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为核工业产业链的末端，核燃料后处理领域一直不为大家所关注。事实上，该领域的技术同样是极其敏感、高度保密。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有这样一位核工业功勋，他和清华大学、核工业领域的同事们力排众议，开创性提出用“萃取法”取代“沉淀法”，并亲自领导和参与了该项目一系列关键性试验。这位核工业功勋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汪家鼎。

生活中的汪家鼎聪慧好学，待人真诚，淡泊名利，对新生事物特别敏感，紧跟时代潮流。他平时注重仪表，穿着很有品味，是清华园里的“时尚老头儿”。

高中时就跟着老师装配防毒面具

1919年10月18日，汪家鼎出生于重庆。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职员，早年还当过中学数学教员。1934年，汪家鼎来到北京，在辅仁大学附中念高中。他的化学老师名叫张珍，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张珍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学生自学和在实践中学习，在张珍的帮助下，汪家鼎写了一篇《元素周期律表》，刊登在张珍与人合办的一个杂志上，这对于当时高中二年级的汪家鼎真是极大的鼓励。

汪家鼎在北京辅仁大学附中学习

课余时间，张珍还带领学生们制造活性炭，装配防毒面具。一大批防毒面具被送到当时的抗日联军驻地。汪家鼎后来回忆：“张老师不但教给了我学习方法，他的言传身教也大大激励了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跟你说学我的课不是学着玩的！”

抗战期间，汪家鼎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攻读化工系的他选修了机械系刘仙洲先生的“机械原理”课。汪家鼎回忆：“刘老师讲课非常清晰，板书也很认真，在黑板上作图都要用木制的圆规和三角板规规矩矩地画。他考学生时，即便一刻钟的小考也要求答卷整洁……为什么呢？工程就得训练准确，若在实际的工程设计中算错了，那还得了？！”

刘仙洲的课每周都有小测验。第一次小测验后，刘仙洲问：“谁叫汪家鼎？你这次小考60分，跟你说学我的课不是学着玩的，你得好好念。”汪家鼎课后一打听才知道：那次考试得60分已是高分，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尽管如此，此后他对这门课还是格外用功。等到期末大考完分数一公布，只有一个人得了90多分，就是汪家鼎。

后来，汪家鼎总结道：“大学的收获，使我享用一生。而最根本的，是要培养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精神，这样才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掌握新东西并不断创新。我把这些宝贵的东西，用在以后的教学和科研中。”

麻省理工的助教向他请教问题

1944年，汪家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学习。他1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又继续做了半年助教。

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规定，除密歇根大学外，所有读硕士的学生都必须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工原理”。但汪家鼎只学了一个学期的“化工原理”就不再学了。因为，汪家鼎在中国西南联大读书时用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材，其中就包括“化工原理”。对那本教科书他已滚瓜烂熟了。所以，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原理”课的助教不敢轻易改汪家鼎的作业，生怕改错了，甚至还经常来向汪家鼎请教问题。

从那以后，凡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到麻省理工学院，都不用重读“化工原理”了。

从“沉淀法”到“萃取法”

1961年，汪家鼎在长城

汪家鼎1946年初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化工系专任讲师、重庆大学化工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化工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汪家鼎任天津大学化工系教授兼副系主任。1957年，汪家鼎奉调进入清华大学，承担筹建核化工专业的任务。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已艰难起步的中国核工业面临着核燃料后处理这一关键技术需同步上马的考验。苏联当时提供给中国的处理工艺“沉淀法”，是上世纪40年代的技术。该技术流程长、厂房大、间歇操作、产品回收率低、废液量大、建设及运行费用高。汪家鼎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少量公开报道，了解到后处理工艺的发展趋势已转为溶剂萃取法。经过5年自力更生，汪家鼎与滕藤老师等一起带领同事和学生们终于完成了全部流程工艺的“冷”实验。这在我国核燃料后处理工艺由“沉淀法”改为“萃取法”的抉择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大鼓舞了科研人员的士气。二机部做出了彻底甩掉“沉淀法”的决定，试验场地也改为“萃取法”实验厂房来建设。周恩来总理从专项基金中拨款在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即清华200号）内建起了“热”实验室，同时建立了一个处理30公斤铀的冷实验车间，按生产要求验证“萃取法”全流程。

当时，从清华大学本部到位于北京昌平的清华200号距离约40公里。平时要从学校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坐火车到昌平南口再步行十几里才到，而汪家鼎当时经常这样往返。1964～1966年期间，由于清华200号的人数大增，20多人睡上下铺挤在一个大房间里，汪家鼎也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

全流程“热”实验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获得了第一批合格的产品。采用溶剂“萃取法”不仅将我国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水平提高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老技术相比，不锈钢用量减少了四分之三，大大减少了工程量和厂房建设周期，节约工程总投资3.6亿元，运行经费节省一半。

去世前手改《百科全书》化工卷

汪家鼎指导研究生论文工作

汪家鼎曾在自然科学基金化学评审组里主持工作。当时，绝大多数基金的申请者都是他的晚辈，对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汪家鼎委婉地提出爱护性的批评。有一次，汪家鼎对一份材料有些看法，他柔和又中肯地说：“这份材料的这些提法有些过头了。”评审组里的同事有不同看法时，汪家鼎也耐心说服。有一次，他对同事说：“你的水平我们是知道的，但这个问题还是换一种看法比较好。”态度令人心悦诚服。

2000年后，汪家鼎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化工卷的改编工作。他不但亲自审查第一版原稿和条目初稿，最后还亲自动手写了最主要、最长的“化工”条目，把约20万字的300多个条目完稿。2009年5月，第二版化工卷正式出版，这时离汪家鼎去世只剩下2个月时间。

一笔“糊涂账”

汪家鼎的女儿汪蕙回忆：“我父亲是一个不在乎金钱和名位的人。很多时候，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汪家鼎由于工作需要经常陪苏联专家出差。按当时的政策，国家只报销部分差旅费。汪蕙说：“我父亲感觉自己作为中国人，应尽地主之谊。一路上苏联专家很多开销，甚至包括苏联专家的酒钱，他都是自掏腰包。甚至后来有些能报销的，他也不报了，纯粹一笔‘糊涂账’。”事实上，因为家里亲戚多，当时汪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宽裕。

汪家鼎待人真诚，平易近人。平时生活中，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和晚辈都亲热地称呼他为“汪老头儿”。汪家鼎烟瘾很大，一天最起码要抽一到两包烟。“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实验室里的学生，都知道没烟抽时就找“汪老头儿”蹭香烟抽。

“除了我在的化工系，报哪个都行”

汪家鼎的父亲曾是数学教员，非常喜欢“平面几何”。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出一些题目给汪家鼎做。汪家鼎也尤其喜欢几何，有时为求证一个难题而废寝忘食。

汪蕙上学时，汪家鼎从来不过问她的功课，只有初中的平面几何除外。有时，汪家鼎还会主动问女儿：“今天留了什么题，会做吗？”汪蕙说：“如何加辅助线，如何加得巧、加得少，父亲教了我不少妙招儿。结果我也特喜欢几何，什么难题都难不倒我。”

汪蕙高考时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清华大学。对此，汪家鼎说：“除了我所在的化工系，你报哪个都行。”但是，等到高考成绩一公布，汪家鼎还是十分关心女儿考得如何。一晃几十年过去，汪蕙还清楚记得：“当得知我考上清华无线电系后，我父亲显得很高兴。”

玩计算机上了瘾

汪家鼎使用电脑

上世纪80年代末，汪家鼎拥有了第一台台式计算机，并申请了清华大学第一批电子邮件账户。家中计算机设备齐全，包括彩色打印机、扫描仪等。其中，在书房、卧室各配置了1台台式电脑，另外还有1台笔记本电脑可供汪家鼎在各个房间流动使用。他还特意买了无线路由器，以便在家中各屋随时上网。

汪家鼎从头开始学汉语拼音，很快就熟悉了拼音输入法。从此，他所有的讲演稿，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而且，汪家鼎做PPT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当年的年轻教师差。汪蕙回忆：“后来，我父亲玩计算机逐渐上了瘾。我哥哥也是个电脑迷，他们爷儿俩最大的乐趣就是讨论电脑配置和软件升级。爷儿俩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洛阳，常常举着电话，面对着电脑屏幕，一步一步实时讨论并操作每一个更新步骤。”

每逢圣诞节、元旦、春节，汪家鼎就会自己制作贺卡。他选一张自己当年的照片，或用照相机自拍一张双手作揖的照片，用软件把照片放到贺卡上，然后发给亲朋好友。此外，他每个月都做一张月历。月历上的图片通常是家庭照片或好看的风景，用彩色打印机打出来，贴在冰箱上。每到年末，汪家鼎就收集这一年所有家庭成员的照片，用软件合成一个大照片，发给儿女。当朋友过生日时，汪家鼎就找一张朋友照片，做一张生日贺卡，发电邮或邮寄给朋友。

“这老头儿太厉害了！”

除了电脑，汪家鼎还钟爱两种数码产品：照相机和手机。只要外出，汪家鼎必带相机，可以说是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回家后就把照片存在电脑里做素材。2001年，汪家鼎因颈椎病住院治疗，为方便联系家人，他买了第一部手机，并很快学会了发短信。有一天，病房的小护士看着汪家鼎“嗖嗖”地发短信，惊讶地说：“这老头儿太厉害了！”

汪家鼎对数码产品的性能要求很高，电脑一般3年换一台。2009年，汪家鼎去世时，他书房里的电脑是“苹果牌”，是当年最新的机型。汪家鼎对照相机也很“挑剔”，要求小巧、屏幕大、防抖……所以数码相机也是经常更新。

汪家鼎的记忆力很出众，乃至到80多岁时，以前教过的学生，哪班哪届，都刻在他的脑子里。问到许多同事朋友的电话号码，汪家鼎也是随口就答。无论是记忆力还是反应速度，一般人都望尘莫及。汪蕙说：“我父亲近90岁高龄时，头脑仍然清晰、思维慎密、反应快捷，没有丝毫衰老的象征。他始终能紧跟科技前进的潮流，是个十足的‘前卫’老头儿。”

走在清华园里回头率很高

汪家鼎在买衣服时往往是一眼看中，迅速出手，很有眼光和决断力。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上刚有羽绒服卖，汪家鼎就买了一件浅咖啡色的夹克式羽绒服。这种款式在当时很时髦，是很多年轻人爱穿的款式。汪蕙说：“我父亲才不管那套，走在清华园里回头率很高呢。”

同样是上世纪80年代初，汪家鼎在上海淮海路的一家服装店里一眼看中一件米色的短风衣。当时，售货员说：“这是年轻人穿的，你穿不出去！”愣是不卖。后来，还是汪家鼎的亲戚又特意去了一趟商店才把风衣买回来。汪蕙说：“这件风衣确实很时髦，父亲穿起来风度翩翩，更显出他的清朗俊秀。这件风衣陪着我父亲出差、出国，大概有十几年的光景，直到领口都磨出毛了，款式也未见落伍。”

俄式西餐是他的最爱

汪家鼎特别喜欢吃俄式西餐。他最钟意的菜是：炸猪排、奶油杂拌、罐焖牛尾、奶油鸡卷、炸虾排等。法式、意式西餐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在中国流行起来的，汪家鼎不太接受。所以，汪蕙就在网上搜索北京所有的俄式餐馆，凡是“大众点评网”上评价较好的，就带着父亲逐个去品尝。北京最有名的俄式餐馆是莫斯科餐厅，汪家鼎一家曾是那里的常客。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一段时间不让各家雇佣保姆。当时，汪家鼎的妻子曾德勋患类风湿病瘫在床上。于是，汪家鼎就成了家务主力。他最拿手的厨艺是蛋炒饭，还有就是做肉汤。他把肥瘦相间的大块肉，煮得烂烂的，再放上白菜、豆腐，或萝卜、莲藕。时隔几十年，汪蕙仍然记得：“来给妈妈治病的大夫在我家吃得那叫个舒服啊。”

“快帮我把烟给处理了！”

1978年，汪家鼎和夫人在清华园合影

汪家鼎的夫人曾德勋1919年出生于四川江津。1957年，曾德勋随汪家鼎到清华大学，在电机系基础电工教研组任教师。1966年，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卧床在家，从此就没有再工作。

曾德勋生病以后，只要能下床，就为这个家忙个不停。那时汪家鼎长期在位于北京昌平的清华200号工作，周末才回家。汪蕙回忆说：“所以我们家周末才最热闹，吃得最好。妈妈会把父亲一周的换洗衣物准备好，还给爸爸做点炸酱、小菜等带上。”

汪家鼎烟瘾大，汪蕙回忆：“我父亲好几次信誓旦旦要戒烟，结果都失败了。”曾德勋不让汪家鼎在家里抽烟。有时候汪家鼎烟瘾犯了，就趁妻子不在跑到阳台上去抽两根。有一次汪家鼎在阳台抽烟被邻居发现了，并告诉了曾德勋。曾德勋来“兴师问罪”，汪家鼎笑着否认：“那不是我吧？她看清楚了吗？”

有一次，汪家鼎出差时猛然想起家里的工作包里有一包烟。他立即给汪蕙打电话：“快帮我把烟给处理了，让你妈知道可不得了。”直到80多岁以后，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汪家鼎才彻底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