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导语

王亚文，13岁参加安源路矿大罢工，14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5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岁考入黄埔军校，17岁参加秋收起义，25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26岁开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下，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中的一位忠诚战士，演绎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式人生。

一、参加早期革命运动

1910年1月、王亚文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务农世家、为家中次子，因家境相对宽裕而在当地接受了新式的中学基础教育。他的理想本来是做个读书人，但乱世总是激荡着他的书桌。1922年考入醴陵县立中学，中学期间，他就与陈觉、蔡升熙、陈恭、左权、宋时轮等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宣传进步思想。1923年，王亚文参加了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煤矿罢工运动，接触到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其影响下进一步投身革命。

1924年 王亚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中国共产党；同年16岁的王亚文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是一个宿舍同学。黄埔期间，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因勇于冲锋、奋勇杀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称赞他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钢炮”。

国民革命军为在北伐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学生修建的烈士墓

1926年 王亚文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常委，醴陵县学生联合会主席，代表学生组参加湖南农民运动调查工作；1926年冬，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王亚文以中共青年团湖南区委委员身份，协助滕代远在醴陵组建苏维埃政府，当选为醴陵南二区、南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亚文组织农民成立自卫队，十人或五人一组，出工农作时带大刀、镰刀，遇敌来袭，立刻操起家伙投入战斗；如敌强我弱，就立即转移。这种“寓兵于民”“劳武结合”的做法，很适合当时的特殊环境。20万醴陵民众热情拥护苏维埃政府，生产搞得风生水起，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开展。

一日，反动武装包围了正在开会的党支部，被包围的党员与敌人展开激烈斗争。因敌众我寡，很多党员牺牲了，王亚文和他的哥哥王大科也受伤倒在血泊中。敌人对现场严加看管，不让亲属收尸，还强迫村民“参观”，叫嚣“谁参加共产党，就是这个下场”。如此折腾了三天三夜才罢休。但王亚文、王大科和其他10位党员，硬是在尸体堆中活了下来。王亚文和中共早期党员罗学瓒再次组织农民自卫队，打击反动武装。

1927年初，毛泽东听闻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即赴醴陵考察。罗学瓒与王亚文代表县党、团组织，前去迎接。王亚文与罗学瓒陪同毛泽东到醴陵县多个乡村考察，召开农会骨干座谈会，让毛泽东全面了解农民运动情况。这次调研后，毛泽东写就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 毛泽东在武汉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9月，滕代远任中共湘东特派员，王亚文任共青团特派员，王亚文协助滕代远组织农民自卫队参加秋收起义，两次攻打醴陵县城都失败了。参加战斗的几支队伍上了井冈山，王亚文与滕代远等人坚守醴陵，坚持与敌人斗争。1928年 王亚文奉命以学生身份从事码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1931年 “九一八”事变组织学生示威被开除学籍，王亚文经组织批准到北京，入大学学习；

1934年，王亚文受组织派遣，入北京朝阳大学，后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学校，他组建了“兄弟团”。1935年，王亚文率“兄弟团”参加“一二·九”运动，国民党当局派出打手进行镇压，王亚文高举大旗冲在最前面，与阻拦游行队伍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砍伤脊梁骨，顿时血流不止，后被同学们送往医院治疗，背上终身都留有刀痕。

王亚文（摄于1935年）

二、西南秘密工作

1937年 “七七”事变后，王亚文化回到湖南，在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随任卓民（任弼时的哥哥）参加恢复湖南省临时省委、临时军委、长沙临时市委的工作，任临时省军委干事，负责军事领导工作。在卢沟桥事变前，北京大学有中共地下党员46人，清华大学有中共地下党员42人。事变发生后,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线，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他们先后到达长沙临时大学之后,陆续与湖南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关系。9月下旬，随校南迁的北大中共地下党员吴磊伯、黄启威等8人在长沙黄启威家开会，决定建立中共党支部，并推举吴磊伯任书记。11月1日，长沙临大开学上课，原北大、清华的党员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有党员20人,后来发展党员9人,共有党员29人,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领导。

在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不断遭到日机轰炸的形势下，长沙临时大学同学们的爱国抗日激情高涨。1937年底，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邀请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到校作报告。徐特立在报告中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号召同学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拿起枪杆到革命队伍中去。12月31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重要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说：“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这个讲话传到长沙临时大学，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徐特立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沙，长沙临时大学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从军运动。有近半数的同学离校，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有的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行列，还有四五十人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大多数党员带头奔向抗战第一线。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讨论认为，必须把学校迁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才能继续办学。考虑到当时云南离前线较远，有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可通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输,于是经过教育部批准,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 王亚文奉周恩来、叶剑英、黄文杰（中央组织部长）之命任青年特派员进西南联大。

1938年，西南联大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师生们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粤汉铁路南下，取道香港、越南，经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一路主要是教职员和女同学。王亚文带着一批党员关系，由湖南来到昆明。王亚文到昆后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四年级学习。他根据叶剑英、黄文杰的指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另—个党支部，指定徐贤议为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党员有从长沙来的王亚文、徐贤议、张遵骧、汤一雄、张鹊梅和平津来的莫家鼎共6人。不久，又发展了张定华、汤德明入党。

另一路由244名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实行军事管理，步行前往昆明,历时68天，行程1671公里，师生沿途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群众的困苦生活,同时受到磨炼。由长沙临时大学随迁来的少数党员如徐贤议、王天眷、田方增、杨赓等的组织关系未能及时接上。

在西南联大，王亚文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曾昭抡等取得联系，同他们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学生演出《祖国》《放下你的鞭子》《黑字二十八》《原野》等话剧，在春城引起轰动，激发众多爱国民众投身抗日斗争。

联大演出海报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开学上课。但因从长沙来的党员较少，组织关系未能及时接上，因此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开始建立党的组织。是年秋，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党员力易周、发展对像袁永熙也随同到昆明。经辛毓庄牵线,力易周找到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负责人李家鼎,同时想通过李找到党组织。8月，在北平入党的黄元镇、郝诒纯也到了昆明。不久，力易周和他们两人一起成立临时中共党小组。

10月，力易周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黄元镇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郝诒纯考入西南联大理学院地理地质气象系、袁永熙考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这时，先在北平担任党和“民先”职务，后在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区区委委员等职务的徐树仁也来到昆明,并参加了临时党小组。后来经他建议，西南联大中共临时党小组改为临时党支部，推举力易周为支部书记。11月，力易周发展袁永熙加入党组织。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同月,南方局决定改组中共云南特委,建立中共云南省工委，李群杰任书记。6月,中共南方局改派马子卿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新建立的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西南联大的党组织由省工委直接领导。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同月，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3月，省工委决定在联大建立由省工委直接领导的党支部，袁永熙任支部书记。

1939年3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西南联大党支部正式建立。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力易周因“金田事件”涉嫌，暂停党的关系，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袁永熙任支部书记，其后发展为总支，袁永熙、李振穆（李晨）、熊德基先后任总支书记，李之楠、邹斯颐先后任二线总支书记。联大支部成立后，群社的活动有进一步发展。继邢福津之后，先后由葛琳、周绵钧（天行）、朱瑞青、本炳泉接任社长。

皖南事变由于政治形势险恶，当时已传出逮捕和迫害进步学生的消息，中共云南省工委乃于2、3月间有计划地将联大大部分党员和少数进步学生从学校撤出，分散到云南各地隐蔽。群社和引擎社等都停止了活动。疏散出去的学生，先后有100多个。他们在各地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做些群众工作，起到了在云南当地洒播民主种子的作用。后来又有少数同学到建水、磨黑原来疏散下乡的同学处，他们在当地较好地开展了群众工作。

皖南事变后，撤离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群社社员，以后有的又陆续回校复学，另一些有组织关系或断了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和大批追求真理的青年考入联大。

1939年5月，汤德明接任支部书记，党支部下分两个党小组：张遵骧、汤一雄、张定华等一个组，莫家鼎、张鹊梅、汤德明等一个组。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先在中共长江局，后在中共南方局。这样,在西南联大建党初期，就出现两个党支部平行并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时处在战争时期，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与上级不能及时联系。

王亚文曾经是西南联大党支部领导人（来源：西南联大展览馆）

1939年7月，王亚文毕业，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他把自己领导的支部党员关系交给中共南方局，中共南方局又经云南省工委转给西南联大袁永熙领导的党支部，袁永熙仍任支部书记。至此，西南联大初期两个党支部并存的情况结束，党的组织统一之后，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

王亚文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赶赴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曾家岩50号正式成立，对外称周公馆。从这时起，王亚文就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王亚文的任务是利用亲友、同乡不少人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关系，打入国民政府内部进行策反与分化。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直接领导下，潜伏在国民党党军政上层，从事秘密工作。

曾家岩50号“周公馆”被日机炸毁

为何选定王亚文担负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周恩来分析的：第一，王亚文有多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党忠诚，经得起考验；其次，有别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王亚文的舅舅陶广担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长，在湘军中很有威望，且有抗日热情；第三，王亚文的堂哥王芃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个日本通，他的研究对中国抗战有重要作用，是蒋介石跟前的红人；第四，湖南朱子祠学堂的“三大才子”程潜、刘斐和李明灏，都是湖南醴陵人，与陶广、王芃生都有交情。他们热爱祖国，赞同抗日，可通过他们结交更多的国民党将领，让更多的力量推动蒋介石抗日。刘斐现在主管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各战区作战协调工作，若与他交上朋友，那我们就不愁不了解国民党的对日计划了；王亚文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以“小钢炮”闻名，蒋介石也知道。叶剑英也对王亚文补充说：“符昭骞和我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又是同桌，与朱德也是校友。他1937年任卫立煌部队少将参谋处长，1937年参加了门头沟庄户会战、忻口会战，抗日勇猛，值得你与他交朋友的。”说完为王亚文整理了一下衣领，说：“衣服一定要穿得好些。不能让他们看扁了。需要多少钱，就向我们拿，与他们交朋友不怕花钱，党会为你作证的，会对你负责的。”

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既是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又是中共秘密联络点，因此成了戴笠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地方，进出这里的人，都是军统重点调查的对象。王亚文凭着机智勇敢，近七年时间里，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将许多重要情报安全送进周公馆。

周公馆与王亚文确定了联络方式，一般情况下，事先约好时间、地点，周公馆的汽车会准时开到指定位置，打开车门，王亚文瞅准车牌号快闪进车内，车子启动开走，就在车上汇报情况。车子兜几个来回，在确定无特务跟踪的地方让王亚文下车。如果没有到约定的时间，有紧急情况，可在傍晚时分周公馆四处无可疑人时进去。最危急的时刻，就是从秘密通道进入。

王亚文找到王芃生，说自己从西南联大毕业了，重庆是国共抗战的大本营，想来此为抗日救国出力。蒋介石器重王芃生，命他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开展对日情报工作。王亚文经王芃生介绍，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编译员。王亚文利用翻译英语文章等机会，掌握了很多重要情报。王芃生对王亚文为人做事非常认同，推荐他结识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对自己这位醴陵老乡也是很有好感，邀王亚文住到自己的府邸。有王芃生、陶广和程潜的提携，王亚文与很多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员，如杨杰、刘斐、李明灏、符昭骞等，都成了好朋友，借机对其进行策反。

王亚文周旋于国民党上层，表面上逍遥自在，实际上险情迭出。一次，王亚文从周公馆出来，经过戴笠的戴公馆门口，迎面撞见王旸。王旸是个老牌特务，早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就潜伏在学生运动队伍中，对王亚文的情况很熟悉。他命手下跟踪我王亚文，准备对他下手。王亚文察觉后，马上将情况报告给董必武。董必武对王亚文说：“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首先通过关系，把你的共产党嫌疑否定掉，万一不能在国民党高层开展工作，我们马上送你去延安。”一天，王亚文故意绕道到戴公馆，神情自若地向他借住的程潜家走。跟踪的特务来到程潜家门口要硬闯，被卫兵逮住押到程潜面前。程潜厉声喝道：“回去告诉你们戴老板，他是我们自己人。今后再发现你们跟踪他，格杀勿论。”就这样，王亚文巧妙地化解了一次险情。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新四军军部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而将皖南事变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告给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就是王亚文。

1941年 王亚文奉命打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任上校秘书；1941年1月5日，根据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共九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起程北移，次日行至茂林地区，即遭国民党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激战至十三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叶挺执行组织的决定，前往国民党顽军上官云相处交涉。上官云相将叶挺扣留，并加紧对新四军的攻击，至十四日夜新四军除一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1941年1月16日下午5时许，王亚文与符昭骞造访程潜。聊得正酣，程潜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接完电话后，程潜告诉在座的人：“部分新四军被‘国军’‘剿灭’，叶挺被俘，项英和周子昆被叛变的部下打死，明天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熬到夜幕降临，王亚文避开特务的视线，赶到曾家岩50号，报告皖南事变这一事件。叶剑英听完汇报后说：“蒋要取消新四军番号，我们就立即重建新四军！”周恩来说：“战端既起，当仁不让，以打对打。”收到情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刻向延安党中央汇报。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诬陷新四军“叛变”，并宣布取消其番号。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下达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他们及时集聚四散各处、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将士，恢复了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继续坚持抗战。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局面，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从1942年上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一再强调的“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1942年下半年决定：西南联大不再设立党总支，党员由三位省工委委员分别单线联系，暂停发展新党员，严格组织纪律，禁止随便找党。

由于情况的变化，1943年春，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西南联大设立一个党支部，由马千禾任书记，何功楷、齐亮为支委，此外还有两名党员仍由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领导，其余党员仍分别由省工委直接单线联系，互不发生横的关系。这一阶段西南联大有党员61人。

1943年春天重新建立了以马千禾（马识途）为书记，齐亮、何志远（何功楷）为委员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他们团结思想进步和有正义感的同学，认真贯彻“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努力学习，热心服务，广交朋友，积极参加级会、系会、同学会、同乡会、壁报、膳团、体育会等各种社团活动，形成了许多“朋友圈子”，并组织一些秘密的读书会，在同学中形成了很有影响的力量。

这一时期，联大的教授也有不小的变化。他们目睹当局在政治上独裁专制，贪污腐败，特务横行，经济上不少国民党官僚大发国难财，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对时局深为关切。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闻家驷等教授都先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政治活动。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

1944年 王亚文打入国民革命军第76军泸州警备司令部，任上校秘书；1945年 以国民党军少将身份从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1945年2月和5月，有两部分同学各自成立了秘密的群众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经中共地下组织协调，分别称为民青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第一支部由陈定侯任主任委员，洪季凯（洪德铭）任组织股长，谭正儒（严振）任宣传股长，何东昌任总务股长。第二支部由许寿谔（许师谦）任主任委员，马千禾（马识途）、李明任组织委员，李晓（李曦沐）任宣传委员，许乃炯任总务委员，王树勋（王刚）、侯澄（云大同学）任修补委员。两个支部分别由袁永熙、马千禾代表党组织进行领导。不久，联大地下党也组成第一、第二两个支部，分别由袁永熙、马千禾负责；

在西南联大，马识途（前排右一）、张彦、李储文（前排右二）、章润瑗（前排右三）、何功楷、许乃炯（后排左一）等和美国飞虎队朋友合影

在党的领导下，民青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由联大发展到其他大中学校各校学生自治会和社团的领导骨干多为中共地下党员或民青成员，到1945年10月底，民青组织已发展到约300人，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6、7月间西南联大三校师生陆续复员北上。王亚文也奉命回湖南；三校复员前，中共云南省工委分别组织袁永熙、王汉斌、李凌、陈彰远、洪季凯、萧松等党员和“民青”干部学习讨论，要求他们在复员途中为同学服务，到达北平、天津后，团结好当地同学，在党的领导下，结合当地实际，继续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回平津的党员，组织关系都由南方局转交南京局(后改为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领导，称为平津地区的南系地下党组织。这些西南联大的党员和“民青”成员也根据本人志愿和工作需要分别回到三校。

三、上海策反活动

1947年 王亚文奉董必武令到上海，由张登（沙文汉）、陈约珥联系从事策反工作，任上海海陆空军策反专职工作组组长、起义军政委。

1947年3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军委决策核心就以其前瞻性战略眼光的预见到——“蒋介石必定会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孤注一掷”，决定先期选派精干、忠诚的骨干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驻守于上海的军队中进行策反，使解放上海时发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在选派骨干人员的讨论中，董必武提议此项任务非王亚文莫属。肩负特殊使命的王亚文，化名张子舒潜入上海。在董必武指示下，由时任华东野战军对敌作战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沙文汉（后为新中国首任浙江省省长）代表刘伯承和陈毅、粟裕领导王亚文工作，并正式任命王亚文为上海策反工作组组长。

王亚文到上海后，首先对国民党海军开展策反。与何燧、吴石、蒋子英等人交好。何燧、吴石、蒋子英三位，与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周应聪、“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交情甚好。林遵、周应聪、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中是实力派，且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也有过交往。

周应聪是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兼上海海军办事处主任，指挥八艘主力舰，国民党海军机要内容都在他的掌控中。抗战时期，董必武把周应聪介绍给王亚文，一段接触后，王亚文与其成为至交，为日后周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奠定了基础。

1949年2月王亚文与周应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少将），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主力军舰“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率舰起义。王与周，两人在上海地下党的身份分别是起义海军政委和司令。邓兆祥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1930零年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英国海军鱼雷学校深造，他刻苦钻研、成绩优异，熟练掌握了鱼雷、航海、信号、舰炮等专业核心业务，归国后即有“英国海军通”的美誉。他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对日海战，痛恨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及四大家族的无耻行径。在起义的前一天，邓兆祥接到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命令即率舰赴江阴要塞、阻挡解放军渡江！2月24日子夜，在上海地下党的积极支持下，邓兆祥和王亚文事先精心组织的起义骨干把数十名态度暧昧的官兵悄悄缴械，一瞬间全舰就全部掌握在起义者手中。25日凌晨，邓兆祥一声令下，重庆号这艘吨位最大的国民党海军军舰驶出吴淞港；于26日6点安全抵达烟台解放区。邓兆祥和起义官兵，迅即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通电嘉奖！

重庆号

1949年2月25日，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光荣起义董德兴对此评价到：这艘国民党最大军舰的起义，带动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以及随后的一批军舰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在重庆号巡洋舰投奔光明后不久，王亚文与周应聪加紧了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起义接洽工作。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其父亲林朝曦曾供职于北洋海军、参加了甲午海战。由于祖辈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林遵就满怀振兴中国海军和雪耻甲午战败的豪情。他曾赴德国学习潜水艇技术，日本投降之后、他即率“太平”、“中业”两舰接收南沙群岛，并在主岛上立碑“太平岛”以宣示领土主权。

林遵同样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军内派系林立和排斥异己。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林遵就和王亚文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表达了向往光明和跟着共产党一起干的意愿。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强渡长江天堑；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瞬间被多处突破。国民党海军垂死挣扎、准备与南京共存亡；此时，王亚文借用周应聪的专车急赴南京，代表党中央向林遵下达了立即率舰队起义的命令，同时要求他起义后设法找到解放军进攻南京先头部队的首长。在得到王亚文的具体指令之后，准备工作相当充分的林遵立即率领第2舰队30余艘军舰，于4月23日在长江江面起义；并在陈修良即南京地下党的帮助下直接成功地接洽了解放军先头部队首长，坚决地粉碎了敌人固守南京的迷梦。在王亚文等同志的努力下，在上海解放前夕相继成功参与海军起义的共有70多艘军舰。这些军舰和邓兆祥、林遵等将领，旋即成为人民海军初建的中坚力量。同时，王亚文还对国民党空军的50余架飞机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也收效很大。原先估计有70余架飞机参与起义，需要党组织准备1500元大洋作为起义人员的安家费。就在王亚文着手筹措安家费时，因起义事项紧迫，一大部分还没领到安家费的起义人员率先起义。

张权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炮兵中将张权到上海，被任命为上海起义军司令员。张权年轻时就满怀爱国救国之情，与不少共产党人有过交往，他拥护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他两度要求加入中共，但周恩来、叶剑英等认为张权不加入中共更有利于党的工作开展，张权接受中共的建议，成为中共的党外干部。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张权：“我们一直把张权将军当作我党的干部来使用”。抗战期间，张权的防御炮部队总部驻扎在四川壁山县，离重庆周公馆中共南方局很近，张权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交往。早在1941年，周恩来就通过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将王亚文介绍给张权，任上校秘书。张权有“战车防御炮之父”的美誉，组建训练的战车防御炮部队参加了滇缅会战，在抗战中屡建奇功。他有满腔报国热情，憎恨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在与王亚文的交往中，对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王亚文的安排，张权经常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邀请到周公馆作客。张权对周恩来等中共领导非常尊敬和钦佩，听他们进行抗日战场形势分析、讲述中国革命发展趋势、评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用等。张权也无拘无束地讲述自己如何在抗日战场上用兵布局；如何敬佩共产党人向往投身革命队伍的。他曾对王亚文说；“北伐时我曾以师事祖涵公林伯渠。现在，周、董两位对我的指点使我受益匪浅，愿和他们常谈心。”张权在与董必武的一次谈话后，感慨地说：“救国要靠共产党，做人要做共产党那样的

张权全家1937年摄于南京

八年抗战，张权坚守在抗日战场，因战功卓著被誉为抗日名将。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协助下，他出资兴办进步刊物《生力》，由王亚文任主编，他亲自撰稿，内容以阐述苏联军事成就为主，同时积极宣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此刊对当时国民党上层军官和其他阶层人士产生一定影响。

淮海战役前后，张权遵照中共党组织要求，动用自己丰富的人脉资源，前往济南、徐州、南京及铁路沿线视察，收集沿途兵力部署、武器装备、车辆粮食及作战图纸等；还潜入到重兵把守的最高参谋本部地下保密室，设法获取绝密的“参谋本部作战地图”，由王亚文、陈约珥迅速转送我前敌指挥部，对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张权身负党组织的重要使命，在国民党军队中策反起义。

渡江战役前，张权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利用联勤中队中将观察员的合法身份，到长江沿江前线“视察、指导”布防。回上海后，立即到王亚文家，将沿途记录、速画的一大包小纸片铺在地板上，张权拼纸片，王亚文和妻子张瑞元用三天三夜时间绘制出一张《长江沿岸布防图》，连同王亚文从吴石那里获得的《国民党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经地下党组织交通站送到解放军前敌指挥部，对解放军胜利渡江、攻打上海、解放全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亚文和妻子张瑞元

王亚文与张权将军拟定了上海国民党陆军武装起义的周密计划：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起义，在虹口吉祥路121号设起义临时司令部。以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楼为基地，届时升起义旗，发号施令；驻扎西体育会路一带的机械化炮兵团，沿西体育会路向张华浜、蕰藻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入城；驻扎在浦东前线的青年军209师师长方懋锴，在解放军进攻该阵地时，竖起白旗，为我军让路。

王挽危师长、王秉钺军长等均应允及时响应起义，配合还击。起义计划中，还有重要的一环，是由起义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郑振华担任破坏机场的任务，由张权单线联系青岛舰的陈舰长在吴淞口要隘处炸沉军舰，使飞机不能起飞，军舰驶不出去。如此，在复兴岛督战的蒋介石父子必被活捉，上海和平解放可期。

精心设定的计划，却因告密而流产。1949年5月15日傍晚，当张权将军的身影出现在麦加里弄口时，被埋伏多时的国民党便衣特务抓捕。

就在被捕的这天上午，他还与中共地下党员王亚文在外滩公园再一次审阅起义计划。临分别，张权神情坚毅地对王亚文说，如果他明天没有准时来到吉祥路121号起义司令部，而住家的阳台上又有红布挂出，就说明他出事了，一定不要再来他家。

5月16日上午8时，约定到达的时间，其他参与领导武装起义的人都到了，唯独一向准时的张权未到。王亚文冒着危险进入麦加里，当他看到张权住房的阳台上挂着的红布，周围又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立刻意识到张权出事了，迅速离开。上海的武装起义功亏一篑。

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声言将在上海打一场立体战争固守到底，坐镇复兴岛亲自督战的蒋介石，听到张权发动兵变未遂的报告惊恐万状，当即下令“予以处决，立即执行”，并授意，要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处决，不得公布实情，以免影响士气。蒋再也无心督战匆匆逃往台湾。

面对敌人酷刑，张权为保全王亚文和参与起义者，选择牺牲。5月21日下午6时，上海全城戒严，张权在南京路大新公司（现中百一店）门前的十字路口，被以“贩卖银元”的罪名公开杀害，临刑时张权高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距上海解放仅仅6天，令人扼腕痛惜。

上海解放后，张权将军得到了隆重追悼，并最后安葬于龙华烈士陵园；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张权革命烈士称号。他也是陈毅市长签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的主人。

五十年代王亚文全家福

新中国建立后，王亚文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后任上海真如中学（1954年改名为上海市延安中学）校长，兼任沪江大学、财经学院等校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

王亚文（右一）与真如中学（现延安中学，校址延安西路601号）学生们在一起

1953年王亚文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党总支书记；1958年 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科，上海财经学院图书馆，夜大学，教务处任职；1972年 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工作；1979年 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离休前享受副市长待遇。

原吴淞炮台前19位同志与王亚文（前排右四）

1999年 10月31日，王亚文辞世，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等领导送花圈，于11月15日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与昔日战友张权等重新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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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基、王颐、王双、张林凤等回忆；部分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照片来自网络公开资料

整理编辑：王见纲

王亚文先生的女儿指出了本文若干错误，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