精密的东西都是用不精密的设备制造出来的。”面对学生嫌弃实验室的设备太简陋、太破旧时，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如是说，“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有一次，王大珩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一块没人要的玻璃。他眼前一亮，当即就举着玻璃左瞧瞧、右看看，卖主心里纳闷，不就是一块玻璃吗？后来，王大珩把这块玻璃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

2021年7月21日是王大珩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至今，他的故事仍在学术界，包括曾留下他重要足迹的大连理工大学的师生中口耳相传。

创系“就这么简单”

把时光的指针拨向上世纪30年代，还在读中学的王大珩常随着研究气象天文学的父亲，观测气象和天文，也因此对科学仪器产生了很大兴趣。

一句父亲的感叹——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让他久久记于心中。

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王大珩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师从世界著名玻璃学家W.E.S.特纳，后留英工作，直到1948年回国。之后，他辗转来到解放不久的大连。

初来大连，王大珩立刻觉得一股春风般的温暖扑面而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前身）。王大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立即被任命为物理系系主任，使命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物理系筹建起来。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王大珩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他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在“家人”面前也就少了几分顾忌。刚被任命为物理系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一股热情，毫无顾忌地闯进时任大连大学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办公室，直通通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

在国外几年，王大珩注意到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地阐述，双眼发亮，最后忍不住双手一拍，大声说了一句：“好！”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许多年后，有人问王大珩提出办应用物理系时领导是怎么答复的？是哪一级会议上研究的？经过多长时间由哪一级批准决定下来的？

王大珩如实回答之后，对方眼睛睁得浑圆，“就这么简单？”

王大珩后来回忆，“那时候，不管我们提什么建议，只要合理可行，就一定会被采纳。”

提出“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大连大学工学院的底子是关东工业专科学校，是一所中专，只留下几件中专物理教学使用的示教器材，基本用不上。购买器材，一则资金不够，二则即便有钱，在刚解放的大连也买不着，当时关内战火连天，大连与内陆交通几乎完全中断。

“事在人为！”王大珩坚定地对大家说。

大连理工大学退休教授徐庚武回忆起王大珩给他们讲过的一件往事。王大珩是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读书的时候，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叶企孙先生常说，“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王大珩和同学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这是王大珩在清华教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经验，也是清华物理系一个独特的传统。

在全系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了这样一番道理：“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看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要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学人员要想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制造仪器设备，在制造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学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凭借着这股干劲儿，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大连大学工学院应用物理系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开始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建设实验室的工作。

一到星期天，王大珩就拉着身边的人去“西岗破烂市场”转悠，淘宝似的挨个摊子走，一样样东西盯着瞧。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瞧着了——在一个老头的破烂堆里，王大珩竟然“淘”出来一块旧秒表。这是做物理实验最紧要的东西，王大珩正愁没处去淘弄呢！

去的次数多了他才发现，破烂市场里的宝贝还真不少：一台快散架的旧天平，经过一番修整后一测，还挺精确的。几个旧望远镜筒，回去拆修零件就能用。最得意的是，有一次竟在破烂摊上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当时，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王大珩没花几个钱就给买下来了。

同期最大的物理实验室

王大珩把实验室建设当作创系的重要工作，亲自来抓。他自己动手，领导教师和实验人员修复旧的仪器设备，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

有一次，他从土木系和旧货摊上弄来两个破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如获至宝。在机械工厂师傅的帮助下，他们做出了两台精度很高的分光仪。后来，他们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检流计及黏滞系数测定仪等多种仪器。这样，他们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同时容纳130人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装配了一个能容纳150多人的物理示教用的阶梯教室。这就保证了全校580多名学生2至3人编成一个小组，每周做一次实验，一学期共做30个实验。

这个被大家戏称是用破烂市场武装起来的物理实验室，在极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与国内同期高校的设施相比，其规模是最大的。

回忆起这段经历，大连理工大学退休教授郭永江表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大珩做起事来的急劲儿和认真劲儿。”

大连理工大学南院的136教室，是全校最好的阶梯教室之一。这个教室是当年王大珩亲自设计的。按理说，应用物理系只要提出修建阶梯教室的总体要求就行，具体施工应由总务部门负责。但王大珩却偏要拉着郭永江到现场看。“他亲自拿皮尺测量讲台到第一排座位之间最合适的距离，量每排之间的宽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教室的梯度、声音、光线。136教室建成后，距离适度、大而不散，声音效果和光线合适，教师们争着把自己的课安排在136教室。”对于这段往事，郭永江记忆犹新。

平日看着严肃、但生活中随和的王大珩还给学生们留下温馨的一幕。

那是一个八月十五的联欢会上，王大珩给学生们唱了一首《两只老虎》。“王老师在前面唱，物理系的师生在下面跳。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真奇怪，真奇怪。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呀，就甭提了。”徐庚武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