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郑哲敏用简洁优雅的数学语言概括出爆炸的规律，被人们称为“驯服”炸药的人。

8年前，2013年1月，郑哲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有记者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他开玩笑说：“我已经做好随时走人的打算了。”如今，他真的走了。

8月25日3时43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与世长辞，享年97岁。

中科院力学所原副所长李和娣是郑哲敏的晚辈、助手，如今也已过70岁了。她听到郑哲敏去世的消息后，深感悲恸，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郑先生90多岁依然每天很早起床，步行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就觉得坐在办公室心情好，也有精神，是一种享受。他平时用电脑、智能手机很灵光的。”

有媒体统计，人们今年已痛别20位院士，很多是所在学术领域的开创者，而郑哲敏是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

提起爆炸，人们往往想起它的威力、破坏性，而郑哲敏用简洁优雅的数学语言概括出爆炸的规律。钱学森欣喜地将这个新学科命名为“爆炸力学”，郑哲敏被人们称为“驯服”炸药的人。

做了20年噩梦

郑哲敏的父亲郑章斐出生在浙江宁波农村，家境贫寒，儿时以放牛为生，读过一点书。15岁时，郑章斐去了上海，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边学手艺，边学会计和英语。4年后，郑章斐已是著名钟表品牌亨得利的合伙人，还成了家。之后，他携家人到山东，在济南、青岛开办了亨得利分号。

这名成功的商人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像很多有钱人那样娶小老婆，朋友也多是医生或大学教授。良好的家庭环境为郑哲敏与家中兄妹的成长打下了基础。

1924年10月2日，郑哲敏出生于济南，排行老三，是家中次子。1928年，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在济南杀害中国官民1万余人，制造了“五三惨案”。

“我上街看地上有好多子弹壳，小孩嘛，好奇，就去捡。旁边有个日本哨兵拿着步枪就来撵我，枪上还有刺刀，吓得我撒腿就跑。”郑哲敏回忆说。之后的20年，郑哲敏晚上经常做噩梦，梦里总离不开刺刀、逃跑。

儿时的郑哲敏很调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济南的大街上有很多人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看到这一幕后，郑哲敏也带着弟弟妹妹举着旗在自家院子里游行，还恶作剧地围着父亲钟表店里的一位师傅转圈，并把一盆水倒在了那位师傅的床上。父亲得知后大怒，用绳子把郑哲敏捆了起来——父亲是在告诉他：自家店里的工人不可以随便欺负。随后，父亲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商人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你长大了不要经商，要好好念书，学点本事。”望着新盖的很气派的门店，郑哲敏暗下决心：“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像父亲一样做到最好。”

1937年郑章斐到成都，在春熙路开了家钟表店。第二年春节过后，叔叔带着郑维敏、郑哲敏兄弟俩来到成都。尽管是大后方，日本的飞机仍不时来轰炸。有一次，老师问郑哲敏以后想干什么，他答：“一个是当飞行员打日本人，一个是当工程师工业救国。”儿时的噩梦依旧伴随着他，但他已把害怕化为发奋自强。

初到成都时，郑哲敏是插班生，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再加上听不懂四川话，又因头痛休学半年，所以功课落下很多，他只能更加努力。郑哲敏喜欢英语，参加了学校英文社团，时常看美国电影，还自学英文版《欧几里得几何》。

一次英语课上，老师让郑哲敏比较sing（唱歌）和thing（事物）的发音，结果他读了几次，老师都说不对。这也难怪，郑哲敏最初讲山东话，后来讲四川话，再后来说普通话，汉语发音都不标准。但他不服气，连走路都在练习，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音。为了激励自己，他还为每门课另备一本英文教材。

师从钱伟长和钱学森

1943年，郑哲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哥哥郑维敏前一年考上了这所大学。“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学什么我学什么。到了第二年，我哥哥说，咱们兄弟俩别学一样的，分开学吧。所以我就改选了，从电机系改到了机械系。”郑哲敏说。

郑维敏后来也成为我国的著名科学家，是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创办者，央行原行长周小川的博士生导师。

当年到昆明报到时，郑哲敏是坐着飞机去的，有这种经济实力的学生并不多见。可学校则是另一番景象：校长梅贻琦和很多教授都穿得破破烂烂，学生们在茅草房里上课。但老师认真教课以及活跃自由的学术氛围，给郑哲敏留下深刻印象。

1946年，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这一年，钱伟长从美国归来，在清华大学教近代力学，郑哲敏成了他第一批学生。“钱先生的课很吸引我们，他是我的启蒙老师。”郑哲敏说。在钱伟长的影响下，郑哲敏的研究方向转向力学，毕业后还给钱伟长做起了助教。

1947年冬，郑哲敏（左一）与同届留校的电机系助教等人在宿舍外合影。右二是其兄长郑维敏。

1948年，国际扶轮社向中国提供出国留学奖学金，全国只有一个名额，郑哲敏获得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梅贻琦、教授钱伟长以及清华大学教务长、英语系主任、机械系主任等多人推荐。钱伟长在推荐信中写道：“郑哲敏是几个班里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不仅天资聪颖、思路开阔、富于创新，而且工作努力，尽职尽责。他已接受了工程科学领域的实际和理论训练。给他几年更高层次的深造，他将成为应用科学领域的出色科学工作者。”获得奖学金名额后，郑哲敏选择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

仅用一年时间，郑哲敏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952年，他又获得应用力学与数学博士学位，而导师正是长他13岁的钱学森。与他一同就读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吴耀祖说，数学课上有比较难的题，郑哲敏总被老师请上台讲解。吴耀祖开玩笑说：“别人做不出来，郑哲敏总是能做出来，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哲’有‘敏’？”

在临近博士毕业时，郑哲敏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项科研。美国哥伦比亚河上有个水库，名叫罗斯福湖，湖两侧是高出水面100多米的高原。美国人想用水库的水浇灌高原上的土地，为此架起了12根直径近4米的水管，但建好后，水管震动非常强烈，根本不能运行。工程方找到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完情况后教授问身边的郑哲敏：“你能不能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郑哲敏点头答应了。经过计算，他给出了解决办法——消除水管和水泵的共振。此后几十年，这些巨大的输水管持续正常运行。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郑哲敏陷入困顿。美国移民局不仅扣下他的护照，还以“非法居留”的罪名把他关起来。幸亏好友冯元祯（著名生物工程学家、生物力学之父）花1000美元把他保释出来。

没有身份证明，又不能离境，郑哲敏只能在学校当临时工，生活很拮据。有人给郑哲敏支招，让他找水坝工程方再去要些钱，因为郑哲敏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只得到区区400美元，但郑哲敏没那么做。“他就是一个做学问的，没有那么多花花点子。”郑哲敏的学生、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丁雁生和《环球人物》记者谈及导师的往事，感慨良多。

1955年，郑哲敏离美回国前的照片。

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1955年2月，郑哲敏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钱先生（钱学森）请我到他家吃饭。钱先生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研究的问题也不一定能马上用得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8个月后，钱学森也回国了，并于第二年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该所首批科研人员。

1960年秋天，中科院力学所篮球场上围了一群科研人员，一个小型爆炸实验正在进行。砰的一声，一块手掌大小的铁板被雷管炸成一个规整的小碗。郑哲敏在解释这个小碗的成形时说：“在铁板上面放上雷管，雷管周围放好水，密封好，爆炸时水受到挤压，进而把铁板挤压成想要的形状。”钱学森兴奋地说：“可不要小看这个碗，我们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就这样，一个新兴的专业诞生了，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带头人就是郑哲敏。

上世纪60年代初，“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加工工艺落后，很多形状特殊的火箭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而郑哲敏的任务就是用爆炸成形的方法制作火箭零部件。“火箭上零件比较大，但是很薄。做这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压机，但是我们国家当时没那条件，所以作为应急的一种东西，爆炸成形的办法是不错的。”

70年代初，珍宝岛事件后，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郑哲敏参加穿破甲机理研究。在兵科院大力支持下，他提出用模拟弹打钢板的办法研究炮弹打装甲的规律，通过大量合作实验和分析计算，最终使弹药能在规定距离内打透相应厚度的装甲，也提高了我军装甲的抵抗能力。

1978年，郑哲敏（右二）与科技人员讨论工作。

爆炸虽然在军事上更多见，但郑哲敏也可让它在民用工业发挥作用。许多设备需要焊接铜板和钢板，由于材质不同，焊接工人束手无策，他领导研究爆炸焊接，使不同材质的金属板成功粘合；针对煤矿瓦斯突出事故，他从力学角度分析资料，组织实验和井下观察，为判断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提供基础理论；他还用爆炸方法解决了海底淤泥问题，爆炸处理水下软基技术纳入了国家规范……对此，郑哲敏说：“我就是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不过，据郑哲敏介绍，爆炸力学在很多领域都是过渡性学科，现在我国有大型水压机了，爆炸成形技术也就被替代了。但他并没闲着，又转到了新的研究领域——天然气水合物，即可燃冰。

多年前，郑哲敏曾对他的学生们说：“不能给工业部门打小工。”对此，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白以龙是这样理解的：“科学院的工作要走在国家需要的前边。等到工业部门可以自己处理问题时，科学院必须已经往前走了，而不是跟他们抢饭碗、抢成果。”

在郑哲敏看来，他的责任远不止解决这些科学问题，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科学的繁荣孕育于自由交流和碰撞之中。”为了加强中国力学界与国外交流，1988年，郑哲敏开始为申办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世界力学大会奔波。2008年，84岁的他带着氧气瓶登上飞机，继续为这一目标努力。2012年，4年一度的世界力学大会在北京举办，郑哲敏已经为此奔波了24年。

最后的时光

就在8年前“做好随时走人打算时”，89岁的郑哲敏还说道：“我已是风烛残年，还是想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继续搞科研。

这位慈祥平和的老人，在学生眼里是严厉的。他的博士生很少能按期毕业，有的甚至需要七八年。郑哲敏的学生、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地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对此，郑哲敏的解释是：“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科研人员别想着发财的事，但只要给他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一定会好好干。不要刺激他们，用各种名利吊他们的胃口。现在很多科学家天天算的就是工资多少绩效多少，每天操这个心，像无头苍蝇一样，这就不可能想大事、想长远的事。”

2012年3月，郑哲敏在中科院力学所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

对年轻人，他又满怀期待。李和娣说，前几年，有一位主持某个项目的老院士遇到了疑难问题，要委托“老郑”解决，郑哲敏很快发现了之前失误的地方，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委托方很高兴，就请郑哲敏去做报告，传授经验。“人家本来是请他一个人去的，结果他讲完了，还让几个年轻的学生也讲一讲，给他们机会。”

2019年，郑哲敏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常常进出医院。即使后来长期住院了，他也常叫人来汇报工作。2020年10月2日，是郑哲敏的生日。他的同事们在一个微信群里纷纷留言“祝你生日快乐”。郑哲敏并不在群里，可是人们就当他在。李和娣把群里大家的祝福转发给郑哲敏。郑哲敏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偷偷给李和娣回了个电话，说一些感谢大家的话。结果被护士发现，受到了批评，因为此时医生为他的健康着想，严格限制他使用手机。过了一阵，他又偷偷给李和娣发了一条微信：“谢谢！哲敏。”这也是他给李和娣发的最后一条微信。

今年7月，医院不让探视了。后来，几个年轻人还是来到医院，抓住郑哲敏转病房的瞬间，在走廊门口远远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也是在告诉他：您的事业后继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