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数年前读戈革先生《史情室文帚》，书中史与情激荡澎湃，令人心驰神游。如今偶得机缘，决意效仿。抚触历史、感物生情，权称之“触史生情”系列。

戈革 作者供图

许多人并不知道戈革，即使在国内科学史这一很小领域内。特别是对青年研究者而言，戈革已经成了一个远去的历史符号。也许偶尔可以在一些科学文化的回忆文章中一瞥其名号，但若追问一二，恐怕只能让人陷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地了。

整整100年前，1922年戈革生于河北献县，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9年又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后来长期在中国石油大学从事物理教学工作，同时研究量子物理学史，尤精玻尔研究，因以一人之力翻译皇皇十二卷《玻尔集》而荣膺“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一生著译文字近2000万。

戈革治科学史，迥异他人，由于其旧学功底深厚——平生创作了不少“曲高和寡”的古体诗，再加上物理学及物理学史素养过硬，曾亲炙于著名物理学家余瑞璜，又与西方多位近现代物理学史家私交甚笃，在阐释物理学史的若干问题时，总能阐前人之未发，纠他人之误读，文笔犀利明快，嬉笑怒骂不留情面。其史才、史学、史识超然卓立，史林素来称道，无需赘述，拙文专门谈谈戈革之“史情”。

他早年自费出版过一本文集《史情室文帚》。这书若是放在现在，估计也得自费出版，因为单看这名字，估计鲜有人能琢磨透其意，自然也吓跑了出版商。真的读过此书的人——估计也只能是科学史这个小众群体的人了，他们才会觉得如获至宝，心生相见恨晚之意。

他在“自序”中对书名做过微言大义式阐释。所谓“史情室”，便是他自号的书斋名。何谓“史情”，即历史是有情或多情的，他还引用清代袁枚的诗以抒发治史之志向，笃信历史之多情，“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再说“文帚”，即作文敝帚自珍也。谈戈革之“史情”，笔者认为从“真”与“趣”二字入手可得其玄妙。

先谈史情之“真”。这里的“真”自然是指求真，史学者研究的第一要务与科学家没什么不同，也是求真，求史料之真，求秉笔直书。但可能有人问了，若是如此，这岂不仍是“史识”的范畴，因为史识内蕴去伪存真之旨，与史情之求真有什么不同呢？史识之求真，在于眼光与判断力，史情之求真，在于对“真”饱含深情的向往、推崇与拥抱，对“伪”深恶痛绝的鄙夷、厌恶与摈弃。

对通常的科学史学者而言，就一些讹传的伪历史，无非两种处理方式，写论文考证式纠正，或者在随笔文章中辨析式谈及。多数此类文章很像起承转合的八股文，于历史研究有益，但读上去索然无味，更别寄希望有点“史情”意味的阐发了。

戈革之文章，多在纠正之余，每每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带有浓厚个人情感色彩又不是偏狭私见那种对伪史料伪史论毫不留情的批驳和嘲讽。这种强烈的求真之情，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戈革身上，独步史林。

兹举一例以领略其求真之史情。早年有人从《易经》中的“泽中有火”出发，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对石油的记载。他不认同，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驳斥了这种牵强附会之说，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写了“几点感想”。那几条感想已经超出了史料辨析的范畴，而上升到了治史的态度与方法论方面，也即具有了普适性的教育和警示价值；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读者可以从这些文字中，听到他发自心底的疾呼与批判。摘录一段如下：

学术工作，这是人类的一种严肃的、艰辛的、光荣的、宏伟的文化活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开不得半点玩笑，弄不得半点狡狯，投不得、取不得半点机巧，至于连“机巧”也谈不到而以搞笨拙的抄袭为能事，那更自郐以下，吾无讥焉。出现上述种种情况，难道不说明我们的学术风气还颇有不正之处吗？

这段文字写于40年前，如今读之，丝毫不觉得过时。学界多擅“能事”诸公，能不愧乎！

再谈史情之“趣”。在历史研究与通俗化过程中，“真”与“趣”似乎是一对矛盾，类似于正史与演义，就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样，在历史的舞台上并行不悖地传播着。科学史学者或爱好者曾做过有益的尝试，试图挖掘科学史的趣人、趣事。早年戈革的《学人逸话》，近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范洪义的《物理学家的睿智与趣闻》算是此类尝试的代表作品，这里仅谈《学人逸话》。

虽其名曰“学人逸话”，其实多是量子物理史上的诸多大家的逸闻趣事。整部作品张弛有度，绝非那种地摊杂志汇集的野狐禅，部分取自当事人或其学生、亲属的回忆录，还有一些是他的亲历，加上戈革独有的分析、释读，使得整本书可读性极强，特别对研习现代物理学史的同仁而言，不啻一本诸贤“趣林广记”。

既然是逸话，有些事便可能不止一种说法，这反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与回味的空间，也算趣味之一。

譬如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卢瑟福有一个外号叫“鳄鱼”，流传甚广。但就此雅号的来源，并无确凿的说法。一说是来自卢瑟福的学生——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一说是源自童话故事《彼得·潘》。

更有意思的是，卡皮查后来竟然还有回忆（此说戈革认为需要谨慎采信），说因为在苏联的语境中，鳄鱼是受到尊敬和敬畏的，它有一个僵硬的脖子，不能回头，只能张着大嘴一直向前，以此比喻卢瑟福的进取精神。不管卡皮查回忆是否可靠，单说这种进取前行的类比，再贴切不过了，笔者过去多次读到卢瑟福与鳄鱼的关联，始终未谙其意，今得卡皮查之说，意味隽永又趣味盎然。

除了上述这种掌故之趣，戈革“常恨乾坤有外行”。他最怕他人不懂常识，最不能容忍他人犯低级错误。

有一次，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把德国物理学家约尔丹（Pascual Jordan，也译作约当）改作了乔丹，且不说鉴于球星乔丹的名望，太容易误导读者，就是按照德文的读音，也没有读成“乔丹”的道理。他为此长叹，大发“天哪，天”的感慨。这种匪夷所思的人世奇谈，每次都令他“刻骨铭心”。此类也算是史情之趣吧。

“有好都能累此身”，戈革于治史之外，尤嗜古诗词与篆刻。其古诗词，已得学界贤达品评；其治印，累计有上万方，曾获钱钟书赞赏。这些雅好，固然“累”及身心，但他“累”此不疲，以此抒怀，否则对他而言，放眼乾坤多外行，胸中多有不平事，岂不苦闷？

1989年，戈革题赠其晚辈熊伟一首诗，其中一句云“莫笑先生溺丝竹，黄连树下弄琵琶”。这固然是他雅好与生活的写照，又何尝不是其治史生涯的画像呢？治史爬格，非亲历不知其苦；雅好娱情，得其趣才可以遣怀。史情之真与趣，先生兼备矣！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