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总结对父亲的感觉时，朱光亚的儿子朱明远很坦率地提到两个词“敬仰”和“神圣”。“我父亲一生平平稳稳的，好像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可说。但是我后来想，研制核武器这么大的一个事儿，让他干得平平稳稳的，就是最圆满的结果。”

朱光亚

西南联大“五大才子”之一

早年朱光亚曾计划服从社会主流需要，报考机械专业，临考时他却得了“打摆子”（疟疾），错过了招录。后来不得已才投向了他的“真爱”——物理学，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

1942年，他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1年以后，偶遇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吴有训来中央大学讲学。吴有训邀请朱光亚去西南联大，朱光亚欣然应试并顺利考入该校。在那里，朱光亚师从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众多名师学习。有一次，朱物华教授的无线电学考试题目很难，有人还担心考不及格，结果有个人居然考了100分，那个人就是朱光亚。

翻译家许渊冲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当年西南联大流行的“五大才子”：“湖北朱、安徽杨，外加许二王，理工文法五堵墙”，“湖北朱”指的就是朱光亚。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6月21日，朱光亚（前排左一）在重庆合川崇敬中学与同学的合影

他的作业本可以作为课本出售

认识朱光亚的人，对他最深刻而一致的印象就是“严谨”。

他中学时期的物理老师魏荣爵曾回忆说：“朱光亚的物理作业书写规范，非常整洁，可以拿到书店作为物理课本。”

朱光亚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孙本旺是数学系助教，据孙本旺的女儿回忆：“父亲曾说朱光亚当年的考卷，连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想扣掉一分都很难。”

朱光亚的夫人许慧君曾回忆，在美国留学期间，由于朱光亚一贯考试卷面干净、答题准确，教授赞叹看他的考卷“是一种享受”。

院士徐銤在清华工程物理系读书时，曾上过朱光亚两个学期的课，后来他回忆说：“朱先生讲课相当细致……同学们上课光是看朱老师的板书就心花怒放。”

朱光亚任工程院副院长时，朱明远去过一次。父亲的几个秘书跟朱明远“吐槽”：“我的天，朱院长批文件连标点符号都改！”

“如果谁写的文件没有被父亲改过，那个人就会觉得那是得到了极大认可，特得意。但这样的情况很少。”朱明远说。

至今，有些当年的同事还保存着朱光亚批文件的手迹作为纪念。

1948年朱光亚在美国

四季衣服按卡片信息存取

对于父亲的严谨和细致，朱明远在日常生活中也深有体会：“父亲不爱说话，但是做任何事都很有条理。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人所有的衣服，四季轮换时，过季的要收到箱子里。谁的衣服、什么季节的、放在哪个箱子里，父亲都一拿一个准，从不会乱。因为他在每个箱子上都会留一张卡片，上面登记了人名、季节、件数等，一目了然。”

朱光亚平常总有个大本子，大事小事都要记，家里人用公家的车办私事，谁用的，去了哪里，他都详细记下来，到月底，他会让秘书按照记录去管理部门交钱。每天早上上班前，他都会抄一下电表。

朱光亚不仅工作生活极有条理，记忆力也极好。有一次，他在外面开会，临时让秘书帮他回家取一份文件，文件在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他说得清清楚楚。

“小时候，父亲在家里的办公抽屉里放着好多办公用品，其中有些挺漂亮的铅笔，有时我们的铅笔用完了，就想趁他不注意从他抽屉里顺一根走。他马上就会发现，询问我们谁拿了？我们只能不打自招。”

1947年，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时与李政道（左）和杨振宁（中）的合影

三进三出北大，每一次“出”都和中国核武器有关

朱明远为父亲的一生总结了一个三进三出北大的“段子”。

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算是朱光亚第一次进北大（北大是汇合成西南联大的三校之一）。

第一次出北大是1946年，朱光亚与李政道等几位从西南联大选出来的数理化精英，在华罗庚的带领下奔赴美国，去学习原子能技术，不料遭到美国政府拒绝。几位青年学子不得不就地解散，朱光亚就去了他恩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学习核物理专业。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朱光亚欢欣鼓舞，与其他几位同学组织成立留美中国学生科学协会，通过召开座谈会、编写《赶快回国歌》、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等，动员大家回国效力。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发表，他也抢在美国对华施行全面封锁前自筹经费，于1950年2月回到祖国。

回国后朱光亚第二次进入北大，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教书，为国家培养物理人才，同时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

1952年4月，他作为英文翻译和核观察员奔赴朝鲜板门店参与停战谈判。这是他第二次出北大。

1955年，朱光亚奉命第三次进入北大，与胡济民等一起组建我国第一个核科技高等教育基地——物理研究室（北大技术物理系前身），为国家培养原子能专业人才。两年后，他又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核反应堆研究工作。

“这是父亲第三次出北大，这三进三出，都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密切相关。之后父亲就在我国研制核武器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从第一次‘出’到第三次‘出’，经历了11年。”朱明远说，“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他这辈子主要就干了这一件事。”

朱光亚（左）与彭桓武（右）交谈

谈判桌上与美国佬较量过

1952年4月，在北大任教的朱光亚临时被国家抽调为高级翻译人员派到朝鲜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但多年后朱明远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那次朱光亚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去观察美国是否在朝鲜战场使用了原子武器。

“我在上世纪80年代碰到我父亲在北大物理系的同事沈克奇，他告诉了我当时我父亲去执行这个秘密使命。但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朱明远说，“他抽烟喝酒的习惯就是在那次谈判中养成的。”

前后在朝鲜待了约一年，这番经历，给这位大学教授镌刻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去东北人民大学就职时，他刚从朝鲜回来不久，当时负责去火车站接他的人回忆说，朱光亚“穿着一身志愿军的黄色军服，脚上穿着黄色军靴”。

几年后，已经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朱光亚仍然穿着去朝鲜时发的军大衣。秘书好奇地问起来，朱光亚说：“我曾经是志愿军的一员，参加过停战谈判，当过英文翻译，在谈判桌前面对面跟美国佬较量过。”十多年后，穿着同一件大衣，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仍然兴致勃勃地这么解释。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从左至右）张爱萍、朱光亚、刘西尧、李觉、吴际霖欢迎参试人员凯旋归来。

神秘的父亲

有那么几年，朱明远感觉到父亲出差频繁起来，目的地不是青海就是新疆。最令他感觉奇怪的是，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收拾东西，其中有一张工作证，名字写着朱冬生，职务是青海国营综合机械厂副厂长，贴的却是朱光亚的照片。“后来我才明白，朱冬生是父亲的化名，父亲是冬天出生的。当时就觉得父亲跟个特务似的。”

“父亲搞原子弹，是我猜出来的。”朱明远说，“有一次，一个院的小伙伴们在一起聊天，当聊到每次核试验，各家的爸妈都在出差，而且都是去西北时，我们就猜到了。大家都没有说什么，但是感觉很神秘。”

朱明远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大概是郭永怀飞机失事的第三天，九院科技处的一个人来敲我们家门，手里拿了两包东西，说是我父亲托郭永怀从青海带回来的，一包毛线和一小包钱，钱是父亲当时在青海领的两个月的工资。”

从活泼到缄默，工作使他“像换了个人”

有一次朱明远问大姑：“为什么我父亲总不爱说话？”大姑说：“你爸小时候可不这样儿，那时候他可爱说话了，亲戚邻居都很喜欢他。后来我去北京看他，他就像换了个人，不咋爱说了，几个人聊天，他就只听别人说，偶尔笑笑、点点头。”

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朱光亚是活跃的，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时，他与几位同学一起发起成立“真善美”小组，彼此相互激励。当年的“真善美”小组成员后来有4位都成了院士。

那时的朱光亚还很喜好音乐，并与另外三位同学成立了四重唱小组。在西南联大读书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时，他都是校合唱队的成员。那时期，他和同学泛舟、草坪聚会、唱歌、讲演，留下了很多照片，他是中国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回国时，他带回了近百张古典音乐唱片，一到周末闲暇就会放几张听。

在北大任教时，朱光亚还经常和学生打篮球，球技惹人注目，还被人误认为是刚入学的研究生。

“父亲是个缄默的人，不爱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对时事什么的都不做评价，不喜欢表态。”朱明远说。他试着理解父亲的缄默：“可能因为工作性质改变了，由此也改变了他的性格。一个是工作需要保密，不能乱说，另一个是他的职务是在技术上拍板，关系重大，不能随便表态。李政道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过，当年搞核武器的这群人，每一个都是帅，朱光亚作为‘众帅之帅’能让这群人配合得这么好，挺难得的。”

朱光亚的酒量很大，他晚年跟朱明远说，自己一辈子只喝醉过一次，就是在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晚上。那天，他从早上起床没吃东西就开始忙碌，一直忙到晚上开庆功宴，空腹大碗喝酒，一下子就醉了。

朱光亚在中国工程院办公室

他从来不抱怨，从不表达失望

在北大任教时，朱光亚曾出版论著《原子能与原子武器》，书中就曾畅想过未来利用核能发电的图景。1971年，他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从核电技术探索、调查论证到选址、堆型的选择等，他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1977年，在参加大亚湾核电站筹备工作时，关于是用进口还是搞国产的问题，一向低调缄默的朱光亚，竟然一反常态，与主管该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发生了争论，朱光亚极力主张即使是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也应该自主建设，他坚信，把核武器都能独立研制出来的中国，凭国内的技术和人才力量，也一定能在核电技术上取得突破。

最后大亚湾仍然采用了法国的核电技术。但朱明远说：“我父亲从来不抱怨，不表达失望，如果不满意，他只会积极解决问题，努力往前走，他会觉得即使有些问题我们现在不能解决，以后总会有人去把它解决掉。他是这种实干型的人，科学家就应该是这样的。”

儿子考上研究生，买一条新裤子做奖励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学业被荒置了10年、仅有小学文化基础的朱明远心里有点儿没底。邓稼先等人作为家长，都在操心子女的高考大事，此时的朱光亚展现了一个父亲的“绝技”——亲手为儿子编写复习大纲。

“当时父亲负责我的物理、数学，他把初中、高中6年的物理和数学知识手写成了一份份复习提纲，好多本，每本十几页，内容很精炼。”

填报专业的时候，朱明远也想选物理，立即被父亲否决：“你不适合学物理，你数学还可以。”原因是：“有一次父亲出了一道物理题让我做，我很快就正确做出来了。他又给我一道题，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做出来。他说这道题跟刚才那道题是一个物理概念，你那道题会做，这道题却做不出来，说明你没真正搞明白物理概念，你是在用数学的东西硬套。”

当时朱明远已经二十四岁了，学数学已然没有年龄优势。朱光亚有前瞻性地提出建议：“你学计算机软件吧。”就这样，朱明远成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软件专业的第一批学生。

大四上学期，朱明远跟比他高一届的学生一起报考了中科院计算机所研究生，还考入了出国留学班。“父亲十分高兴，当即上街给我买了一条新裤子作为奖励。”

1952年，朱光亚与夫人许慧君在北京大学

在父亲眼中，我就是个“马大哈”

朱明远参加工作后，要为一些重要机器编写软件，更加理解了父亲在工作中保持严谨习惯的重要性：“一旦出错了，机器可能会出事故，甚至造成灾难。”

但父亲的严谨与认真，当儿子的似乎永远也不可企及。

“我曾在航空工业部宣传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要校对很多文件，同事都说我非常仔细，凡是我校对过的内容，他们都很放心。但我在家里经常被父亲批评‘马大哈’。”说到这儿，朱明远有点心情复杂地笑起来。

其实，五十多岁的时候，朱明远就已经释然：“朱光亚就是朱光亚，别人就是别人，我们应该努力以他为榜样，但不一定非要苛求成为他。”

得罪归得罪，采访绝对不行

朱光亚很喜欢杜甫的一句诗“细推物理需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他还把这句诗送给李政道。在朱光亚80岁生日时，李政道又拿此句回赠他。

家乡建公园选名字想以他为名头，他执意拒绝，换成了其他名字。

当年一位新华社记者为了报道已经重病的邓稼先而采访朱光亚时，他欣然接受。最后这位记者写的文章传遍全国，引起轰动。但他又去采访朱光亚本人时，却被朱光亚接连拒绝了几次，最终也没能采成。后来朱光亚有点过意不去地跟家人说：“我可把这位大记者得罪了。但是，得罪归得罪，采访绝对不行。”

还有一次，一个人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因为用了一点儿文学夸张的手法，被朱光亚叫到家里批评了一顿。

这些小事，正是朱光亚严谨一生“醉心物理，无意浮名”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