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祖道(1922-2014)

壹 摄影之路始于清华园

张祖道，1922年2月7日出生在湖南浏阳东乡的一个小山村。那个时代的湖南农村普遍贫穷，但外部世界的新鲜“玩意儿”却没有被阻隔不入，小集镇里居然也有了简陋的照相馆。一次难得的照相经历激起张祖道幼小心灵里的好奇。他看到：照相师傅把头钻进一面红一面黑的大方布罩，在里面鼓捣几下又钻出来，一边嘴里叫着“坐好、别动”，一边把相机前的圆盖取下，手臂优美的一忽悠，马上又盖上圆盖，就算照完了。于是张祖道也“一直很想学他照出人影来”。那时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他不但照出了“人影”，还成为一位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张祖道是1950年代之前的“老大学生”（1949年前，或者“文革”前的大学生，编者注）。不过，他是靠了近两年时间打工才攒足了学费，在23岁那年考入“西南联大”。在昆明的一年“联大”生活，让他经历了抗战胜利前后发生在这座“民主堡垒”内外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随着抗战胜利，西南联大重新分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他因此在1946年11月进入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最初建于1926年，1947年时任课的教授都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每个人都有着极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学生在四年中学习的课程包括27门必修课，18门选修课，学习负担着实不轻。张祖道幸运地从潘光旦、陈达、费孝通等大师那里学到了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及“知行合一”的精神。“摄影”并不在社会学系的课程中，但照片对研究社会的意义不言自明，张祖道从年幼时就有的“摄影梦”就这样被唤醒，他想拥有一架自己的照相机！

张祖道不是富家子弟，根本买不起新的照相机。好在他从昆明“复员”到北平的途中，曾跟随陈达教授进行过三个月的“上海工厂和劳工状况调查”，他用积攒的劳动报酬到北平“东安市场”上淘到一架韦尔塔（Welta）牌德国老相机。这架构造简单的二手货对于当时的热血青年而言，那就等同于战斗的武器。他拍得最多的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几乎所有的游行他都留下了记录。与此同时，张祖道和另外两位同学孙同丰、朱世鈜组成了“清华周末摄影社”，他们拍摄学生的生活，也靠出售校园风景照片作为拍摄成本的补贴。摄影还是张祖道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唯一渠道，在学校那几年里，他“从没有向家里要过一文钱”。

在社会调查实习课中，张祖道凭借自己的相机，拍摄了诸如“天桥杂耍”“厂甸庙会”“聋哑学校”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现状、民俗民风的纪实照片，为后人留下了“老北京”的珍贵绝影。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经按照个别几位“特殊”同学的要求，秘密为他们拍摄了制作假“通行证”所需要的照片，解其“燃眉之急”，帮助他们顺利奔赴解放区。

身穿充满古风裙裤的江村农民（1957年）

背铁矿石的河北农民（1958年）

被称为“铁鎝”的江村四齿锄（1957年）

我知道“张祖道”的名字，也是从一张拍摄于1947年4月27日的纪实照片开始。照片上，梅贻琦、胡适、黄钰生、查良钊等四位分别代表清华、北大、南开、昆明师范的著名教育家会聚一起，在清华园大礼堂后面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合影。而这正是张祖道瞅准时机，沉着拍摄成功的经典之作。

现在已经无法确认张祖道在那几年究竟拍摄了多少张照片。仅从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百余份校园照片看，那都是“清华园”不可多得的视觉档案，都已经成为清华校史中无法分割的部分。理所当然，清华园是张祖道摄影之路的出发之地，但同样可以说：清华幸有张祖道！

1947年4月27日，四位教育家于清华校庆间合影，从左至右：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贰 与费孝通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1949年3月，张祖道和212名清华同学一起穿上军装，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正是有了摄影的一技之长，他被选入中南军区《战士画报》社，成为一名军事摄影记者，从清华带来的小相机继续成为他手中的武器。张祖道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对那架旧相机“给我长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心存感念。

1952年7月，张祖道调入北京《新观察》杂志社，成为当时社里唯一的摄影记者。那是一段让张祖道难忘的“激情燃烧岁月”，“跑新闻、赶任务”，忙得连星期天都很少休息，以他署名的摄影作品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他还多次受命跟随清华恩师潘光旦远赴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采访识别土家族；跟随费孝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对蒙古族牧民生活进行民族考察，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扎扎实实地补上了一堂社会学田野调查课”。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跟随费孝通进行的“江村调查”摄影经历，不仅成为张祖道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铸就了一段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费孝通，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科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935年获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并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在出国之前，他对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一次“农村经济和生活状况”调查。这次调查的资料也成为他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基础。这篇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的论文，记录并分析了中国人在江南农村原始状态下对生存发展方式的选择，为费孝通奠定了在世界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地位，被其导师马林诺斯基（K.Malinowski）定义为“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古老的“开弦弓”也因此有了“江村”的现代学名，并作为观察中国农村的一个标本，从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

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从1936年开始至2000年结束，总计进行了约30次，是一项跨越近65年的超长人类社会学调查工程，举世罕见，意义非凡。张祖道有幸从1957年起伴随老师“五访江村”，用镜头持续记录了世界社会学调查史中的“费氏”经典案例，见证了“江村”作为中国江南农村的缩影所发生的时代演变。

1957年5月，47岁的费孝通在相隔21年后带领一个调查组重回江村，在那里住了21天，重点考察社会体制和生产关系在历史产生重大变化后的农村状况。35岁的张祖道也第一次作为摄影记者去到江村。那次考察，费孝通除了要求他把所有类型的农具都拍摄下来以外，没有给他布置其它“作业”，全凭张祖道对社会调查的基本概念去捕捉感兴趣的场景。

于是在张祖道的镜头里，留下了依然保持着古老耕作模式的农民和工具，完全靠手工养蚕、缫丝的乡村“生丝经济链”，割草养兔补贴家用的农村儿童，还有充满古风的“包裤”和“战裙”，靠烧柴草的“老虎灶”……当然，他也为费孝通抢拍了几张纪实照片。其中一张成为连接两次“江村调查”的历史写照，照片上的费孝通和一位叫沈宝法的农民在观看英文版《江村经济》的扉页，上面有两人在1936年的合影，而那时的沈宝法只有9岁。

张祖道在这次社会调查中拍摄的照片，是江村图像志里最接近1936年开弦弓村原始景象的留影，与费孝通撰写的调查报告内容天然合璧，十分恰当地传达了他对江村经济研究的思考和观察视角。调查结束后，费孝通为《新观察》撰写了《重访江村》（其一）、（其二）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57年6月11、12两期刊物上，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然而遗憾的是，一场“反右”斗争突如其来，费孝通被错划为“大右派”，《重访江村》的系列文章就此夭折，他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也被迫停止。直到1981年10月，费孝通又重启被中断24年的“江村考察”。他迅速写下了著名的《三访江村》，将其作为在1981年度英国皇家学会“赫胥黎纪念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演讲词。文中一语道出“三访江村”的意义：“用开弦弓村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近五十年的比较资料。”而他倚重的“比较资料”中，张祖道1957年拍摄的那些照片无疑是最直观的影像物证。

此后费孝通明确要将江村当做长期进行农村调查的基地，不断研究它的变化与发展。1982年1月，费孝通四访江村，张祖道在二十五年后第二次跟随老师重回故地。费孝通语重心长地对同肖“戌狗”的张祖道说：“我已是70出头的人了，口袋里只有10块钱，也就是我只能再工作10年”，“你比我小一轮，你数数你的口袋，不是只剩下22块钱了么？好好地花，别浪费了。”此时刚满60岁的张祖道听到老师的教导，“头皮一紧，心里涌出一股紧迫感”。

费孝通在1957年就发现，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江南农村，仅仅依靠土地制度改革，“平均地权”“以粮为纲”显然不能解决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那时他就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副业和工业“富民”主张。这一次重访，张祖道看到了江村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发生的实质性变化，正是费孝通当年所希望达到的愿景。于是在他的镜头中，出现了集体发展蚕桑，家庭养羊、养兔，多种经营的欣欣向荣；出现了小型缫丝厂、丝织厂等乡镇企业的雏形。最可喜的是，农民在“农田、副业、工资”三方面都有了收入，生活改善，有了会心的笑脸。

再后来的1994年10月，张祖道第三次随老师访问江村时，开弦弓的缫丝厂已经扩建为现代化的企业。再再后来的1996年9月和1999年10月，他又随老师第四、五次访问江村。那时，费孝通已经20余次访问江村，他当年口袋里的“10块钱”早已花光。但正是在这种无私的“透支”中间，费孝通完成了“乡村调查、小城镇研究、贫困地区踏访、社会学重建”等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人类社会学工程，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张祖道拍摄的纪实照片。

2021年2月25日，中国向全世界宣布：“经过八年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在这一人类“反贫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实践中，谁能说没有费孝通和张祖道进行“江村调查”作出的贡献？毫无疑问，江村是让张祖道在视觉人类学领域扬名立万的“福地”，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说：江村幸有张祖道！

费孝通第二次到江村调查（1957年）

潘光旦在湘西调查识别土家族（1956年）

北平天桥街头一景：拉洋片（1947年）

周金发老太用废蚕丝捻棉线（1957年）

叁 《刹那》摄下百余位“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

在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家中，拥有清华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张祖道是唯一者。俗话说：“文如其人。”在张祖道用镜头书写的每篇精彩文章后面，似乎都隐藏着一双睿智的眼睛，连接这双慧眼的是朴实的心灵和深邃的头脑。

在纪实类摄影作品中，表现宏大历史叙事的题材最能震撼人心。张祖道在1949年2月3日拍摄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队伍通过东交民巷”无疑是一幅上乘之作：东交民巷红旗招展，解放军的坦克迎面隆隆驶来、两旁市民敲锣打鼓，让人由衷地感受到站起来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在定格这一历史时刻的同时，张祖道也许想到了抗战中经历过的民族苦难，也许想到在“西南联大”学生运动中担任“纠察队长”所经历的民主抗争，也许更坚定了投身革命洪流的决心……因为在此一个月后，他就参军成为了一名军事摄影记者。

在张祖道的摄影生涯中，他的社会接触面非常广阔，镜头中出现最多的还是充满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百态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秋日拍摄的《采摘果树新品种》，丰收农民脸上的喜悦让人过目不忘；1984年11月2日拍摄的一幅照片，画家叶浅予事出有因的怒气极具个性；1979年10月12日，镜头中的叶圣陶、夏衍、周扬一起出席追悼会，对故人逝去的哀伤之情令人同情；1955年在北京北海东门拍摄的《儿童乐园》，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乐使人感同身受。

张祖道一生中拍摄了数不清的人物，其中著名的文化名人影像构成了一个独特系列。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于2009年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珍藏集《刹那》，囊括了张祖道从1947年到2003年的半个多世纪里，为250余位文化艺术界名人留下的特写影像。其中包括：教育家胡适、梅贻琦；文学家田汉、巴金、曹禺、老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张仃、黄永玉；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常香玉；还有雕塑家刘开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家群体，以及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等。

按照浅显的理解，好像纪实摄影就是“看见什么拍什么”。但在张祖道这里，我们却同样可以看到艺术性极强的纪实性作品。在一幅拍摄于1958年的《背铁矿石的农民》里，他镜头中那位农民除了任劳任怨的神情外，不但没有任何卑微的感觉，相反更有顶天立地的架势。以摄影常识想象，那是只有蹲下来才能拍到的画面。而正是这种“放低身段”的与人为善，让他拍出了许多充满艺术“人情味”的纪实作品。

在很长的时间里，张祖道的作品一直并不起眼，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名气。其实这恰恰反映出他“谦和低调”的性格特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拍照”正是他一贯秉承的人生态度。他从来没有刻意地去追求“摄影家”的桂冠，只是老老实实，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拍摄之路上“蹚道”，再加上追随社会学硕儒所得与自我精进提升的能力，这才是他留下如此之多经典之作的原因。他也从来没有摆出一副“艺术家”的姿态对待自己的作品，而是将它们视作应该被共享的资料，无私地提供给他的同事们和所有需要的人。在青年同事们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校对、翻拍、暗房、管理资料”样样活儿都积极去干的“老劳模”，是一位被大家亲切地直呼为“老道”的朋友与长者。

张祖道的与众不同，特别表现在他经过清华大学社会学严格训练后养成的文献意识和严谨习惯。他为自己的拍摄工作和日常生活写下日记，为每张照片都留下详尽的文字资料。即便在岁月更迭中丢失了大量照片和笔记，仅就现存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对中国文化史而言，也已经是一笔巨大的文化历史财富。2003年以后，张祖道编著了《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三本纪实体著作和摄影集，集中展现了他的摄影经历、经验和成果。毋庸讳言，是华夏大地孕育了张祖道，是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纪实摄影的一代先行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应该说：中国幸有张祖道！

采摘果树新品种

叶浅予（1984年）

追悼会上（1979年）

北海东门儿童乐园（1955年）

结语

2022年是张祖道诞辰10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间点，我特别记得他说过：“生活就在你身边，一瞬间，它就是历史”；“摄影既可以远求，也可以近觅，东瞧西看，都是材料，不必发愁。”这些朴素话语体现了大道至简的人生智慧，也包含了随遇而安的从容心态。摄影如此，生活亦然。他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他用镜头捕捉了一个个历史的独特刹那，自己也伴随一幅幅传世之作被融化在永恒的刹那中，让后来的人们不断理解、效仿、纪念……

张祖道获得清华紫荆奖（2010年）

　　（2021/12/16 修订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