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三强

1928年，一个15岁的高中少年读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时，心潮澎湃：“由落后到富强，由黑暗到光明，期间有多么长多么大的空白要去填充……除去建立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

发此感慨的读书少年就是钱三强。读完那本书，他决心上大学时报考工科。

然而，4年后他就“见异思迁”了。1932年，他改变学工科的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5年后他又留学法国，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攻读研究生。

“在年轻人心目中，诱人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学科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在《中国原子核科学发展的片段回忆》中，已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的钱三强如是说。

此后一生中，钱三强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并领导一大批核科研人才取得了一系列核技术研究成果，建成“一堆一器”，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我国的核物理、反应堆工程、放射化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核科研工作相继开展起来；在1959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后，钱三强组织研究所科研人员独立自主攻克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氢弹理论预先研究等科研难关；他还将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于敏等最优秀的一批核科研人才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这些工作，为“两弹”的成功研制起到了重大作用。

“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

1937年留法前夕与家人合影(右一钱三强）

1937年，钱三强获得去法国居里研究室攻读研究生的机会。行程在即，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忧愤成疾，国难家患……正当这位青年学子内心踌躇之际，老父亲一言点醒了他：“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

在法国学习了11年，钱三强迫切希望尽早回到祖国，把他从事的原子核学科知识运用到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曾有一次，他回国申请手续都走完了，但遇上战争爆发他没能回来。

1948年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及女儿在回国的轮船上

1948年5月，他与爱人何泽慧的回国计划终于成行。临行前，导师居里夫人嘱咐：“（你们）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国民党政府想让钱三强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去当所长，他婉拒，并选择回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教书。那期间，他还兼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所长。

“全所只有五个人，除了我当时兼任所长，还有研究员何泽慧……当局每月拨给的全部经费，只够购买十几只真空管；实验室内空空荡荡，仪器设备奇缺。我们只好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跑旧货摊、废品站。我们还从天桥拍卖行买回一台旧车床，自己制作一些简单仪器。”（摘自钱三强《中国原子核科学发展的片段回忆》）

“合纵连横”无果，失落而归

1948年底，清华园首先获得解放，青春热血的清华学子无法安心学习物理，许多人闹着要转系，或去参加革命。兼任清华物理系主任的钱三强受命去做安抚工作，从物理学的有用谈到中国新图景时，他自己都再次心潮澎湃起来：“要知道，中共是人民政府。一个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然会发展原子能。到那个时候，不要说你们班上这些数量有限的学生，再加十倍也不够！”（何祚庥院士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此处摘自其《回忆钱三强同志在原子能科学技术中的重大贡献》）

这不是钱三强在画“大饼”。国家要发展，一定会重视发展原子能事业，原子能学所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钱三强心里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作为一个留学归国的科研人员，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集结国内原子学的研究力量，形成欧洲那样有名气的实验室。

在那段时间，何泽慧注意到丈夫的沉默：“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我在想，我国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力量很分散。就拿北平来说吧，清华有一摊，北大也有一摊，我们这儿也是一摊，可是哪一家的力量都很有限，是否可以把北平的力量联合起来呢？如果联合起来，人员和器材方面的力量都会强些。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多开展一些研究工作。”（摘自胡丕显《钱三强与中国核事业》）这位所长丈夫回答道。

钱三强不是空想家，他先后到清华、北大去游说，对方都很客气热情，但却都委婉地表示难以实现。他失落而归。

散发着霉味的5万美元

1949年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民主青联的代表在北京合影（后排右二钱三强）

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到去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想趁机找自己的老师居里先生帮忙购买一些实验仪器，就试着跟中央张口要20万美元。

等了三天不见回音，钱三强开始忐忑不安，他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自救，经济状况何等困难，国家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买科学仪器呢?这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非分之想吗？！”

第四天，钱三强被叫到了中南海。“你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我们清查了一下国库，还有一部分美金，国家有这个力量，决定给予你们支持。在代表团的款项内，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把中央的意见告诉他，并嘱咐他，“你是代表团成员，和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又熟悉，用款时，你们商量着办就成了。”

失落后的欣喜来得太突然，钱三强心如潮涌，只觉眼前一片模糊……当时的喜悦、激动，多少年后他都还记得：“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

他知道这笔钱国家拿得有多么不容易，既感激中央对他的信任，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干大事儿”的，是要成就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者；也更加想把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搞起来，助力国家强盛。

钱三强把这笔钱带到了国外。由于无法亲自到达巴黎，他就把钱托人分别转给了时称“法杨”的杨承宗和“英杨”的杨澄中。二杨不负所托，利用这笔钱置了办不少珍贵的仪器设备带回中国。

“网罗”人才的5年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0年5月19日，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由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人员主要由解放前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部分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组合而成，只有20多个人。第二年，所长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接任物理所所长，自此，钱三强开启了长达27年的所长生涯。（后期，钱三强未在所里工作，但还是所长）

钱三强很早就认识到建国前中国科学研究的弱点：“都是科学家个人凭着为国家富强的热情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在经费拮据、人员不足、手段落后的困难条件下，自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缺乏计划性，谁也没有长期准备……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联系，难于进行集体合作。”

因此，他始终在有目的地筹划我国的原子能工作。联合各方做大的想法“流产”后，他也没有放弃。他善于结交和接纳人才，开始四处“挖人”。先请来了文武两员大将。“文”指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武”就是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受到邀请的王淦昌坐轮渡过长江再转火车，欣然北上。

1951年春，近代物理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在钱三强的“网罗”下，数百名科学家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有实验物理学家赵忠尧、杨澄中、戴传曾等；有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朱洪元、王承书等；还有放射理论化学家杨承宗、肖伦等；有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夏培肃、范新弼等。同时，他还选派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去学习，也在国内搜罗培养高材生，如黄祖洽是彭桓武带出来的研究生。

“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名副其实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在《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一文中回忆道，“作为所长，钱老大度无私，知人善任。钱老想方设法为来所人员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施展才华。在经费、仪器分配上，他总是从全局出发，尽可能先支持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则要求业务骨干节省经费和器材。”

在他努力经营下，物理所逐渐壮大起来，国内很大一部分核物理专家和放化领域的专家都集中在所里，年轻人也很多。这期间所里还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两个加速器也都秘密建成。

除了人才储备外，钱三强在“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的办所方向下，领导全所科技人员，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核物理和宇宙线、谱仪和核电子学、放射化学、理论核物理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高学术水平和高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

钱三强利用这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毛主席面前“表演”

我国1954年发现的、曾被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研观过的中国第一块铀矿石

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在举行，这场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

此前一天，钱三强与地质学家李四光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和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他们要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面前汇报情况，并要进行一场小小的“表演”。

“我把带去的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这时全场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浓厚，还亲自做了实验……”钱三强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那次会上，毛主席做出了发展原子能的指示，并跟钱三强探讨起原子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钱三强解释说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主席提出了质疑：“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现在条件不允许，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

钱三强在会上亲眼目睹中央领导作出决定，他受到很大鼓舞，回来就着手成立了中子物理研究室。

不畏“浮”云

在《亲爱的爸爸，您走得太匆忙》一文中，钱三强的儿子钱思进也回忆起了一些往事：“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刮‘浮夸风’,父亲作为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心里是很矛盾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曾使他鼓起勇气拒绝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例如,当时有人提出要搞原子能飞机,父亲认为从国力和科学技术角度讲,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以彭德怀元帅坚持原则为民请愿为镜鉴,勉励自己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实事求是、不讲空话、敢讲实话的人。由此,父亲对那些扭曲历史、践踏实事求是原则的人和事始终是不愿妥协的,哪怕明知有风险、将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也决不违背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

“文革”时期，年近花甲的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五七干校。每天他天蒙蒙亮就要起床出操跑步和行军拉练，白天和年轻人一起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晚上有时还要写检查材料。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做事认真负责的准则。

“一次，他赶牛在打麦场上碾麦子,突然发现牛翘尾巴要大便,临时找不到接粪的工具,他急忙之中用双手接住臭烘烘的牛粪,捧到打麦场外。事后有人问父亲有什么光辉的一闪念,他说:‘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我负责碾麦子就不应让麦子弄脏或浪费掉。’”

性情平和、正直的钱三强很有“群众缘”。

1991年，钱三强（右一）、何泽慧与王淦昌（左一）合影

“在他去世后,来我们家、前往科学院致哀和向他最后告别的人数以千计。其中不仅有他的亲朋好友和有关领导,也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工作人员、工人师傅、医务工作者、司机、厨师、幼儿园的保育员等等。许多人可能从来没和他讲过话,但大家从心里尊重他,爱戴他。”

“冷漠”与慈爱

1955年，钱三强、何泽慧全家合影

对待子女，他很严苛，生怕他们滋生任何特殊优越感。

“记得我上四年级的一天放学,父亲在下班后路过学校时,用车把我捎回家,我那天出校门时显得特别高兴。当时父亲就感觉到某种苗头,从此再也不来接我了。他让我像往常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乘公共汽车上下学。”(钱思进《父亲教我们走人生之路》)

1968年的一天，钱三强把子女叫到跟前说：“人生的路是每个人自己走出来的，别人不能代理，哪怕半步;今后更不可能也绝不能代理，哪怕半步……你们要特别清楚这点，从今以后要自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考，钱三强反复告诫报考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钱思进:“这是公平竞争，只能靠自己的本事，说情的事我们绝不会去做。”

1980年，在钱思进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前，钱三强的态度还是和以往一样：“我们绝不会为你提供任何方便的。如果你自己愿意并有勇气去申请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我们也不反对。我们还是希望你做好两手准备：国外学校录取了，就去；录不取，在国内攻读学位也很好，国内不少导师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外国的差。”

但实际上，钱三强也是一位慈父。他的爱倾注在写给插队的儿子的100多封谆谆教导的家书里。

“有几次，有的知青通过不同的途径参军或回城时，我的思想波动较大，总幻想着父母能早日从干校回北京，并能帮助我找到工作。父亲连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信，反复帮我分析：‘我们过去曾经多次告诉你，一个人的将来主要靠自已，你在这方面总是有不少幻想……’”

这封教导信，钱三强一下子写了5000多字，最后还语重心长地嘱咐：“希望你多读几遍。”言语之间饱含了一个父亲内心的忧虑和关切。

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孙子、孙女在中山公园

晚年的钱三强也尽显慈爱，据其子女们回忆，在女儿女婿不在家的晚上，他常坐在床边给外孙女讲故事，直到外孙女睡熟之后再继续自己的工作。

（本文对《钱三强与中国原子能事业》一书中收录的钱三强及其亲友回忆文章多有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