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省嵩县伊河中游的陆浑水库,是河南省的大型水库之一,她每年都有效地缓解了黄河洪峰的压力,灌溉着洛阳、郑州、平顶山三市六县20多万顷农田,每年都在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多少年来,黄河水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建国后,党和政府决心治理黄河,兴利除弊,为民造福。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发出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为配合根治黄河水患,上级决定在黄河的支流伊河上建陆浑水库。当时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兴建陆浑水库的伟大工程便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拉开了序幕。年轻的共产党员杨予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到陆浑水库建设大军中的。
杨予九烈士
杨予九(1938-1963),中共党员,1938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的一个风光秀丽的小村庄。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的父亲在新四军的队伍里同日寇浴血奋战。他随着母亲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苦难的童年,在杨予九的心田播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也磨砺了他坚毅无畏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杨予九背起书包走进了学堂。195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成为共和国最高学府的一名学子。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在自己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省吃俭用接济更困难的同学。他曾在系团委、校团委宣传部担任社会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1月,杨予九大学毕业了。他身上罩着“团委干部、共产党员、清华学子、高干子弟”等诱人的光环。在当时人才极度匮乏的时期,他要留在大城市找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易如反掌。然而,他却坚决请求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根据他的志愿,将他分配到水电部水利水电施工研究所。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奔走在基层和野外,工作流动性大,生活条件艰苦。杨予九到研究所一报到,就来到陆浑工地,义无反顾地成为施工大军中的一员。离开北京前,杨予九写了一首题为《出征》的诗:
新兵上前线,波涛万般情。
战友最留恋,告别北京城。
战士望打仗,未来更引人。
不畏劳和苦,红专在陆浑。
水303班毕业留念。左起,第一排:杨予九、王天怡、罗学农、郁琼华、张三戒、刘俊,第二排:周申一、王士强、刘振启、候宏才、黄月清、桂业坤、王家柱,第三排:曹一鸣、王兴权、曲文新、林宗兴、刘振兴、曹文虎
建水库时,正是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处缺粮,城市口粮每人每月25斤,农村食堂标准更低,每人每月不到15斤,还要挤出粮食、红薯干往水库工地送。工地比农村食堂条件好一些,早饭四两玉米面虚糕,配上一碗照见人影的稀饭,午餐是一个半斤粮的花卷馍带半瓢面汤,晚餐是四两面的糊涂面条。这对一个重体力劳动者来说根本填不饱肚子,还经常发生供应不上的时候。民工们下班后,有的到山坡上采野果,有的拔些蒲公英之类的野菜充饥。修建水库最后阶段,由于长时间劳累疲乏,加上营养不足,部分大龄民工眼睛发红,面色黑黄,嘴角溃烂,身体消瘦,有的还得了肤肿病。然而,工程建设仍在持续。
杨予九告别大都市,来到陆浑水库建设工地,从事施工试验有关技术工作,投入到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牢记自己的诺言,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掏槽爆破和深孔爆破技术,反复实验实践,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不顾自身安危,钻进洞中,分析爆破施工情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主持编写了《岩石震动破坏理论研究报告》,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
1963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写完了《岩石震动破坏》的研究报告,如果能成功,那是一套比较新的理论。”
那年的3月4日深夜,春寒料峭,劳累了一天的杨予九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工地上发生了火灾。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奋不顾身地冲向失火现场,带领大家奋力扑灭了大火,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1963年8月3日,杨予九在陆浑水库泄洪洞进行第十一次掏槽爆破试验。当时,正是农历的五黄六月天,空气潮湿闷热,野外像一座大蒸笼。助手劝他说:“天太热,凉快再干吧。”他果断地说:“试验一天也不能推迟,早一天试验成功,工程就会早一天加快进度!”实验现场,杨予九在精心地指挥着施工人员。布孔、装药、点火、每个步骤都规范而有序。随着一声声巨响,杨予九紧锁的眉头会舒展开来:试验成功了!杨予九关心的是爆破的效果如何,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采集第一手资料。不料在他赶到现场收集数据时,一眼哑炮突然爆炸,杨予九当场牺牲。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了25岁,永远地留在了陆浑这片热土上。
杨予九牺牲后,在商议安葬地点时,他的父亲深情地说:“毛主席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不用马革裹尸还,我的儿子,就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吧!”遵照杨予九父亲的意愿,将杨予九安葬在陆浑这片土地上。
杨予九放弃都市生活,要求到施工条件十分艰苦的陆浑水库工地,直到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这正是一名普通共产党的爱国情怀。
人民不会忘记英雄,1967年2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批准杨予九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