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说，以牛津为代表的英国人文学问

有点像英国的园林：大片草地，几株孤树

清晨的雾弥漫一切，人们徘徊其间

坠入深思之中

1982年7月，王佐良（左二）在苏格兰诗人彭斯的故乡欧文城。王佐良是最早译介彭斯的译者之一。图/受访者提供

英语文学泰斗王佐良的头衔很多，比如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但在最了解他的人眼中，在他的心里，排在第一位的或许是“诗人”。

不过，命运没有让他像他的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穆旦那样成为一位阅尽坎坷的大诗人，而让他成为了一位有着诗人灵魂的大学者。他曾写道：“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忧伤和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最坏的归宿。”这话或许也可以放在他自己身上。

他曾说，诗贵真实，除细节、情绪和气氛的真实外，还有一种更高的真实，那就是说真话，不怕向传统之见、权威之言以至多数人奉为神圣的信念挑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不惧暴露不光彩和窘境，用最大的热情描绘心中理想。他所译介过的很多诗歌都拥有这种更高的真实。

济慈名句或是其中代表：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心在文学课

有人说，清华有“三孙四良”。“三孙”为叶企孙、金龙荪（金岳霖）和陈岱孙，是极有威望的教授；“四良”为王佐良、周珏良、丁则良和王乃樑，是清华学子中的青年才俊。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个进入北外的学子都会听到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他们是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级同班同学，后都出洋深造，王、许去了牛津大学，周去了芝加哥大学。1949年，三人回国，进入北外英语系任教，成为系里乃至学校的顶梁柱，人称“一老二公”：王公、许老和周公。

1958年，听说时任英语系主任王公要给他们开一学年的精读课，北外英语系大三学生张秐兴奋得不得了。

走进教室的王佐良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浅咖啡色西服配墨绿色领带，风度十足，不同流俗。他上课从不带笔记本，手里只有几张卡片，偶尔看上一眼，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凭记忆侃侃而谈，仿佛学问已在他的血液里、呼吸间。后来张秐才知道，王佐良天赋过人，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戏剧、英诗。

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大家都要去十三陵修水库，劳动量很大，上课困得打瞌睡，但上王佐良的课，张秐却没有这种担心。王佐良讲得具体又生动，偶尔还会“夹带私货”。

那时，上课资料以《北京周报》、苏联《真理报》英文版为主，英美文学很少触及。一次课上，王佐良介绍了莎士比亚，并说他的十四行诗大家可以读一读、背几首，下一次上课还抽查了背诵情况。王佐良还提到，自己每年都读一遍《傲慢与偏见》，虽然这书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没什么了不起，但奥斯汀把英语的语言之美推到了极致。

后来成为北外英语系教授的张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王佐良只是轻轻提了一句，可她牢牢记住了，后来千方百计找外国文学作品看，并以此为终身职业。这颗种子是王佐良撒下的。

关于教材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外发生过一个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主要应通过文学著作去学语言，因为文学作品是一国文化的精华；另一种意见认为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外事翻译干部，教材应涉及社会文化各方面，不应过于偏重文学作品。

王佐良是倾向于文学路径的。他曾在悼念挚友周珏良的文章里说，在外语大学并不常有文学课教，多数情况下教的是语言。语言当然值得教，但他和周珏良的心都在文学课。文学课很不好教，常引起额外的麻烦，每次政治运动一来，第一炮总是对准“文学路线”。他们用弥尔顿的《失乐园》做教材，就曾招致“还乡团阴谋”的批判。

“文革”期间，一老二公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称为“洋三家村”。一个冬天的夜晚，三人直挺挺站在条凳上接受批判。台下有人质问他们为什么对文学贼心不死，王佐良记得，当时自己还有闲心看了旁边的周珏良一眼，周珏良很平静，嘴边带着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

“文革”后，王佐良终于可以尽情地讲授和研究自己钟情的文学了。1980年，在他的提议下，北外英语系开了《欧洲文化入门》课。

现为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姜红1983年是北外英语系大二学生。她回忆，这是一门150人的大课，由王佐良、许国璋等几位名师共同授课。王佐良和许国璋都是一口地道牛津音，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都无可挑剔。与许国璋从句套从句的精致口语不同，王佐良的口语句式简短，不用复杂生僻的词，但让人觉得恰当妥帖。

从这门课上，姜红第一次知道《荷马史诗》《十日谈》，接触到哥特风格和巴洛克风格。

她觉得，这门课为学子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似乎从禁锢中一下子走入了开阔地，外界的新鲜事物扑面而来。但他们并没有迷失在这西洋景中，而是发现，那个世界或许有很多不同，但有它的合理性，大家都一样是人类。

“一瞬中见永恒”

80年代，王佐良的学术春天到了，60多岁的他像年轻人一样拼。他的学生、美国新奥尔良大学英文系教授钱兆明根据《王佐良全集》做了统计，他留下了44部著作，其中32部写于最后15年。

他的学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长聘教授曹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佐良可谓一个人就是一门学科。外国语言文学有几大学科方向，分别是外国语言、外国文学、翻译、国别与区域、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王佐良均有涉及，且样样都站在了学科的巅峰。

然而他最爱的始终是诗。他说：“从散文进入诗歌，是从平川进入高山——或者深渊。最昂扬的，最低沉的，都在这里。这里有最本质的文学语言：美，而又朴素；音乐性，而又散文化；紧凑，而又什么都容得下。”后来诗写不成了，他于是译诗，“好像在译诗中还能追寻失去的欢乐”，得到甜蜜的慰藉。

除了译诗，他的兴趣还在于研究诗史和文学史。他主编了《英国文学史》《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等，翻译选注了《英国诗选》《苏格兰诗选》等。

他的清华同班同学李赋宁评价，读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好似在读一本写得很好的小说，或像听一首交响曲，有序曲，有终曲，有展示部分，有高潮，有结局。人如行走在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美不胜收之感。

王佐良将英国文学的特质总结为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想象力、历史感等。他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诗，没有文学，然而想象力不只是想得高，想得远，更重要的是，它是催化力，能由此及彼，小中见大，一瞬中见永恒。

在他看来，把一个国家的诗歌介绍给读者，就是在向他们展现这个国家里最敏感的人的体验、见闻、思想、情绪、想象力、文才，里面有赤裸裸的灵魂。

如济慈的叙事诗《圣亚尼节前夕》里有“他已融进了她的梦，好似玫瑰/把它的香味与紫罗兰交融”这样的句子，王佐良点评说写男女之情写得“热烈而又美丽”。济慈的史诗《海披里安》写道：“它们有如金翼的鹰，飞在我们头上，/比我们美，也就有权/统治，因为永恒的法则是：/美居第一，强也居第一”，王佐良评价说，这段完全是“弥尔顿式的黄钟大吕之音”，情景有如《失乐园》中撒旦在与天帝较量失败后在地狱所开的会议，但加进了济慈自己的哲学信条。

王佐良认为，英国文学有一个长处，即有一连串作家兼文论家，从17世纪的琼生、特莱顿，经过18世纪的蒲柏、约翰逊和19世纪的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济慈，直到20世纪的艾略特，构成一个独特的传统。他们谈起理论来，有血有肉，见解精辟。如济慈曾谈及对写诗的主张，那就是：第一，诗要写得有点恰到好处的过分，以此来使读者惊讶；第二，诗的美要写到十分，使读者如沐浴在灿烂的夕照中；第三，如果诗来得不像树长叶子那么自然，那还不如干脆不来。

王佐良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不习惯那种在文章里一上来就摆理论架子的做法，有些文学理论文章离文学越来越远了，那种艰深的文章只能奉赠“学院”圈子里的人们。

有一次，他去南京参加一个关于文学史写作的学术会议。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后，一些人反映，太重文学性，而科学性注意不够。他在给周珏良的信中吐槽：“唉，我是多么不喜欢这个‘性’字！”他说，为什么这些年出的中外文学史读起来都像社论，谈文学而本身无文学味儿？前辈并不是这样，鲁迅和闻一多的文学史类著作都是很好的散文，金岳霖说过，一个概念、一个公式也可以很美。

1988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和法国人文科学院之邀，王佐良在英法访学两月。40多年前，他考取庚款公费留学，成为牛津大学茂登学院研究生，主修17世纪英国文学。这次访问是他在1982年的短暂停留之后，第二次重回母校。

他与几位牛津教授共享了一次“高桌晚餐”，席间谈天说地，酣畅愉快。其中一位教授的能言善辩让他想起了自己求学时代的C.S.刘易士教授。

他说，这是一种牛津典型，不论什么新潮理论，他们都能抓住要害，进行辩驳。刘易士当年在学生中组织“苏格拉底学会”，周复一周地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他们在乎的并不是驳倒别人，而是反驳本身，因为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将任何人看做平等对话者，认为学问之事无须故弄玄虚，任何高深理论都是可理解、可辩论的。文笔也是牛津人文学者所重视的，但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采，而是强调文笔之后要有新鲜的思想和活跃的想象力，有透明的理智和比例感，尊重读者，不把读者看作蠢物，也不对他们发号施令，而是同他们进行心智上的对话。

王佐良觉得，英国的人文学问有点像英国的园林：大片草地，几株孤树，向前走则听见淙淙流水，有许多幽深的角落，清晨的雾弥漫了一切，人们徘徊其间，坠入深思之中。

执火炬的人

北外原副校长胡文仲说，王佐良有一句口头禅是“瞄瞄”。他的视野很广，什么东西都喜欢拿来“瞄瞄”。

姜红1980年代末毕业留校，最初曾帮忙管理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文期刊，王佐良总是第一借阅人。每周，她帮王佐良办好借阅手续，送去最新的《大西洋》《纽约客》《美国国家地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王佐良每期必看，一期不落。北外图书馆每年订购新书，文学部分由他勾选，语言学由许国璋勾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杨国斌当时在王佐良门下读博，他回忆，王佐良喜欢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文风好的文章，很喜欢《纽约客》，连本地新闻这种豆腐块也看，甚至会划重点。

王佐良告诉杨国斌，对新概念、新理论不要盲从。曹莉记得，王佐良要求学生不要拿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也不要跟在后面炒冷饭。

1984年，王佐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新设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四年前由他参与创刊的《外国文学》期刊也归入该所。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刘新民当时是《外国文学》副主编，他用了“鼎盛时代”来描述那段时光。围绕着文学所和刊物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几乎每周都有讲座或研讨会，校内外甚至国内外学者频繁受邀参加。王佐良、周珏良有空必到，北大的李赋宁也常来。

1948年，留学海外的王佐良等人在通信中相约，毕业后共同回国执教，建设英语学科。他们约定，李赋宁专攻中世纪文学，王佐良研究文艺复兴、莎士比亚，许国璋负责18世纪，周珏良负责19世纪。怀抱这样的志向，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纷纷归国。一次次政治运动打破了他们的理想，所幸“文革”结束时，四人仍在，热血未凉。王佐良说：“我似乎应该感到老之将至，但又似乎还有一个约会在面前，何止是一个人一生的梦，还有一个民族一百年的焦虑和心愿。”

同事鲁余回忆，这些白发老人明明交情已超半个世纪，可还是要在会前寒暄数语，客套得几乎多礼，散了会又要频频致候相送，流风遗韵可见一斑。

一次文学所在颐和园苏州街春游，鲁余远远见到王周二公从一个仿旧小竹楼走下，沐着春风，仍在专注地谈论着什么，据说之前已小酌了片刻。他想，所谓的文化景观恐怕不是周遭那些既费且陋的赝品楼榭，而是远处那两个有些蹒跚、穿着素朴的身影吧。

校内外事务繁忙，王佐良只得抓紧一切时间治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住在北外宿舍，周末才回家，日常三餐都吃食堂，有时候午餐只吃一个三明治、一根香蕉，凡空余时间都埋头于书桌。他的博士生、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高继海回忆，他的时间观念极强，每周都有日程表，不成文的规矩是，无故、无约就尽量不要打扰他。

张秐说，王佐良是一个在前方执火炬的人。北外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金莉说，王公是外语学界的一面旗帜，后学们无法望其项背，只能一直朝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努力。

清华标准

1991年，清华80年校庆时，王佐良写了一篇《想起清华种种》的感言。他说，虽然不在清华工作，但一说起这所学校，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兴奋，话也说不完似的。

刚入清华大学，王佐良的中文和英文程度已居全班之冠。当时清华大一的国文和英文课程都按入学考试成绩分班，王佐良均分在A组。大二上学期，他参加全校英语演讲比赛，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使生活美好》，获得了第一名。

这与王佐良中学的求学经历分不开。他的母校武昌文华中学是教会学校，除了国文课以外，几乎所有的课都用英语授课。同处一所院子的还有华中大学和文华图书科学校，后者拥有一个图书馆，叫“公书林”，有丰富的中英文藏书，而且全部开架，连中学生都可以进去随便阅览。“公书林”环境幽雅，王佐良在那里养成了翻看英文杂志的习惯，虽然当时多数原著他还看不懂，但仅仅摸着那些书都让他快乐。

他很怀念清华的老师们。俞平伯、余冠英教大一国文，都亲切而严格。大二上西洋哲学史，他写了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贺麟不但不皱眉，还在班上表扬了他。他读了不少古希腊哲学家著作英译，真有发现新星球似的喜悦。大四那年，吴宓和叶公超合开翻译课，吴宓指导英译中，叶公超教中译英，他和许国璋的成绩是班上最优秀的。

但最让他终身感念的还是燕卜荪。1937年，31岁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荪在抗战烽火中来到清华外文系。那时正值学校内迁，他们在湖南的南岳山中上课，一本像样的外语书都没有，燕卜荪完全凭着记忆，用自己的手提打字机加上复写纸，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全文打了出来，每人一份。他还大段大段地给大家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他的打字机也继续“无中生有”地敲出赫胥黎的《论舒适》等文章。

王佐良觉得，燕卜荪有一种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劲头，而且他做这些事总是一声不响，一点不带戏剧性姿态。日后王佐良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总会想到这情景，就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时在南岳山中，他们常做彻夜谈，有时也喝一点酒，认真而又几乎放肆地品评作家作品，读诗、背诗、写诗。燕卜荪几乎是羞涩的，只有几杯酒下肚时，平素沉默寡言的他才滔滔不绝起来。

燕卜荪给他们带来了英国现代派诗这种新的风尚。他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眼界打开了，从现代主义里学到把事物看得深些、复杂些，而不再满足于“新月派”那种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浪漫主义。一个诗人群体成长起来。

这其中最醒目的当然是查良铮。在清华园里，王佐良就注意到有一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写雪莱式的浪漫派诗。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查良铮开始以“穆旦”为笔名写诗，诗风为之一变，并崭露头角。

和王佐良一样，穆旦1949年后也不写诗了。所不同的是，他“文革”后重又提笔写诗，而且更加深刻。王佐良认为，写于1976年12月的《冬》可以归入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王佐良说，穆旦的诗歌语言“是当代口语而去其芜杂，是平常白话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韵律的乐音”，含有一种深沉悲哀的成熟。朋友们都期待着他“文革”后新的诗歌年华，遗憾的是，他却于1977年2月过早离世。

虽然老同学凋零，离开母校也已多年，但王佐良心中始终保持着清华做学问的标准。他说，这个标准无人定出，而有赖无数师友“行胜于言”的榜样，就是卓越与为公。

一个时代结束了

身边的人都知道，王佐良是一个坏情绪很少外露的人。他从不谈“文革”时的遭遇，只醉心于“夕阳无限好”，不感慨“只是近黄昏”。

他享受着“黑色的文雅字体印在雪白的纸上”的读书之乐。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早饭后半小时留给最难懂的书，慢慢地读。读的过程中，他觉得有时像是突然明白了一点道理，更多时则是感到喜悦和安慰。

即便没有大段时间著书，他也会在每天清晨写上几百字，基本不间断。

胡文仲第一次听他说起伤感的话是在1992年周珏良去世之后。他说，从今之后没有人说话了。

杨国斌也清楚地感知到，那之后，王佐良仿佛一下子就老了。一次他说，最近不写文章，常想问题，什么是人生的快乐？

1994年，一直担任北外校级顾问的王佐良退休了。办公室腾空了，他的藏书被搬到他午休的小房间里。胡文仲去看他，看到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箱子，提议找人来把书整理好放到书架上。他说不用了，自己不会再用到这些书了。

1994年9月，老同学许国璋谢世。1995年1月，王佐良因病入院，数日后去世。

最后日子里，王佐良老觉得时间不够用，数次向身边人流露，担心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英国文学史》这一煌煌工程。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刚完成其中有关诗人蒲柏的部分。

他还编完了《中楼集》，写完了谈穆旦的文章。住院前，他把书桌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是沈昌文送来的一套三联出版的金庸全集，他还没来得及打开读。

他走后，同为外语界宗师的王宗炎说：斯人长往，斯文长存。学生王克非感慨，北外最负盛名的老一辈英语大家都走了，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老二公”都在1935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赶上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两年后又听到“七七事变”的第一声炮响，在烽火中流亡。

青年王佐良最爱的路，就是清华新斋外的路，转弯能看见西山，夕阳下呈金紫色，如屏风一般静静地拥抱着清华。许多年后，他终于迎来自己的学术黄金时代时，也会在北外驻足看西山落日。

这落日的辉光，如同清华图书馆宽大的书桌两端铜制高台灯那温情而宁静的灯光，早在他19岁那年，已投在了心上。