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离休干部、74年党龄老党员黄大用同志

黄大用，原名何祚融，1925年出生于上海。1943年2月考入西南联大，同年7月保送至清华大学电机系。1945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是西南联大立碑纪念的834名抗战学生之一。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参与反美抗暴游行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7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参加天津解放的接管工作，1956年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5年离休。201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9年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1年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乱世飘摇中的家国情怀

据上海女作家宋路霞著作《上海滩豪门望族》记载，黄大用的家族是当时上海十大豪门家族之一。他的高祖在清代是从二品官员江苏布政使，曾祖父是扬州何园（寄啸山庄）园主，祖父是清光绪庚寅科二甲第六名进士、翰林。

高祖何俊是清道光年间三甲第一名进士点翰林，最初在工部管理河道水利，曾因协助林则徐办妥“祥符大工”（奋战八个月，解除了黄河决堤造成开封被洪水围困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后逐步升任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

扬州何园（寄啸山庄）

曾祖何维键在湖北任汉口道台兼管江汉关海关，曾与英国驻汉口领事进行斗争以维护国家主权，后因不满清廷屈从洋人而辞官隐退，以盐票经商聚资在扬州扩建园林，取陶渊明“倚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诗意，取名“寄啸山庄”（现称何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公园之一、国家AAAA级风景园林），寄托自己对清廷的不满之情。在扬州奉母十八年后，1901年又受姻亲张之洞主张“洋务运动”影响，投资沪上金融、实业、教育事业等，走上了一条从封建绅商向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转型的道路。

祖父何声灏中进士点翰林后，同高祖一道被誉为“祖孙翰林”。民国时期原在上海，后于 1935年率子孙迁回扬州“寄啸山庄”居住，何祚融时年十岁，也随家居住在寄啸山庄。

百年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旧中国的封建王朝，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停滞。在何祚融幼时于上海读书的年代，外滩的公园门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

何祚融兄弟几人自幼就熟知“班超投笔从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抵抗清兵”等典故，何祚融小学四年级时便与哥哥一起谒拜古代爱国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从小学起兄弟几人就在心中埋下了报效国家的种子。

何家兄弟

1937年11月日寇在淞沪战争后侵占上海，继续向南京、扬州等地进攻。时已74岁的祖父何声灏率全家分批离开扬州逃难，包括嫡孙何祚融与外孙女王承书（后为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浓缩铀提取技术总负责人）。何祚融也由此开始了一生曲折而不凡的经历。

逃难的苦痛记忆深深地烙印在12岁的何祚融脑海里，八十多年至今不曾忘记。据他回忆，逃难的路途十分凶险，由扬州到武汉，二十余人乘一叶孤舟在湍急的长江上划行，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幸好上天眷顾，遇到一艘轮船，苦苦哀求之下，一家人才得以搭上轮船，挤在装草料的船舱内，几经周折到达武汉。在汉口又遇见日军飞机轰炸，前后两条街都被炸了，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在汉口暂住了八个月。

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十六岁的二哥何祚熙（后来是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瞒住家里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的战时干部训练团，被录取参军，志在抗日报国。临别之际，他才告诉祖父和父亲，两位长辈念其年龄尚小，百般劝阻，二哥说：“你们从小就给我们讲投笔从戎、精忠报国、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在眼看日寇侵华却不让我走，我做不到！”当年何祚融才十二岁，这件事，对他触动极深，每每忆及，泣不成声。

山河破碎寻找报国路

二哥离家五个月后，日军占领了武汉，何家老小再逃到广西桂林，在桂林待了三个月，日军频繁轰炸桂林，十二月由桂林到达广东湛江，由湛江乘坐一艘运猪的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船往上海，租住在上海租界，结束了一年的逃难之旅。

在上海，何祚融入读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因连年颠沛流离从未学过英语，刚开始作业只得32分，到学年结束，勤学的何祚融英语竟然达到90多分。1941年初中毕业，就在这一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被强制停课，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愈发强烈。何祚融心中愤懑又徒唤奈何。

黄大用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何祚融一心想要报国，于是想到了二哥，他给二哥写了封信，信中说道：“现在我的岁数已经和你离开家时一样了，小鸟要展翅，不能一直呆在笼子里。”碍于环境，他不能明言，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不愿受日军统治急于报国又报国无门的心情。二哥收到信，很快就回信支持弟弟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决定效仿二哥离家出走，寻求报国之路。当时正值战乱，十七岁的少年独自从敌占区的东南沿海辗转到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要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七八个省，穿越半个中国，历时五十多天，还要通过中日军事对峙的封锁线，但他就这样一直坚持着往昆明去，他相信到了大后方，一定有机会能够实现报国的理想。

一腔热血投笔从戎

1943年，何祚融在昆明正好赶上西南联大招生。因为时局需要，考试比较重视英语，考题要求是写关于“家”的作文，写成之后，要求翻译成英文，这正好与何祚融的身世经历相符，且英语又是他的强项，因此顺利地通过考试，成为西南联大的学子。

1944年，日军又发动豫湘桂战役，战火烧到了昆明的边缘。西南联大的学生贴出大字报，希望能够为国家献出一份力量，要求从军。他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也在思考如何保家卫国，正在这时何祚融看到一则战时招聘英语翻译的启事。他从学校出发，二十分钟就到了战时招聘地，恰巧考核官就是西南联大的老师，他掏出自己的学生证，老师一看，二话没说就通过了。

就这样，他加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组织的译员训练班，还参加了步兵训练营。在训练营中，他学会了使用作战武器，包括卡宾枪、冲锋枪等。1945年2月，他进入协同中国军队抗日的美军后勤部工作，主要任务是随美军后勤部人员对弹药和粮食等军用物资进行筹措、储备、管理与供应，为军事任务提供物质保障，并任翻译官，被授予少校军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举国欢庆，参加抗日的学生又回到了母校——西南联大。当时，西南联大三千学子中有一千余人从军，其中834人的名字被镌刻在了纪念碑上，他们的精神代代传承，其中就有何祚融。

再回清华 光荣入党

1945年12月1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一”事件爆发，国民党军政部所属第二军官总队和特务暴徒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屠杀了四名师生，20多人受伤。广大师生群情激奋，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下爆发了国统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这是何祚融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次学生运动中，何祚融那份真挚的爱国之情和青年学生的热血让组织另眼相看，在西南联大复归北上前夕的1946年5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1946年清华复归北上，回到北平，何祚融回上海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10月到北平终于回到了复址后清华大学电机系继续学习。

在清华学习期间，何祚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背景下，他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学生们大喊“清华复员军人不打内战！”走在西单的时候，西单的市民都招手鼓掌。经历了昆明和北平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再加上二哥亲身的经历，何祚融对国民党的本质看得更加清楚，对于共产党更加向往，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时局、对中国的看法，就是跟着共产党走！”

与此同时，清华的地下党组织也时刻关注着这位进步的学生，注意到他在学生运动中的种种表现。一天，在食堂就餐之际，地下党员张治公就试探着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这让向往共产党已久的他兴奋不已，回去后回顾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947年9月18日，这对何祚融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个日子，恰恰是唤醒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时刻，和自己的入党日联系在了一起，将国家和个人也联系在了一起。18日晚上，张治公带着何祚融到清华大学体育馆门口，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们坐在台阶上，念着入党誓词宣誓，最后张治公对何祚融说：“你参加共产党了。”他紧紧握住张治公的手，热泪盈眶。

为了保密需要，应组织的要求，何祚融改名为“黄大用”。他说：“因为我的母亲姓黄，于是我就改名姓黄了，黄大用这个名字一直跟我到现在，用了一辈子。”

迎接曙光 参与接管天津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中央让这批从华北出来的学生党员参与接管平津两地。因为从北京出来的学生较多，大多数人都选择去接管北京，这样天津的干部十分缺乏，为了大局黄大用便自愿地报名参加接管天津。

根据上级安排，黄大用先是被分配在天津市教育局，但是他始终希望多和工人接触，深入社会基层生活，不想干纯行政工作，于是递交了多次报告，终于如愿调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业管理处下属电工北厂（即现电缆厂前身），任党支部副书记。

上任的第一时间，他就收集了全厂人员的档案，这为后来肃清该厂国民党反动团伙奠定了基础，并保证了该厂安全生产运营任务。与此同时，他积极宣传我党政策，迅速组织工人生产，1950年7月，所在党支部被评为天津市6个模范党支部之一。与当时在工厂里搭档的书记工作配合默契，可贵的是，此后两人战斗友谊保持长达六十多年。

在天津电缆厂工作期间，一位同厂做统计工作的、温婉美丽的浙江女子江佩安走进了他的生活，成为他的知心爱人。他俩风雨同舟恩爱至今。

风云变幻中的不变初心

1953年，黄大用被委派为二机部第十局秘书，但1955年肃反运动时，却因曾在抗日战争时担任过美军翻译而接受审查达一年之久，澄清之后，1956年即应国家建设需要，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参与筹建工作。

2015年岁末之际，时值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位年逾9旬的耄耋老人获得了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枚勋章代表了党和国家对抗战老兵历史的尊重，是祖国对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做出贡献的老人的最高褒奖。

黄大用在电子科技大学至今65年。在29年的工作中，他先后在房产科、物资处、生产处任职。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干部，无论在什么岗位，他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业绩突出、深受好评。自生产处副处长任上离休至今已36年。离休后仍然坚持继续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从60岁到74岁，连续十五年每年教自学考试一个班的英语；从78岁到91岁又担任电子科大老教师外语合唱团英语指导。“You don’t have Chinese accent.”这就是他人对老人英语的评价。

一直到九十一岁，他实在是站不动了，才恋恋不舍地从教学岗位上退下。离休后，足足又工作了31年。谈及为何如此，他是这么说的：“这说明我还是有用的，有价值的，这对90岁的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一个老党员的奉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正是他一生工作的写照，正是他心中始终恪守并践行的，也正是我们年轻人最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他几十年经历所呈现的这种精神，正是他对我们年轻人最好的寄语，而友人的赠语“九死一生终无悔，忧国忧民永不休”，就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出品：离退休工作处、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文字：《无悔的追寻——记离休干部、73年党龄老党员黄大用》（成电拾光工作室学生记者 农基淇 余雨茹；指导老师：长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