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省身（1911-2004），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整体微分几何之父”。2004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对全人类的贡献。

2021年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许多前辈和同仁撰写纪念文章，从各个侧面追忆陈先生的杰出成就和对中国数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作为陈先生在南开数学所招收的最后两名学生之一，一直难忘陈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培养。这里也写下我与陈先生交往的回忆点滴，作为我的纪念。

最早见到陈先生，是在1986-1987年南开数学所举办的“几何与拓扑学术年”上。我作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到学术年听课。那时当然只是远远地、满心崇敬地领略大师风采。记得那一年我的硕士导师虞言林教授应陈先生之邀在学术年讲授Dirac算子的Atiyah-Singer指标定理，使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子受益。而虞老师转述的陈先生的话“即使出不了文章，也要搞指标定理”到现在也是言犹在耳。

陈先生的另外一句话也对我影响深刻，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学好数学，不一定非要考托福到美国去。受此影响，我和我的中科院同学周向宇后来都没有去考托福。

具体和陈先生的接触，源于虞言林老师的大度。在我硕士快毕业时，我找虞老师说愿意跟他继续读博士。虞老师说我跟着他“没有前途”，要推荐我到南开跟陈先生。这个我当然不能说不……当然，陈先生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招学生。在虞老师向他推荐后，他提出要我先到南开做一个报告。这样，我和陈先生的第一次接触，就是以在他面前做学术报告开始的，当然很紧张。记得我做完报告后，陈先生对虞老师评论了一句：“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讲太多的东西，年轻人都这样。”这样就算过关了。当然，在正式进入南开前，还需要和所有人一样经过国家统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幸好我也考过了。和我同时考取陈先生博士生的还有北大毕业的王长平。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所以我称他为师兄。

1988年秋天，我和长平就正式成了陈先生的学生。记得第一次一起去见陈先生，陈先生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消去了我们的忐忑不安。当时陈先生对我们说，他想辞掉南开数学所所长的职务，专心做数学，但有关部门不同意，所以他没有时间带我们俩，要我们出国；并且说，一个去德国，一个去法国。特别地，他和我说法国的马利亚万（Paul Malliavin，概率论大家——编者注）问他要好的中国学生，所以他推荐我去跟马利亚万学。

我回来后就向虞老师汇报了陈先生的想法。虞老师建议我最好去美国跟奇格（Jeff Cheeger，几何学家）。所以等到下一次我和陈先生单独见面的时候，我就讲了虞老师的想法。陈先生说，奇格已经有了太多的中国学生，而且到美国要做TA（助教），要教书，到法国可以集中时间做学问。我当时也太年轻，没有一下子松口，两人就有点儿僵住了。过了一会儿，陈先生说：我手头还有一封信没有写完，你先回去，我们明天再谈。

我回来后想了半天，觉得跟老先生犟也没什么意思，所以第二天见到陈先生就说我可以去法国。而到了下一次见面，陈先生开口就说给马利亚万的信已经寄出了……这不由使我万分感慨：照一般来说，导师让你去一个地方你不去，那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所以第一次的接触，陈先生的大师胸怀，就给我这个年轻后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等到了第二年陈先生回国，见到我后，告诉我他和马利亚万谈过了，要我到法国后跟比斯姆（Jean-Michel Bismut，几何学家）。对此我就更没有意见了，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比斯姆的东西。现在想来，虞老师和陈先生的想法都没有错，可谓异曲同工。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后来我和奇格的学生戴先哲有了密切的合作，而比斯姆和奇格也共同获得了2021年度邵逸夫数学奖。

那个时候因为法国没有奖学金制度，所以到法国留学的通常途径就是走原国家教委的联合培养。但是，1989年，中法关系跌至低谷，到我具体联系出国的时候，中法联合培养项目被无限期拖延了。陈先生这年秋天回国得知以后，也很焦急。那时他刚从法国领了外籍院士证书回来，就以法国外籍院士的身份约见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并亲自到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对参赞讲，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然后又到原国家教委找到有关领导，说将我的材料单独抽出来办理。我有时想想，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哪当得起大师的如此举动。而陈先生自己对我说，他觉得帮我做过两件事（何止呀……），这个算其中一件。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1993年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不久。那个时候我回到南开，从助教做起，每月工资200多元，生活显然颇为拮据。陈先生知道后也有些惊讶。1994年10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在报纸上公布了青年教师基金和青年教师奖获得者名单，陈先生觉得可以为我争取这个资助，因为他是评审委员会委员。不久，评审委员会要在北京开会。当时陈先生在天津患了重感冒，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坚持要去，为我争取资助。据说他专门找霍英东先生谈话，感动了霍英东和其他评委，决定给我一笔相当于一等奖的资助。但是因为其他获奖者名字已经登报了，所以我的资助只给钱，名字不见报。这可能在整个霍英东基金和奖励获得者里面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我清楚记得，那天我去宁园见陈先生，陈先生说我给你争取到了霍英东基金，你可以再考虑出去一年。而我回答，累了，就先待在国内休息休息了——也算是经受住了他的“考验”。

说到“奖”，我得的其他两个奖，也和陈先生有关。第一个是从1995年起颁发的香港求是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记得1994年上半年，我在加州伯克利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MSRI）做博士后，李安民老师也在MSRI访问。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陈先生家，正在斯坦福大学访问的田刚教授也在。陈先生当着我们的面说，求是基金会有这样一个奖，鼓励在国内工作的学者。记得李老师当即就表示，如果这样他更安心在国内工作了。后来1995年第一批获奖名单公布，李老师和我都在列。毋庸置疑，“求是奖”和“霍英东基金”一起，对我在南开的生活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另外一个是“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现已更名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数学奖。第一届获奖者是陈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北京大学的廖山涛先生。在我之前的得奖者还有吴文俊先生和张恭庆先生。1999年7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收到陈先生的一个传真，直接说“我拟提议你为TWAS Award……”，令我受宠若惊。可能是由于陈先生的巨大威望，我最后顺利获得了2000年度TWAS数学奖。记得获奖后张恭庆院士还专门给我写了贺信。有了这个奖，经由姜伯驹先生提名，我又于2001年顺利当选了TWAS院士（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名TWAS院士需要在本国先当选院士的要求）。而有了这个TWAS院士头衔，我就可以在2004年就任南开数学所所长伊始就提名龙以明教授参选TWAS数学奖。2004年11月，龙老师顺利获得2005年度TWAS数学奖，喜讯传来，整个南开包括陈先生都感到无比喜悦。

时至今日，获得过TWAS数学奖的中国数学家，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袁亚湘院士和唐梓洲教授。7个获奖者中南开数学所有3个，我想会使陈先生在天之灵感到宽慰。

陈先生关心我和其他年轻人成长的故事千千万万，以上所列的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而陈先生以南开为基地，促进中国数学发展的一系列举措，早就载入史册。南开数学所连续11年举办的学术年活动，造就了一大批数学栋梁，如参加过1986-1987几何与拓扑学术年的周向宇和方复全，后来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1988年8月在南开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数学展望会议”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大会命名了“中国数学在二十一世纪成为数学大国”的“陈省身猜想”，会后创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对中国数学的发展持续发挥作用。

2004年，数学家陈省身（左二）与张伟平（左四）、刘克峰（左三）、周向宇（左一）等人在浙江嘉兴。

我个人记忆十分深刻的是2000年1月12日，师母郑士宁在南开寓所安详离世。第二天，我去看陈先生，只看见陈先生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但陈先生忍着不让它掉下来。他对我说：“我目前就做好两件事，一个是要办好国际数学家大会，第二是要办好南开数学研究所。”

我们看到，陈先生后来为这两件事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心血。他独具匠心地在南开举办“周炜良、陈国才纪念会——代数拓扑与代数几何国际会议”，促成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国际数学联盟主席，为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2002年在北京）铺平了道路；同时他又提出建造南开数学所新大楼，为南开数学所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实体保障。

为中国数学和南开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先生1985年在南开数学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成为他身体力行的准则。

2005年底，陈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南开数学所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所名，充分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陈先生及其贡献的高度肯定。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在陈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盼望“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强国”的“陈省身猜想”尽早得到解决。

（作者系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